《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叁)释文校正

通过对《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叁)释文进行校勘,侧重校正原释文的文字误读,缺字的补充问题,使墓志释文更加准确,以便科学利用这批珍贵的出土文史新材料。     

汾阳出土唐代墓志校理

墓志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产物之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汾阳市出土的50方唐代墓志进行了系统校理,发现其中存在着文字误释、标点误施、注释疏误等不足之处,希望研究有助于汾阳唐代墓志的利用,以期对墓志等古代文献的校勘和整理有借鉴作用.     

从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北京的移民情况

墓志,属于碑刻文献的一种,且为其大宗,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讲,作为出土文献的墓志材料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本文即以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墓志为研究对象,尝试对明代的北京移民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元代墓志校读札记

墓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的宝贵语料。目前，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墓志在校点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选取元代墓志为例，通过比照拓片，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等方法，对其中的校点可商之处进行考辨，以还原墓志之原貌，促进墓志文献的研读。     

《全唐文补遗》（第九辑）斠补

碑刻材料数量多、内容涵盖范围广，是研究古代社会的宝贵材料。笔者近来研读《全唐文补遗》第九辑[1] (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对其文字进行斠补，以期裨益于唐代墓志等出土文献之整理。     

新见唐宇文寂墓志与西域史事

新见宇文寂墓志记述了唐朝经营安西的相关史事,并且提到了时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封常清。因而该墓志的出土,对于补遗传世史料,加深认识唐朝对安西的经营,以及"西域"概念的地域变化等都有积极的意义。宇文寂墓志的出土,也对我们重新认识唐玄宗对安禄山的态度,提供了新的材料。安禄山幕府的李史鱼,之前曾经担任安西节度使判官,"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在安禄山幕府的李史鱼,投奔高仙芝、封常清幕府。宇文寂墓志的记载,给予了我们新的认识,根据墓志来看,唐朝政府对于日渐坐大的安禄山势力并没有放松警惕。     

唐代吐谷浑慕容氏研究札记

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利用敦煌文献和墓志等出土材料极大地推进了吐谷浑史的研究。随着墓志的出土和对传世文献的梳理,琼山县主、慕容万、慕容仪等人物材料浮出水面。这些人物和吐谷浑慕容氏王室关系密切,为研究其王室世系和唐吐和亲方面提供了新的材料。     

新见武威粟特安氏家族唐《李弼墓志》考释

近年山西境内出土了为数不少的中古时期的墓志,不断推动着中古史研究的深入。最近,在山西长治附近(唐潞府上党太平原)又出土了《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子宾客上柱国建康县开国公李公(弼)墓志》一方,仅存志石,现收藏于河南洛阳龙门博物馆。这方墓志与武威的粟特安氏家族有关,且涉及泽潞方镇的诸多相关史实,因此具有一定文献价值,我们认为有刊布的必要,故撰此文,以飨学界同仁。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刘安人余氏墓志考议

刘福是明代前期重庆籍官员,因用兵之误,于弘治时被害于盘江之乱。有明一代官方史料对其事迹多语焉不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刘福之妻余氏墓志,为研究刘福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真实史料依据。同时,该墓志也为考察明初川东地区士人家族的崛起轨迹提供了鲜活的史料素材。     

《张崇训墓志》释文校补

《山东青州新出土隋张崇训墓志》一文公布了山东出土的一方墓志,对墓志内容作了初步研究,并公布拓片,附有释文,对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但该文部分释文有讹误,影响了对墓志铭文的有效利用。文章对照拓本图录,校补了释文中的讹误,以便这份出土材料得到更加科学的利用。     

唐墓志文献校释示例

作为重要出土文献的唐代墓志,在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并陆续出版的同时,其校录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暴露了出来。本文以校理《全唐文补遗》为例,参以《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就其疏误讹失的类型进行分析研究,以期有裨于出土文献特別是石刻文献的系统整理、研究和科学利用。     

重庆峡江地区鎏金铜器发展史研究

文章以重庆峡江地区近十年考古出土鎏金铜器为研究对象,在统计品类及数量的基础上,发现该地区鎏金铜器种类、分布以及流行时段有其特点,并具备自身的发展脉络。运用考古资料、文献资料,对峡江地区鎏金技术的产生、渊源以及该地区流行鎏金铜器的原因等进行了探讨。     

《张崇训墓志》释文校补

《山东青州新出土隋张崇训墓志》一文公布了山东出土的一方墓志，对墓志内容作了初步研究，并公布拓片，附有释文，对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但该文部分释文有讹误，影响了对墓志铭文的有效利用。文章对照拓本图录，校补了释文中的讹误，以便这份出土材料得到更加科学的利用。     

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

<廖有方墓志>是最近出土的唐代诗人墓志.这篇墓志提供了廖有方生平事迹的诸多信息,对于研究其名字与籍贯、科举与仕宦、婚姻与家庭、交游与经历等情况,具有重要价值.廖有方是交州人,墓志为了解与研究安南人物在唐代的进身出处、家族迁移等方面,也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奚族碑刻概说

现存的奚族碑刻共有7件，其中有唐代碑刻、墓志各1件，辽代碑刻1件、墓志2件，金代墓志2件。这些石刻史料是研究奚族的第一手的宝贵史料。本文对这些碑刻的出土情况、形制、内容、著录情况等略加说明，并阐述其史料价值。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

东晋南朝墓志处于我国古代墓志从产生到定型的关键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迄今为止,历代所见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共72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六朝历史、考古、文物、语言、文字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     

《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

<正>《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是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杨向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项目编号:12CZWB48)的结项成果,2018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墓志文献是继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文书、元明内阁大库之后的又一大宗史料,是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对以补史、正史、纠史为主流的出土墓志研究而言,《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的切入角度另辟蹊径,让人耳目一新。     

扬州出土元代黄金符统军总管彦弘墓志

1982年1月21日,扬州市城北公社新民生产队出土一方元世祖忽必烈手下的黄金符统军总管彦弘的墓志。这一墓志是扬州已出土的元代四块半墓志之一,上载彦弘为山西东平人。由于其形貌出众,作战勇敢,受到忽必烈的赏赐。     

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经济地理的几个问题

出土唐人墓志保留着唐代珍贵的经济地理信息。由于唐人仕宦空间跨越性大、调任频繁,其墓志中往往会记述生前多个任职地的地方社会信息,经济地理信息就是其中之一。就唐代南方社会而言,出土唐人墓志留下了较多的南方地区的经济资源、经济开发的记录,同时,也披露了经济领域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唐人墓志也在一定程度上记载了唐代北方地区的山地经济、都会城市的商品经济特点,此外,墓志还折射出了唐代北方社会经济下降、衰退的某些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