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方言:"精清从"组字的声母表现及其推论

从音韵学角度分析吉安方言语音,其中有许多古音遗迹.本文拟选古"精清从"三组字来考核吉安方言语音的声母表现,并且与今音一一对应比较,从而分析音韵学关于上古声母的重要论断在吉安方言中的体现和差异,进而探究"精清从"三组字声母的演变轨迹.     

从笔记看古人对例外音变的探索

语音的演变是有规律的，但在规律之外总有一些零碎的例外。这些例外音变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难点。古人在笔记中已涉及到例外音变的诸多因素，如语流音变、同义换读、字形的影响、避忌心理、方言的影响、反切的讹误等，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例外音变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与宋代四川方音

本文通过对史炤反切与《广韵》、胡三省音切异同的比较研究，讨论了宋代四川方言语音演变的四个方面浊上变去、浊音清化、平上作去、韵尾混并。这些音变现象反映了宋代四川方音在历时演变过程中的一些特征，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四川方言语音的演变与共同语语音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但同时也具有自己独特之处。     

蒙城方言中的例外字音

语音演变规律虽具有严整性,但例外字音却不可避免,亦不容忽视。以《方言调查字表》为准,从语音的历史积淀、声符类推、语流音变等方面探讨蒙城方言例外字音成因,可以进一步考察蒙城方言的语音面貌,进而较为全面地认识理解其发展演变规律。     

中国音韵学究研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在西南师大举行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四次讨论会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全国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77人.西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长楷和校长钟章成出席会议并表示热烈祝贺.这次年会学术讨论的主题是“音韵与方言”,共收到论文75篇.代表们从各个角度对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学进行了探讨,有的论文从理论上阐发了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意义和方法;部分论文利用现代汉语方言材料重建构拟古音,总结历史音变规律;还有的文章用汉语音韵学的理论分析现代汉语方言的形成,揭示方言间的语音对应规律;有的论文利用古代文献资料,勾画古代方言的面貌,探讨汉语语音史发展的脉络;有的研究者利用日语汉音、朝鲜汉音等域外方音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系统,以补文献资料     

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俺"的来源

宋元时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我”(古音[ηa])经历了复杂的音变过程:“我”字韵头η-脱略,同时由于受阿尔泰语领属格辅音词尾-n的影响,“我”在领属格的位置上又发生了鼻音音变,即“我”音发生了由[ηa]→[a]→[an]的连续变化,因而借用“俺”作为音变后的第一人称代词。现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俺”仍在一些方言中使用,如山东、河南、河北等地。     

江西赣方言精庄知章组声母的历史层次与语音性质

18世纪中叶江西临江方言韵书《辨字摘要》、19世纪初南昌童蒙识字课本《类字蒙求》直音和20世纪初江西高安人涂锉《国音四种》"改正土音法"所记录的高安土话反映,现代江西赣方言精庄知章组声母类型"知三章:知二庄精"代表了较早的历史层次,现代赣方言知三章组声母读舌面音反映了早期的读音。将江西赣方言历史方言文献与现代方言语音特征加以比较,可进一步揭示现代江西赣方言知三章组声母读t、th的现象不是古音的遗留,而是知三章组声母读舌尖塞擦音以后发生的音变现象。与部分江西赣方言区精庄知二组声母读t、th的性质一样,都是通过舌尖塞擦音ts、tsh丢失擦音成分的方式演变而来。这种音变现象发生在同一阶段古精庄知章组声母类型不同、历史层次不同、来源不同而声母读ts、tsh的音节中,因此,江西赣方言精庄知章组声母读t、th的现象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从南充方言语音看古今音变的规律性

南充方言语音是从古汉语语音发展而来的,它与古音之间有着整齐的对应规律。这里只就南充方言语音与中古语音之间的一些主要对应关系进行探索,并与普通话语音进行对比。目的在于从一个侧面印证古今音变是有规律性的,并揭示出南充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之间的一些对应规律,为南充人学习和掌握普通话语音提供一点参考。     

简析汉字声母在四川方言中的歧异读音

方言之间、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读法不同的字音,本文称之为歧异读音.本文分析和解释了四川方言中具有浓重方音色彩的汉字声母的歧异读音,以此来探测四川方言声母系统中保存的一些古音成分和四川方言声母的演变情况.     

论四川方言中“质”类入声字的语音层次——以西充、都江堰、乐山方言为例

本文通过对比西充、都江堰和乐山三地方言,从音韵的角度探讨了西南官话灌赤片岷江小片中的“质”类入声字的读音。对比研究发现,三地读音正好反映了四川方言中音位?向渐进变移所引起的连续式音变历程,展现出不同的历史语音层次。       

湖北利川方言音系

利川位于川渝鄂交汇处,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民族构成,其方言值得关注。利川方言音系中共有声母19个,无卷舌音,不分尖团,[n][l]相混,[x][f]部分相混;韵母37个,部分韵头韵腹的配合较为复杂;声调4个,入声大多归阳平,但有例外。利川方言存在较普遍的儿化现象和异读俗读情形。     

古入声字在河南话与普通话中的调类分派比较研究

河南话较之普通话字的调类存在不同 ,主要就是古入声字在二者中的调类分派不同。根据有关资料和语音实际统计 ,全部常用 80 0来个古入声字 ,分派不同的约占 50 .2 %。这主要是前者阴平居多 ,约占总数的 56.2 % ,而去声仅占 13 .0 % ;后者去声居多 ,约占总数的 4 3 .6% ,而阴平仅占 19.4 % ;当然二者其它各个调类所含古入声字也均有不同。从多种角度进行的比较研究 ,可以给人较为准确和清晰的认识。据此掌握住每一个古入声字的普通话声调 ,对河南人学好普通话至关重要     

西宁方言与普通话“儿”尾的对比研究

"儿"字在普通话中发音时有卷舌动作,在西宁方言中则没有,因而在作为词语后缀时与普通话相比,有分读与合读的区别,对前一音节韵母、声调的影响上有着不同的规律.同时由于具体语境、方言习惯的关系,表达功能上也有着与普通话不同的特点.文章通过上述各方面的比较,探讨了西宁方言"儿"尾的语音及表达特点.     

歙县许村方言异读及音变现象研究

方言存在异读是一种普遍现象,从歙县许村方言[1]的实际情况看,其异读情况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文白异读,二是元音内部屈折变化,三是变调,四是在语音发展中产生的合音现象.而音变则是在语流中由于音节的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语音变化,从许村方言看,主要是清入与平、上、去三声结合而产生的变化.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属于异读,是与异读有本质区别的语音变化形式.对于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对于揭示方言语音与中古音韵的联系具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方言语音内部元音的屈折变化的研究,对于中古汉语是否存在形态变化更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浅谈水城汉语方言

水城汉语方言同北方方言在语音、词汇方面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但作为地方方言,仍有不少自己的特点.水城汉语方言与普通话对照,声韵、声调等有差异本文在语音方面找出水城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异同,在词汇方面偏重于不同普通话的特殊部分,通过对水城汉族方言与普通话的异同比较,可以了解水城汉语方言是普通话在水城的地方变体.调查水城方言对汉语史的研究,对在水城地区推广普通话,对方言志的编篡都有一定的意义.     

江阴方音演变略说

江阴方音近百年间变化较大。本文从声韵调方面对其语音的现状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井通过对不同年龄层、不同文化程度的对象所进行的实地调查和对众多历史资料的比较，发现该方言中的某些语音要素有明显的简化、合并的发展趋向。其主要表现在声调的减少、部分浊音声母的消失或混读、后鼻音的改变以及尖音、团音的逐渐接近等方面。文中还就两字组连读变调对现代汉语申述宾结构的词和短语的区别所起的作用等问题做了一些研究探讨工作。     

中国古代注音法“反切”的中印文化渊源

追溯中国汉语语音研究的历史,汉末反切的发明是其肇端。对于反切之起源问题的考释,当将研究视角定位在对音节两分的审音能力的形成——反切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域。在字母、四声、韵书还没有出现之时,作为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的方法的反切首先出现,它不完全是土生土长的产物,也不完全是来自西域梵语,而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本土音节分析能力的积淀,是反切产生的内在因素、产生的沃土;伴随佛教而来的梵文拼音原理的传入,是反切产生的契机。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产生了在中国运用时间达近两千年之久的反切。     

汉字有超方言作用吗?--起超方言作用的是汉民族共同语而不是汉字

“汉字有超方言作用”这一观点现在盛行于我国理论语言和方言学界,经考察源于早期西方汉学。由于与中国传统语言学对汉字作用的看法、新化运动时期对汉字的批评及构拟中古语音和方言调查中运用汉字系统进行研究的经验暗合,故为我国理论语言和方言学界普遍接受。其实,这一观点完全违背语言理论中口语与字间关系的定论;持此观点对此所作的解释－－汉字具有特殊导也不能成立,从汉字上不可能读出方言词汇、语法和真正纯粹的方言语音。因此,汉字没有所谓超方言作用,起超方言作用的是汉字这一书面符号系统所反映的汉民族共同语。汉字的方言读音是“蓝青官话”－－不规范的共同语语音。     

永登方言语音分析

汉语方言是研究汉语语音史的重要材料,作为兰银官话分支的永登方言,由于其具有汉民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杂居历史,故在语音特征上别具一格。本文通过对当地方言语音系统的辨识,阐释了永登方言声韵调的基本特征以及与普通话在语音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