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隋义宁二年五月诏与唐武德元年六月诏看李渊兴兵及隋恭帝禅位的真相

初唐诏敕文是初唐时期皇帝于施政过程中发布的"王言政令",是具有最高权威的下行政治公文,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律法、外交、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史实,和《大唐创业起居注》《唐太宗实录》等史籍一道,都属于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很高,可补正史之阙.即便是那些旨在宣扬皇德的诏敕文,如皇帝的即位、改元、祭天、封禅诏书,也为我们考察当时的史实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本文主要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隋义宁二年五月诏与唐武德元年六月诏,来挖掘其中隐藏的李渊兴兵反隋及隋恭帝被迫禅位的真相.     

文学视角下的唐代诏敕研究--由唐武德九年六月至九月诏书看李世民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的真相

初唐诏敕文是初唐时期皇帝于施政过程中发布的“王言政令”,是具有最高权威的下行政治公文,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律法、外交、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史实,和《大唐创业起居注》、《唐太宗实录》等史籍一道,都属于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很高,可补正史之阙。即便是那些旨在宣扬皇德的诏敕文,如皇帝的即位、改元、祭天、封禅诏书,也为我们考察当时的史实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本文主要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唐武德九年六月至九月诏书,来挖掘其中隐藏的李世民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的真相。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试析先秦时期的反贪惩贿制度

防治官吏腐败作为古代吏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先秦时期是各项法律规则的萌芽和初创阶段，预防惩治官吏腐败的制度也发轫于此时。文章从官吏选拔、考核、监察、刑罚四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反贪惩贿制度加以论述.     

诏书的以纸代简过程——兼论“板诏书”的出现及应用

诏书以纸代简过程的完成意味着中国社会纸的时代的正式来临 ,本文考证出纸诏的通行始于西晋 ,故中国是自西晋开始正式进入了纸的时代。西晋后 ,在诏书领域里 ,还有极小的一部分在用板 ,“板诏书”仅限于一般官员的任免 ,但到梁隋 ,“板诏书”的功能已慢慢萎缩成只任命虚职。本文论述了诏书以纸代简的过程及“板诏书”的产生和演变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

民生问题就是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和人们的社会发展问题,这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成为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因而关注民生,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一直是其工作的重心.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社会实践出发,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境况,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对当前解决民生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绿野仙踪》与嘉靖奉玄

《绿野仙踪》以明朝嘉靖时期为历史背景,在讲史这部分内容与历史的契合点较多。嘉靖皇帝是明代尊崇道教最为虔诚的皇帝,《绿野仙踪》对嘉靖皇帝的崇道奉玄有所描写,再现了明朝的历史,具有很强的历史厚重感。     

嘉靖时期的山东吏治与巡抚洪芳洲的吏治举措

嘉靖时期的山东吏治与巡抚洪芳洲的吏治举措余同元吏治败坏导致民不聊生是每个封建王朝的痼疾。嘉靖朝的政治腐败是从皇帝开始的。明世宗名义上号称“中兴”之主，实则是一个偏执自信、亲佞远贤的昏君。忠臣杨爵上疏劝他不要相信方术、不要重用小人，并让他开言路、收人心...     

整饬吏治 举用贤才——论近代思想家的整饬吏治思想

整饬吏治,是我国历代政治思想家、法家和开明的封建皇帝都很注重的问题,他们认识到这是“立国之大道”,是稳定和巩固自己的天下的至关重要的措施。然而吏治问题,除了在刑法上采取惩治措施外,最重     

矻矻又窜逐 骚怨更深沉——试论柳宗元柳州时期的诗歌

柳宗元谪官永州十年之后;即元和十年(815年)正月,被诏回长安.当他接到诏书时,悲喜交集,对自己能再度进京,很是兴奋,在返京途中,他写了好几首诗,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如《诏追赴都二月至霸亭上》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以仲春二月百花盛开的艳丽景象,衬托出自己心中的愉快和喜悦.但是,由于政敌的谗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少阳院与唐中后期太子权力之迁移

唐中后期,太子不居住在东宫,而随皇帝居住在大明宫里的少阳院。大明宫前后建置了东西两处少阳院,由于两少阳院分剐与翰林院、左右神策军等权力机构相近,两处少阳院位置的差异,不仅可以折射出大明宫内政治格局的状况,而且影响到太子权力于宪穆之际发生的重要转折。少阳院位置的迁移,使太子远离内朝,以至于内朝翰林受控于宦官,宦官掌握草诏等权力之后,废立随意而为,间接造成了太子权力的下降。     

秦汉时期诽谤罪论考

秦朝时期,诽谤罪的基本内涵是指"非上",即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政者人身或其言行的非议。两汉诽谤罪的对象有所扩大,定罪多不依法律条文而依据统治者的意志;处罚措施因为客体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这反映了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法律条文更加细化,法网更密但君权高于法律的情况日益严重。     

汉宫审美的变迁——兼与李芽、陈东杰《汉代后妃形貌考》商榷

考论汉代后妃之形貌,应该依据汉代史料,而不是依据《汉宫春色》《汉杂事秘辛》等晋人、明人小说家言;应该对汉代内部审美观变革进行历史的审视和划分,而不是笼统地不加分析地一概而论。一时代之审美观决定了彼时皇宫采选、聘纳妃嫔时的标准是不同的,从而可推知汉代后妃的形貌究竟如何。汉代皇宫内审美观有明显的变迁:西汉皇宫审美观受楚地风尚的影响甚大,而东汉尤其是永平十年之后其审美观开始受佛教法相说之影响。西汉后妃形貌之审美,似多以细腰、纤瘦为美,而东汉后妃形貌的审美,则在传统审美观的基础之上,受到了佛教三十二法相、八十好之"面如满月"、"耳大垂肩"、"鼻高且直"等的影响。     

从儆灾诏令看北宋君主对天文灾异的应对

《宋大诏令集》所载儆灾诏令是自然灾害及特殊天文现象发生之时北宋君主颁布的诏令。就其内容来看,此类诏令的重点并不是诸如蠲免赋税、放粮赈灾等具体救灾措施,而是君主罪己思过、赦降罪囚、遣使巡察等针对百姓进行精神和心理抚慰的应对举措,蕴含着宣示君主仁德、树立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秩序的文化、政治意义。     

有关周人先祖世系代数问题的质疑

詹子庆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一书中提到夏桀时期的公刘为周人始祖后稷的四世孙,这种提法显然不符合从尧舜至夏朝末年五百多年的史实。詹氏失误之源头应追溯到汉代司马迁之记载。对于司马迁的这个失误,唐代就已经有学者指出过。通过对中国每一百年平均在位帝王的计算,我们大致推算出从后稷至公刘,周人先祖至少经历了十七八个王的统治。     

诏敕文体改良与中唐古文运动

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国势倾颓之时期待王朝中兴,推动儒学复兴,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在经世致用的需要下大力进行古文的创作。其中有很多人任当时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他们利用掌书王命的职权,或以理论相号召,或以实践相支持,对诏敕进行了文体方面的改良和革新,使这一封建王朝的最高政令文体能够更好地为君主统治服务,同时也起到了推广古文写作的作用,构成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一部分。     

两汉天命论:皇权政治的双刃剑

两汉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为重要内容的天命论,是皇权政治的双刃剑。其既为皇权天授、皇权至上和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又对皇权政治具有一定制约功能和内省作用。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哲学,不仅包含着传统的王道仁政和德治民本理论,而且也蕴涵着儒学士人对制度安排与政治设计的积极努力和理论思想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