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山民俗性宗教文化的生成

梅山宗教文化是指在古代梅山地区特殊的历史人文条件下 ,经长时间的演化而形成的一种杂合型宗教文化事象。它以原始巫文化为底子 ,糅合了外传而来的道、佛、儒三教的教义内容及施教仪式 ,杂合成一种巫、道、佛、儒四种宗教教义与精神指向共融的民俗性宗教文化 ,表现出明显的多源杂合特点     

梅山教与梅山民歌--梅山民歌系列研究之三

梅山位于湖南省中部。梅山教是广泛流传于梅山地区的一种古老的宗教 ,亦即巫教。梅山教对梅山民歌的影响是巨大的 ,主要表现在形式、内容与对其他民歌的渗透等三个方面 ,这使梅山民歌呈现出浓厚的巫文化特征 ,也使以梅山民歌为主要内容的梅山文化成为南楚巫文化的重要分支     

巫与圣的文化关联

"巫"与"圣"是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两个极为关键的构成要素.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关联,这种"文化关联"的形成与迁变,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走向.在中国古代精英文化域内,"巫"与"圣"这两个子文化系统时而并立分存,时而关联互渗,它们的存在形式与消长变化状态在先秦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现象与特征的生成起着重要作用.分析、审视"巫"与"圣"的文化关联,可以从中更深入地揭示出古代儒家文化思想的原始构成.     

巫文化对中国艺术结构的生成意义

本文从巫文化与中国艺术发生的内在联系着眼 ,认为在巫文化的内核中 ,就蕴含着中国艺术结构的基本要素与机制。巫术结构作为前艺术性的存在 ,它所具的观念、操作和体验一体化的结构特性 ,为中国艺术结构观念、品性的生成奠立了强有力的基础     

巫：天使在人间——关于先秦诸子的发生学思考

巫是古代最古老的文化传播者,是最初的权力中心和文化知识母体,中国古代所谓“王官之学”就出于巫的思考成果。随着世俗权力逐渐向王权集中,原来巫手中的权力逐渐被剥离,与王保持紧密联系的巫逐渐与世俗权力产生距离,变成王官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技术工作者。因此,从发生学角度看,说“先秦诸子出于王官”不如说出于巫术,“王官之学”是巫术文化的高级阶段。     

中国古代小说审美演进的文化阐释

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演进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原因,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形态巫、儒、道、释文化在繁荣小说艺术中仅是一种大背景与大动因,由于他们对人的个性的消解,因而没能在小说的审美演进过程中起到最直接的推动作用。直接引发小说艺术审美革命的是各个时代的“时代文化”,它们都与巫、儒、道、释文化密切相关,又融进了各个时代的特定内容,正是它们逐渐唤醒了人的个性意识,直接促成了小说艺术在各个时期的审美飞跃。     

论齐文化的特质

本文认为解决齐文化的基本特质这一重大学术问题 ,必须更新研究观念和研究方　　法 ,要从历史的演进中 ,用比较和联系的观点进行把握。齐文化的基本特质与齐鲁大地上的另一文化系统——鲁文化不同 ,是与大海相关联的巫文化。齐文化的时空观念 ,与大海相连的巫文化 ,正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产生的最好土壤     

论屈骚中的巫文化语言密码

楚国“信巫而好祀”，研究屈骚及屈原其人，在那个巫史并峙于朝的历史区间，实在不应该谈巫色变，排斥那个时代的巫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巫、巫官有其特定的语言，巫文化有其恒绵的内蕴和广袤的氛围。当我们穿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隧道，再审读屈骚的瑰丽伟辞时，就会发现在屈骚中缀满了巫文化的语言密码，就会产生一种清醒的理念：屈骚是屈原在南楚巫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天才艺术的再创造。     

游走在巫、医之间——敦煌数术文献所见“天医”考论

敦煌数术文献中的“天医”较早出现于东汉时期的道教典籍与宗教活动中，由于具备疗疾治病的信仰功能，故在魏晋隋唐进一步扩展到医学与占卜数术领域。古代中国“医、巫合流”的文化特质，注定类似“天医”等信仰因子要在占卜巫术与医学间游走，成为古代不同宗教学科所共享的文化资源。     

巴渝学术思想与人文资源考辨

巴渝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思想。古代巴地产生了原生形态的巫文化.巫文化中的占筮术与《易经》密切相关。两汉三国时期巴郡境内文士接受并吸纳了中原儒家学术思想,唐代诗人杜甫、刘禹锡流寓巴渝地区时的作品在文化、思想方面都具有深刻内涵,宋朝涪陵"易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巫""蛊"之语义、职业及其控制——中西有关巫法文化的比较观察

"巫"、"蛊"是一种文化现象,中西都不能例外.但是由于双方所本的文化传统不同,他们发展的过程也有差异,对待巫之行为、职业的管理与控制也不一样.西方"巫"之发展变化始终与宗教有密切联系;而中国古代"巫"的命运则与政治或政权的稳定相关.     

老子哲学的文化境域解读

老子哲学固然有来自中原礼乐文化“礼崩乐败”后出现的天道自然宇宙论和以道自任的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因素,但就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看,楚巫文化传统在老子哲学里面占据重要的位置。无论就思考路径,还是概念符号的表达,老子哲学都脱不了楚巫文化的影响。老子的“道”包含着对楚巫文化与宗周礼乐文化的双重否定,他对道德真实内蕴、宇宙精神的追求,对淳朴和谐社会的向往,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显露出与先秦诸子全然不同的特色。     

“巫”字义源及先民审美文化心态探析

当代学人根据历史学与文化心理学等相关资料,推断出“巫”字义源的“太阳崇拜说”,认为自原始社会以来,远古时期的人类普遍地存在着原始自然信仰的活动,其中首推对“日神”的崇拜。我国史前有关“日”字符当延续到商代的时候,已初具“巫”字的造型特点,随着“日神祭拜”的泛化,人们从自然崇拜下放到对神祖等的祭拜,“巫”由“法术”行为概念扩展为许慎时代的“巫师说”。     

试论三峡地区早期巫文化

三峡早期巫文化是整个中国巫教文化的重要来源,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着重论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将《山海经》文本和特殊地理地貌相结合,对发生在三峡地区的早期巫术活动进行了梳理,认为三峡早期巫文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二就三峡早期巫术活动进行历史分期,一是"灵山十巫"时期,一是政教合一时期,这两个时期都以"巫咸"为显著标签,都分别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殷商文化对老子思想的影响

老子思想与殷商文化有明显的渊源关系。老子作为殷人之后 ,深受殷商文化影响。其“贵阴守柔”思想源自殷商“重母重妇”文化风俗 ;高深而丰富的修道理论 ,源自商代的“巫文化”。道家思想形成过程中 ,殷商文化曾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论儒侠互补

“儒侠互补”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它体现在部分士大夫的人格结构与精神品性上，也表现为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种互补。     

南楚巫文化与屈原

一、巫必须对“巫”的内涵作出历史的科学的界定, 《说文》卷九·巫部说“巫”:“巫,祝也。”《说文》卷一示部说“祝”: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巫。“释”兑为“说”。段注:“说者,今之悦字。”王筠《说文句读》:“按《易》:兑,悦也,巫所以悦神也。”我国上古举行祭祀仪式必须由巫对神进行祝赞,故《说文》卷一示部说:“祀,祭主赞词眷。”上古巫师多由学识渊博,口才良好的人担任。《周礼》“凡有神仕者”郑注指“男巫有学问才智者也。”刘师培先生《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云:“古代祠祀之官,惟祝与巫。……盖古代文词,恒施祈祝,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他又在《文章学史序》里说,“巫必善词”而“祝必工文”,“盖为巫者。能以口舌擅长,而为巫者多少女,故并取象于兑也。”     

《文化中国的十大品性》简介

《文化中国的十大品性》（史仲文著）于2009年4月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大文化视野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宗教、习俗、科技、教育、文学,艺术等十个领域,作了深入浅出的现代性解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贡献作了生动的描述与评说；对中国古代文化中蕴涵的丰富智慧作了充分肯定与剖析：对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杰出人物、重大事件和发展脉络作了言简意赅的分析与评论；对传统文化的不足与缺陷也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     

中韩巫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比较

中国和韩国关于巫文化的研究至今已有百年的学术历程,在广义萨满式文明视野下对巫文化多样性和价值认同方面有诸多相通点.同时,两国巫文化研究彰显出了不同的学术特色,中国学者集中于文献的梳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宗教理论研究巫文化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韩国学者更加关注当地的现当代巫文化遗存研究,在民众文化论框架下采取多元的研究方法.     

巴蜀巫傩文化与文学

一巫傩文化是产生于人类早期文明史上的一种以巫祭傩仪活动为内容,以驱鬼逐疫、了愿纳吉、祈求平安为目的的古老民间文化现象。简单农业社会的广阔背景,是巫傩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求福”、“避祸”的民间愿望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巴蜀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地区。“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地狭而腴,民勤耕作”,以农为主、农业发达,乃是古今四川的特征之一。以农村为主要传播地的巫傩文化自然会在此找到栖身之地,繁衍生息,世代流传。古代巴蜀更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地区,历来被视为巫术的故土,其少数民族“俗好巫鬼禁忌”(《后汉书·西南夷传》)。相传,张道陵(东汉五斗米道创立者)初到四川曾皈依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内)氐羌族人的巫教,学习降魔驱鬼的巫术,而“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法。”(李膺《蜀记》)“咒鬼之术书”即是氐羌鬼道的巫典。其所创道教,显然与蜀地古羌族的巫教系同源。由川人自古好巫,到源于氐羌鬼族原始巫教的早期道教发端于四川,乃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四川巫风盛行的确证。这些无疑为巴蜀巫傩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有利的文化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