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与公平感——基于CSS2019的实证分析

以往研究大多发现公平感来自于社会地位或社会比较。与此不同,本文认为人们对于不平等的理解塑造了公平感,互联网可以改变使用者对于不平等的归因进而影响其公平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CSS2019)的数据分析,发现人们的公平感并不完全由客观不平等状况决定。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归因方式同样塑造着个人的公平感。相对于不上网的群体,使用互联网的人公平感更低,一方面因为互联网上负面信息更多,让使用者产生不公平的感觉;另一方面互联网使个人更倾向于对社会成就做外向归因。对于上网群体内部而言,使用互联网进行娱乐、工作学习无法提升公平感,但如果把网络作为信息获取的渠道则会降低公平感,大多数人上网都是为了娱乐与获取信息。     

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与不平等再生产——基于CGSS2011的数据分析

依据CGSS2011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再生产,研究发现:性别、户籍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家庭背景等因素来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拥有党员父亲和高教育程度的父亲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要削弱代际传递效应对个人的影响、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需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

幸福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如何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更幸福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高,且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需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限制用人单位的加班时间,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性别、健康、住房、外出务工时间、相对收入、不确定性防范、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     

“失独”问题的社会学解读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中国避免了严重的人口危机,但也带来了独生子女家庭的不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失独"问题。一胎政策、当今社会的高风险性、不合理的家庭教养方式、"失独"老人社会保障的缺失等原因使得"失独"问题日益严重。这一社会问题的缓解,需要国家在宏观方面调整生育政策、完善社会保障措施,也需要独生子女家庭改变家庭教养模式提高独生子女的抗压能力,另外还离不开"失独"老人之间的互助。     

转型期人口流动与信任变迁（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2015以及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混合线性回归等方法探讨2005至2015年间人口流动对于中国人信任结构的重塑,以及户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可以发现:社会转型期的人口流动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模式,促进了信任结构的变迁,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这一变迁在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中有不同的表现.相对于2005年,2015年常住人口的一般信任在上升,特殊信任则不断下降,而流动人口的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在此期间都呈不断下降趋势.前人关于现代化促进信任结构变迁的理论忽略了户籍制度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