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问题商兑

在今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台湾文学史》下卷中，关于现实主义有这样一段话：80年代台湾小说的艺术发展，显然打破了70年代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色调单一的创作格局。究其原因，除了艺术发展的内部原因外，更主要的，乃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已难适应反映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的需要，或者说，变化了的现实呼唤着新的艺术表现方式。①据该书编者自认，他们的上述观点直接脱胎于台湾著名评论家施淑女士的以下论断：以反映现实自居的现实主义，在反映当前台湾社会现状时[遇到了]潜在困难……暴露了现实主义所谓自然的、正常的、而事实上不过是习惯…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周作人“文化救国论”新评

周作人制造、发明的"文化救国论"其"中心思想",即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同义语。周作人"文化救国论"的几个理论支柱:诬蔑气节,大反气节;炮制政治、文化二元论,人为地把政治、文化对立起来;所谓"不为国民政府守节"、"文化救国论"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嘲弄。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兼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当代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研究的3部专著都涵盖了台港澳地区的现代文学史论著,表现了中华文学大一统的气概,但3部专著都撇开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作为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专著奠定了新的、更完备、更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绝不能闭口不谈夏氏《小说史》。只有将夏著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才真正称得上走向成熟。     

评台湾女作家赵淑敏的小说艺术

评台湾女作家赵淑敏的小说艺术袁良骏赵淑敏女士是台湾著名的学者、教授，她的《中国海关史》、《吴稚晖传》等深受学界重视。十分难得的是，三十余年来，她在授课、研究之余，始终不渝地坚持小说、散文创作，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她的小说创作，尤其开辟了“教授小说”的...     

鲁迅研究的新突破——读《比较视野中的鲁迅文艺思想》

鲁迅研究的新突破———读《比较视野中的鲁迅文艺思想》Ｏ袁良骏张直心同志是我八十年代末期才结识的一位青年学者，我们仅有的一次晤面则是在１９９２年的成都鲁迅研讨会上。但是，他陆续刊发（或被转载）于《鲁迅研究月刊》、《新华文摘》、《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刊物...     

新旧文学的交替和香港新小说的萌芽

新旧文学的交替和香港新小说的萌芽袁良骏关于香港新小说的萌芽时间，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在１９２８年前后，本文提出了新见解，认为应该是１９２４年７月１日，其标志是《英华青年》的重新创刊。本文在探讨香港新小说的萌芽时，对香港的政治、文化环境做了考察，对香港...     

“融傅统于现代”——论白先勇小说的现代特色

<正> 白先勇小说的现代特色,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论述:1)模仿尝试阶段;2)熟练运用阶段;3)创造发挥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笔者在分析他的早期作品时已经谈过,现在要谈的是二、三两个阶段.所谓第二阶段,也就是写作《纽约客》中的《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日》、《谪仙记》等篇以及《香港——一九六○》的一段时期,大约两年光景,可以看作白先勇创作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期.而第三阶段,不言而喻,也就是写作《台北人》及其以后的创作时期.同第一阶段一样,白先勇第二阶段的创作也是以现代特色为基调的.不同的是,已经蜕去了模仿的痕迹,现代手法的运用比较自然、比较熟     

鹰之歌: 黄国彬散文艺术漫笔

鹰之歌：黄国彬散文艺术漫笔袁良骏一在香港作家黄国彬的获奖散文集《琥珀光》①中，有一篇脍炙人口的《吐露港的老鹰》。此作不仅展露了作家的艺术功力、才华，也为他的全部散文奠定了整体的艺术风格：如老鹰一般，“凌云健笔意纵横”。吐露港的老鹰在逆流和晚风中自由地...     

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论辩

《孽子》是白先勇至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据作家自己说,这本书写得很吃力,从1971年写起,时断时续整整写了十年,写得他“心力交瘁,命也短了几年”。从《孽子》先在复刊后的《现代文学》、后在其他报刊连载发表开始,对它的褒贬毁誉就沸沸扬扬,没有断过,一直延续到今天。从选材、主题、情节、结构、艺术水准到语言运用,几乎它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参差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分析与评价。这与当年对《台北人》的交口称赞形成了鲜明对照。1986年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孽子》的大陆版,对它的褒贬毁誉自然也就不同程度地延伸到了大陆学术界。如何看待这些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有什么积极意义?这很值得人们认真玩味与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