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墓志碑铭撰写中的政治因素——以北宋孔道辅为例

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和宋神宗统治期间,王安石与张宗益分别撰写了孔道辅的墓志铭和后碑。因二人撰写时间和所属政治派别不同,导致对同一人物生平的书写差异颇多。作为熙丰变法反对者的张宗益,在撰写孔道辅后碑时,详王安石之所略,略王安石之所详,且对王安石所撰孔道辅墓志铭大加否定,把相关文字当作发泄对王安石变法不满的手段,显示了墓志碑铭作为具有较强时代意义的"历史书写"内容,受政治环境、政治立场的影响较大。通过孔道辅的个案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墓志碑铭的撰写方式和特色,对客观认识作为文献资料的墓志碑铭也大有裨益。     

曾巩与王安石

曾巩早年在东京与王安石定交后,友情融洽,书信往还,文章具在。但自熙宁二年,王安石为神宗所重用,历行新法之后,这一对挚友便明显地疏远起来。“始合终暌”,原因何在?究竟是曾巩反对新法还是别有缘故?征诸史书,了无记载。本文就此微妙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行家斧正。     

《张崇训墓志》释文校补

《山东青州新出土隋张崇训墓志》一文公布了山东出土的一方墓志,对墓志内容作了初步研究,并公布拓片,附有释文,对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但该文部分释文有讹误,影响了对墓志铭文的有效利用。文章对照拓本图录,校补了释文中的讹误,以便这份出土材料得到更加科学的利用。     

《张崇训墓志》释文校补

《山东青州新出土隋张崇训墓志》一文公布了山东出土的一方墓志，对墓志内容作了初步研究，并公布拓片，附有释文，对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但该文部分释文有讹误，影响了对墓志铭文的有效利用。文章对照拓本图录，校补了释文中的讹误，以便这份出土材料得到更加科学的利用。     

韦氏墓志校补《元和姓纂》几则——兼与张蕴先生商榷

根据对已出土和整理出版的郿城公房本房支部分成员墓志的研究,考以正史,可以发现郿城公房房祖韦范与阆公房成员韦范为不同的两个人、岳子和景骏应为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韦聿和韦皋的父亲为韦贲等史实,并可据以对《元和姓纂.郿城公房》作进一步的校补。     

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

曾巩是一位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作家。庆历元年他始识欧阳修时,欧便“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次年曾巩落第南归,欧作,《送曾巩秀才序》说:“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惋惜抱屈之情,溢于言表。他并认为,“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他曝书得王安石《许氏世谱》,忘其谁作,说“介甫不解做得恁地,巩是曾子固所作。”(《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引)无独有偶,在知贡举时,他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东英寿教授新见欧阳修散佚书简解读

日本学者东英寿教授新发现欧阳修散佚书简96篇,深为中日两国学界所关注。其重要价值在于提供了不少欧与友朋等交往的宝贵资料。已见致吕公著书简仅有5篇,而新见的多达31篇,其中记有嘉祐二年贡举所取士子的情况及对苏洵文的评价;致苏洵书简展示了与北宋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创作争议,即欧为范仲淹作神道碑铭,其中叙庆历党争之后范与吕夷简释憾一节,刻石时遭范氏子弟削去,欧对此极为不满,强调当以原作为准;致曾巩书简中"天下文章,久不到此矣"的赞叹,洋溢着欧为王安石、曾巩等后学成就不凡而极度欣喜与竭力揄扬的满腔热情;致范仲淹书简论孙甫为尹洙作行状事,披露了欧与范仲淹、韩琦等致力于庆历革新的友人关系亲密而又直言不讳的相处之道;与长子欧阳发的书简,尽显父子、祖孙间的亲情及家庭生活方方面面细节。     

论曾巩的影响与评价

作为一位有成就的古文大家,曾巩对北宋和明清文坛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文学思想和艺术风格,曾使他拥有过不少的崇拜者;而其浓厚的儒学气味,也曾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被一些人当作精华而加以颂扬和称许。“五四”之后,曾巩不太被人重视。九百年来,曾巩的形象时显时隐,本文拟就不同时代的评价作一梳理,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曾巩的影响与评价这一问题。     

司马迁与欧阳修传世观论评

针对司马迁及欧阳修在显身扬名、垂传不朽传世观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以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墓志碑铭散文为中心,结合历史时期其他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评。研究认为,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传承了父亲的理想与夙愿,有着光大家族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信奉并推崇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并具备为自己及他人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主要通过《史记》纪史传人,欧阳修则撰写了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仁人志士的墓志碑铭佳作及《新五代史》,二人各以其创作实践了不朽的传世观;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以求实取信为原则前提,采用纪大略小、突显主旨的创作方法以保障文章传世不朽价值的实现,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实录精神,而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     

感慨发奇节涵养出正声--曾巩、王安石、陆游寺观记探微

记体文在宋代获得较大发展,数量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更具文学散文的色彩.曾巩、王安石、陆游为后人留下百余篇记,其中寺观记约占四分之一.三家的寺观记体现了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曾巩、王安石均有排斥佛老的倾向,但王安石远不如曾巩态度鲜明,且有以佛语作记的现象.陆游之记则不纠缠于经义,多具现实特色.就艺术风格而言,三家寺观记也各具特色.     

唐墓志文献校释示例

作为重要出土文献的唐代墓志,在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并陆续出版的同时,其校录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暴露了出来。本文以校理《全唐文补遗》为例,参以《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就其疏误讹失的类型进行分析研究,以期有裨于出土文献特別是石刻文献的系统整理、研究和科学利用。     

《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

<正>《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是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杨向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项目编号:12CZWB48)的结项成果,2018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墓志文献是继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文书、元明内阁大库之后的又一大宗史料,是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对以补史、正史、纠史为主流的出土墓志研究而言,《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的切入角度另辟蹊径,让人耳目一新。     

汾阳出土唐代墓志校理

墓志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产物之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汾阳市出土的50方唐代墓志进行了系统校理,发现其中存在着文字误释、标点误施、注释疏误等不足之处,希望研究有助于汾阳唐代墓志的利用,以期对墓志等古代文献的校勘和整理有借鉴作用.     

“古文运动”与“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文选》前言

在中国汉语文学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古文运动”。一次在中唐,以韩愈、柳宗元为首领;一次在北宋,以欧阳修为主盟。韩柳之后,李翱、皇甫湜等人,写作成绩,不能和韩柳相颉颃;欧阳之后,曾巩、王安石、苏洵、轼、辙父子,写作成绩虽亦有广狭高下之分,然尚足为欧阳之羽翼。到了明人,便以两代八人并称,是为“唐宋八大家”。最早把他们的文章合为一集的朱右,但那个本子早已佚失;其后便有茅坤的《唐宋八大家集》,     

井真成墓志铭释读再探

自唐代来华的日本人井真成的墓志铭正式发布之后,中日专家学者对此倍加关注。由于墓志的记载极为简单,且日本文献中未有相关记载,目前对墓主井真成的身世及留学生涯的论争非常激烈。但管见所及,学界对最基本的墓志铭的理解、释读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墓志残缺之处的填补文字。对墓志铭再次进行了解读,尤其注重对其中所用典故的梳理以及残缺处填补文字的查证,认为该碑缺损文字为“衔”、“而”、“壑”、“哀”、“给”、“东”、“客”、“命”等的可能性较大。     

李清照里籍考证中的新问题--兼与徐北文先生商榷

李清照的籍贯,明清以来是“济南人”、“章丘人”两说并存。上世纪8 0年代所发现的一些金石资料,形成了“李清照里籍章丘说”的基础。而最近山东曲阜孔林李格非题石文献的发现,使李清照“济南人”说重新引起关注,甚至被有关方面称为“李清照研究的重大突破”。但通过清人汪珂玉的经眼书法文献《珊瑚纲》和新近出土的《贺仪墓志》及对于元好问《济南行记》等资料的重新解读可知,李清照只能是山东章丘人。     

王安石在鄞县的事迹考略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是我国北宋时代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学者,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在二十岁以前,曾跟随父亲王益宦游过今天的江西、江苏、广东、河南等省许多州县,对官场现状与风土民情有所了解,早具“矫世变俗之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二十二岁登进士第,从这年直到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四十九岁时提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以前,他先后担任过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皇帝秘书)等职,在同僚中声誉卓著.仁宗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中提出了一整套革新政治、改革教育、开源理财的主张.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见他,     

从《新中国出土墓志》看《汉语大词典》之微瑕

出土文献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以《新中国出土墓志》为例,其所贮存的一些语料在训诂学、辞书学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之对照《汉语大词典》,便可发现其在词目、释义和书证等方面还存在着小小的疏失。因此,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及其最新研究成果,对于《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都不无裨益。     

未见于史籍的唐代西南地区两次民族起事

出土的唐代《宋祯墓志》和《高足酉墓志》中,记载了西南地区未见于史籍的两次民族起事.两位墓志主人均参与对起事的平息过程.根据文献资料,第一次民族起事当为僚人所为,第二次当为“万州蛮”所为.由于史料缺乏,更详尽的史料还有待发掘.至于起事原因,主要还是与中央王朝的弊政有关.     

扬州发现反映刘六、刘七起义的两付墓志

最近,扬州发现了反映明代刘六、刘七农民起火的两付墓志。墓志均为石质,篆书盖、楷书志。其中一付是“大明盛德卿妻肖孺人”墓志,长63公分、宽60公分。志铭由“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山东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嘉靖惟扬志》编纂者盛仪所撰,肖孺人为盛仪之弟媳。其墓志盖与志铭均由肖孺人之夫、盛仪之弟盛德卿所书。另一付是“明故明威将军扬州卫指挥佥事缝庵乔公”墓志,长7O公分、宽72公分。由“钦差守备南京掌南京中都督府事镇远侯广陵顾寰篆盖”,由“赐进士出身大中大夫太仆寺卿郡人盛仪书丹”,由“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户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都叶相撰文”。乔公墓于“文化大革命”中清理,尸体为木乃伊,现藏上海自然博物馆。从明盛德卿妻肖孺人墓志记载,可以得知肖懦人锦绣,扬州人,于明弘治戊午(1498)生,“出自富室”,死于明正德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