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与不平等再生产——基于CGSS2011的数据分析

依据CGSS2011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再生产,研究发现:性别、户籍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家庭背景等因素来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拥有党员父亲和高教育程度的父亲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要削弱代际传递效应对个人的影响、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需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中国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

代际社会流动率是衡量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教育在现代社会的代际流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简称"扩招")通常被认为可增加农村地区或社会下层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强代际社会流动,从而促进社会的机会平等。但是,本文通过对全国综合调查(CGSS)数据的综合分析,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后代际间社会流动尤其是农村以及处于社会下层子弟的向上流动并未发生明显改善。高校扩招后的社会绝对流动率有所上升,但相对流动率仍保持不变。这表明,高校扩招虽然促进了整体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但并未有效提升代际间社会流动。换言之,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阶层地位获得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影响。     

扩大中间阶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中间阶层实质上是一个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等各方面介于上层精英阶层和下层大众阶层之间的、具有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阶层和群体的集合.扩大中间阶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通过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鼓励创业,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等方式壮大我国的中间阶层对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作用.     

民国福建社会“代际流动”研究——以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群体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民国福建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群体进行典型性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获奖学生父辈或在他们青少年时已去世,或是失业,或是从事低声望的职业,即都属于社会底层人士。而获奖学生从事的职业或是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或是属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即都属于社会的中上阶层。换言之,民国福建社会存在剧烈的"代际流动"。政府设立大学奖学金则在获奖学生向社会上层流动中扮演关键角色,获奖学生通过海外留学成功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其次教会中学设立奖学金为获奖学生向社会上层流动提供平台,即基督教会对民国福建社会"代际流动"起推动作用。     

从结构性流动到非结构性流动--以上海研究为例

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各阶层之间的开放、教育的普及为社会成员的流动提供了方便、有利的条件,但是机会结构在不同群体中仍然存在着差异,他们在实现自身社会地位流动的过程中,自致因素固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家庭地位的先赋因素仍然具有"助推器"的作用,并在市场的竞争中,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     

中国社会分层背景下的教育功能变化

当前教育功能从原有的促进循环到了引发阶层身份复制。教育功能的变化是中国社会阶层化和社会结构趋于断裂的结果。现阶段中国阶层分化日渐清晰、总体性精英阶层已经形成,教育不公和精致编码的运用增进了阶层之间的“屏蔽”,同时由于目前社会流动标准转向文化资本的多寡,上位阶层因此将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纷纷投入教育领域,弱势阶层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阻滞下层子弟向上流动。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教育将成为阶层身份复制的场所。     

民国大学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流动研究——以清华大学为例的考察

借助完整的档案资料,本文从职业、收入、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和教育层次等多层面入手,系统展示了民国清华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状况. 研究表明,民国大学不同职业群体间的生活水平差异显著,形成了阶层分化严重的职业与社会阶层体系. 作为新式职业群体,大学从业者的职业获得以教育获得程度为基础,近代西方化的教育对此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无基础教育、有无高等教育和有无留学教育直接决定了从业个体的生活水平和阶层地位. 民国社会过高的教育门槛使得这种以教育获得为凭借的阶层间流动变得异常困难,甚至停滞,整个社会处在"断裂"的危机中.     

市场化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收入流动反映长期收入差距变迁,代际收入流动更是关乎普通民众阶层跃迁,这是关系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以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和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为基础,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期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下降幅度约14%~21%;截面数据研究表明,全国层面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6~0.69,流动性较低,子代收入水平与父代收入水平高度相关。（2）市场化程度对代际收入流动有显著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区域差异非常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强,阶层固化现象越弱。（3）机制讨论初步表明,市场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活跃市场主体增加就业流动性等渠道提高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我国跨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阶层流动等重要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动态演化

运用收入转换矩阵和惯性率指标,文章对1989～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动态演化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转轨时期,我国居民收入的相对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部分居民的经济地位存在改善机会。收入流动整体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位置呈现固化趋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地位比较脆弱;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总体状况优于城市,农村的顶层缺乏流动,而城市的顶层和底层都较缺乏流动。改革现有分配制度,打破高收入群体的固化状态、以教育投资促进低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地位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应是我国未来社会政策的主要方向。     

中国居民收入代际流动性测度——“二代”现象经济分析

近年来“二代”现象广受热议。收入的代际流动问题,实质是经济资源或经济地位的代际传承问题。作为社会收入代际流动程度的衡量指标,收入代际流动系数的正确测度是该领域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针对现有文献的不足,通过构建一个合理的IV估计量分析框架,得到了代际流动系数的一致估计;并基于CHNS的调查数据测度了中国居民收入的代际流动系数,估计值为0.830,位于包含参数β真值的估计区间［0.615, 1.280］中。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认为：中国目前仍是一个收入代际流动性较低的社会,父辈收入水平对子辈的收入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中国要改善经济不平等的状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海南黎族社会流动状况的初步考察

对245户黎族家庭的调查结果表明,受访家庭户主的社会流动率较低,向上流动渠道不畅,社会封闭现象严重,部分受访者的社会阶层不升反降.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所处社会阶层越高、越稳定,流动的比例也越低.受访群体的代际流动渠道狭窄,上升渠道单一,从事商业服务业几乎是农家子弟的惟一上升途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户主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父辈相比并没有明显的提高.     

高等教育：从促进个人流动到促进社会发展

高等教育具有社会化和选择性的双重功能。高等教育调节与制约着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为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高等教育,个人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形成新的社会分层。在当代社会,中间阶层的形成与高等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高等教育通过它的筛选机制,使社会成员的分层合理化,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本文从促进个人流动到促进社会发展探讨了高等教育的功能。     

人力资本的获得与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一种立足于制度视角的分析

从人力资本配置制度角度分析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流动问题。在城市，农村流动人口之所以不能有效地通过职业转换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行的人力配置制度已经为农村流动设定了不平等的社会流动机会，从而进一步影响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这里从教育体制、培训制度、单位制的人事制度以及生产体制等方面分析了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获得与他们的社会流动的关系。结论是，仅仅改变户口制度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系统地改革人力资本配置制度；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阶层认同、地位变化和机会公平意识

机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的分析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认同越低的群体对当前社会机会公平的认同感越低;向上的社会流动能有效提升其对社会公平的认可,而其效应主要体现在主观社会阶层认同较低的群体上。在机会公平开放和程序公正的基础上推动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是塑造健康平和的社会心态的关键因素。     

社会流动视角下的农民继续教育研究

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由于农民一次教育的缺失,使他们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对农民实施继续教育是改变这种状况的途径之一。本文首先探讨了继续教育的内涵,然后分析了继续教育与农民流动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建立农民继续教育体系的具体对策。     

基于教育社会分层视角的农村学生社会流动 与教育选择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剧,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与农村学生的社会流动日益受到人们关注.当前,农村学生在社会流动与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以城市教育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及重点学校制度的行政约束、高等教育分层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对文凭筛选功能的影响、高考和就业场域潜规则的干预和农村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制约,教育所铺架的向上流动的阶梯出现了明显的短路,农村学生不管在高等教育数量获得还是高等教育质量获得方面,均处于相对劣势;农村大学生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阶层地位仍然较低,非正规就业居多、职业地位低、收入低、被限制在边缘行业,结果导致部分农村学生弃考和辍学.     

海南黎族社会阶层分布及社会流动状况调查

对500户黎族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海南黎族的社会阶层分布呈明显的倒丁字形结构。尽管绝大多数受访者对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收入不满，但仅有12．8％的人有流动经历。黎族的代内流动以低阶层间流动为主，所处社会阶层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流动率越低。其中上升流动率仅为29．7％，半数以上为下降流动。黎族的代际流动渠道严重不畅，主要原因在于子辈中接受高中以上教育者比例与父辈相比不升反降。提高黎族的受教育水平，改善就业环境，增强其不断流动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和进取心，是提高黎族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科举流动”争议中的标准和条件问题

科举考试制度多大程度上促进社会流动,研究者争议不断,形成“流动派”、“非流动派”和“中间派”三种科举流动观点.二元社会分层思维和流动参照点选择差异是造成各方分歧的关键,这是科举流动标准设定问题,也是科举流动条件辨析的问题.从“分层流动”视角考察,科举流动是一个代际渐进的过程,教育是科举流动的根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