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清末民初世情小说作家的文化心理转型

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是一个复杂的流派,在它娱乐消遣文学观的总体背景下,兴起了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世情小说派.他们与鸳鸯蝴蝶派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学主张,具有朦胧的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启蒙意识.在这个作家队伍内部,也走出了具有启蒙思想的觉醒者.在时代主潮面前,世情小说作家改变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化心理也出现了转型,开始了近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     

鸳鸯蝴蝶派研究述略

鸳鸯蝴蝶派又称“礼拜六派” ,是一个发端于清末民初、鼎盛于袁世凯称帝前后、影响较大的通俗文学流派。关于这个流派的名称 ,鲁迅曾指出 :“这时新的才子 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 ,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 ,和才子相悦相恋 ,分拆不开 ,柳阴花下 ,像一对蝴蝶 ,一双鸳鸯一样……”到了《眉语》月刊 (1914一 1916 )“出现的时候 ,是这鸳鸯蝴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① 在这里 ,鲁迅点出了鸳鸯蝴蝶派 (以下简称“鸳蝴派”)名称的起因。茅盾也表达过相似的看法 :“我以为在‘五四’以前 ,‘鸳鸯蝴蝶’这名称对这一派人是适用的。 (何以称之为‘鸳鸯…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西方文学

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上半叶流行于旧中国的一个都市文学流派.它起源于清末民初,从辛亥革命到“五四”间的近10年,是它的“全盛时期”.“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壮大,鸳鸯蝴蝶派逐渐走向衰落.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流派便完全从文坛上消失了.鸳蝴派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比其他体裁作品略胜一筹.其小说内容极为驳杂,大致可分为言情、社会、武侠、神怪、侦探、军事、历史、黑幕、宫闱、娼门、滑稽、民间等类别.其中言情小说最为重要.民国初年,鸳蝴派小说的内容基本上集中于此.20年代以后,言情小说仍占据主要位置.本文便试图探讨一下早期鸳蝴派(偶尔也兼及非鸳蝴派)言情小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因为这一问题至今还少有人讨论.而要研究鸳蝴派的兴起,似乎又不能回避这方面的问题.     

知识者的自我言说——重读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

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大都以悲剧告终,其原因涉及人物命运、性格及社会根源,多方面展现了社会转型期情爱世界的悲情波澜。小说无论是对封建家长制的批判,还是对情理冲突的揭示,抑或对不可知的命运的无奈,都有知识者对情的自我言说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不是通俗小说而是五四"灵的文学"的先导。     

新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

清末,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力倡“小说界革命”,遗憾的是少有成功的实践;继而盛行的“谴责小说”,着力暴露官场的腐败和世态的丑恶,但未切中封建制度的本质和要害;而泛滥民国初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则已堕入末流。无论是“谴责”小说,还是“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都与现代小说有相当距离。一九一七年,陈衡哲在胡适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了处女作《一日》,其思想和技巧已初具现代小说雏形,可谓用现代白话创作短篇小说的最早尝试。胡适在陈衡哲短篇集《小雨点·序》中写道:“当我们还在讨论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指陈衡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章了。《一日》便是文学     

比较电影学视野下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传播——以中国与日本电影比较为例

中、日电影同处东方文化语境,有着相似的民族化立场,但起源与发展路径存在重要差异.中国电影发展的独特性在于"文人深度参与".鸳鸯蝴蝶派文人通过观影、评影、编剧等行为把文艺传统融入中国电影事业,既对中国早期电影叙事实行本土特色的现代改造,又对西方电影理论进入起到屏蔽作用,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影戏"理论.鸳鸯蝴蝶派文人还在中日电影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扩大了中国电影在亚洲电影圈的影响,也使得中国早期电影确立了珍贵的世界眼光.     

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十七年期间的鸳鸯蝴蝶派作家

1949年革命胜利后不但鸳鸯蝴蝶派作品以各种形式长时间"残存",而且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多数仍以笔耕为业。虽然成绩未必可以高评,但作为一个曾经风云际会的文人群体,鸳蝴派在建国后十七年间仍然存在。其"流风余韵"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才彻底消失。自新文学运动肇兴以来,鸳鸯蝴蝶派文学始终受到五四知识分子的贬抑与排斥。1949年后机关报政权通过新组织制度、出版制度发动了对鸳鸯蝴蝶派的打击,平、津两地鸳蝴作家受损严重。1952～1955年,鸳蝴作家沉寂无言,一片凋零。1956年毛泽东发动整风,鼓励知识分子"鸣"放"。鸳蝴文人处境得到披露并获明显改善。不过,这种复苏毕竟来得太迟,新的鸳蝴创作已只能充作文坛点缀。     

从“趣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谈张恨水言情悲剧小说的转变

张恨水在解放前几乎是一个妇孺皆知的通俗小说家。他创作了大量言情小说。这使他被公认为鸳鸯蝴蝶派作家。香港的一些评论甚至认为他是后期鸳鸯蝴蝶派最主要的代表。然而,奇怪的是,解放以来,尽管对鸳鸯蝴蝶派已经有了定论,张恨水的作品却仍旧屡有再版,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戏剧、评弹,至今还在上演,受到观众的好评。这种     

商业运作与社会介入：论近代教育小说创作的内在张力——以《教育杂志》为视点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作随着经济运行、社会政治及个人命运变动呈现出独特的“社会式”书写。《教育杂志》作为近代最富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在商务印书馆的运作下，于创刊初期凭包天笑的商业化教育小说站稳脚跟。包氏教育小说火爆一时，鸳鸯蝴蝶派诸人随后加入，声势浩大，后却因其商业化运作与陈旧思想陷入低谷。五四以后，“新文学”进入教育小说及其市场。此时，鸳蝴派观察到市场动向，将创作思路向“新文学”靠拢，谋求转型。文学研究会则入主《教育杂志》，锐意革新风气，在“儿童文学运动”中创作强调社会责任感的现实主义教育小说，并在五卅运动后向左翼文学发展，引领了“后五四”时代的教育小说潮流。这一进程有着极丰富的历史意涵。     

小说劝惩论与明末拟话本小说

中国早期的小说主要是用来补正史之阙和崇艳猎奇的,从唐传奇开始,小说的劝戒功能开始被重视。明代中叶以后,小说理论家与小说作家为了抬高小说的地位,有意识地加强了小说的劝惩功能,在他们看来,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劝惩功能要超越其他一切文化形态。明末的拟话本小说深受小说劝惩论的影响,因此也生发出一些独特的文学特质。     

中国文言小说的创作理论

中国文言小说的创作理论主要包括：题材采录与文言小说发生;连缀编次与＂公余＂创作心态;＂摭实＂表征与虚构本质。＂采录＂的观念反映出中国文言小说早期发生的＂原初＂形态;而＂连缀＂的主创方式,正好适合了文人＂休闲＂的生活状态及＂公余＂的写作心态,培养了文人＂不朽＂价值观念以外的另一种＂立言＂的方式,是对＂原道＂＂、征圣＂及＂文章经国＂创作方式的突破＂：摭实＂表征下的诸多虚构手法,既是文人出于＂征信＂而自我约束的文化心理,又通过虚构对＂摭实＂进行反正,提升了文言小说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     

余华小说人物死亡现象解读

本论文通过对余华长篇小说人物死亡的悲剧现象的解读,去挖掘这些死亡现象背后所蕴合的社会形态以及人们的生存状态、道德价值观、人性意识等,从而探讨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深层次叩问。     

韩寒小说中的主要修辞格研究

“80后”文学现象被现今社会的各界人士所关注,其主要代表人物——韩寒更是如此。韩寒的语言表达风格迥异,在众多的“80后”作家中独树一帜。通过对韩寒小说文本的详细解读,从具体的语言实例入手,对其作品中所体现的主要修辞格进行全面解析,从而使读者能更好地解读其作品语言风格中所体现出来的突出特点与鲜明特色。     

20世纪美国的流派小说回顾

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社会,促使美国小说横向发展,形成了多种艺术风格的流派小说,早年的现实主义传统似乎要被逼出文坛了。但是,众多写作态度严肃而又卓有成效的小说家并没有放弃现实主义。实际上,他们的绝大多数作品也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个原则创造出来的。流派的众多,题材的丰富,艺术形式的五花八门,使美国小说的创作形成了空前热烈的局面。     

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党会编》的误评误导

民国武侠小说绝大多数粗制滥造、品位不高,它的泛滥成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严重教训。《武侠党会编》一书的编者推崇民国武侠小说是对中国新文学读者的一种误导。今天,我们理当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总结这一教训,对《武侠党会编》对民国武侠小说的误评误导作出理论上的批评和矫正,以开拓中国文学的新境界。     

论宋代话本小说与诗词的互动关系

在宋代,诗词与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的关系比较密切,这是有宋一代的时代文化风尚,话本小说娱乐功能的选择,诗词本身的怡情娱乐功能等原因共同合力的结果。诗词与话本小说相结合的文学功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小说通过引用诗词,提高了其文体的表现力,使小说更好地适应着社会实用的目的;另一方面,诗词因为小说的表现需要而突破了其功能与题材的限制,使诗词的取材视野深入到广袤的社会生活中去,吸收了世俗文化的营养,而变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     

民初艳情尺牍与写情小说

民国初年各类书信尺牍的出版一度高涨,而其中的艳情尺牍因其骈四俪六的绮艳文风尤为一时风尚,特别是以徐枕亚等人为代表的旧派小说家陆续发表的一些"创作型"、"代言体"书牍,在一笔操办往复书信的过程中,竟使其具有了小说的情节和架构,具有了类似于《玉梨魂》一派写情小说的特点。然而到底是此类艳情尺牍的创作和出版催生了《玉梨魂》一类兼具书信体特点的小说的出现,还是民初《玉梨魂》等写情小说的流行刺激了艳情尺牍的出版和流行呢?笔者通过比较明清以来言情小说的基本情况,认为尺牍在小说中的运用一直存在,民初艳情尺牍的出版和风行应该是源自于写情小说的影响。     

留都南京对明代神魔小说流派形成的开端意义

明代后期留都南京特殊的思想和文化氛围为神魔小说经典作品《西游记》、《西洋记》等提供了编撰和刊刻机遇。具体而言,留都上层文化名流对通俗小说题材、思想和艺术价值的高要求及崇信神仙灵怪的文化心理是神魔小说刊刻的市场基础;科举失意的雇用文人是优秀神魔小说的创作主体;三教合一思想盛行是神魔小说集中产生的思想背景。南京书坊主结合南京文化优势在全国首次刊刻多部神魔小说,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各地书坊创作和刊刻神魔小说的热潮。因此,从文学渊源论,留都南京在明代神魔小说创作、传播以及流派形成史上具有开端意义。     

萧红小说中的民间风景

从自身生命的历程中,萧红在心理上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民间情结,由此决定了作家在创作中对下层社会的关注与向民间立场的转移。萧红作品中注重表现民间潜在的生命力、坚韧的生存意志以及民间原始情义的博大和仁慈。风俗民情的渲染和儿童视角的运用使民间风景得到了更充分地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