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以欧洲文学与欧洲文学史研究为例

本文探讨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以及文化传统的历史影响,主张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必须在相应的文化传统的框架里进行。作者以欧洲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为例,指出缺乏欧洲文化传统整体意识的文学研究往往容易使研究成果沦为地理与时间的碎片。     

机遇、思路与方法——文学史研究与课程教学的对应思考

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与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和十分密切的关系。兴起于上世纪末叶的文学史研究热潮,不仅推动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更促发了革新文学史教学的呼声。在教学的总体原则上注意开放性与务实性的结合,在授课的思路方法上讲求全局性与偏重性的辩证,在具体问题的讲解分析上做到史料与论断的并重,不仅有助于革新文学史教学,而且有助于正确处理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的关系,促成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和良性互动。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中国文学史著作甚多,对于文学史问题的认识颇多分歧意见。如果就文学史最基本的性质问题,围绕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这一至为简朴也至为根本的原则,从不同层次进行辨析、论述,那么可以认为文学史具有史学的品格,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分支,文学史是建构的。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日益繁多,但真正自成体系、有价值和特色的只占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要把港台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有机融入文学史,而不是硬性地作为板块嵌入。在价值观与历史观上,应该真正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尽可能呈现历史的原生态,并以开放现代的、具有普泛价值的人性观念和世界文学的普遍原则作为价值标准。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困扰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与非经典、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规律与非规律、进化与非进化的关系。     

文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评《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

自新时期"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展以来,文学史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理论上来说,文学史哲学、文学史学、文学史原理等著作纷然而出,大文学史观、中华民族文学史观、通史观、纯文学史观和文学发展综史观等争奇斗艳;从实践上来说,既有专家型、教学型、普及型等类型,也有编年体、纪     

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体系内加以考察,指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即古代中国是世界文学的摇篮之一,中古中国文学丰富多彩光辉灿烂,近代中国文学历史较短成就不高,现代中国文学正在蓬勃发展走向世界.     

近20年来我国翻译文学研究述评

"翻译文学研究"是"翻译研究"或称"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文学研究,是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对文学翻译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翻译的理论、翻译文本、翻译家、翻译文学史等———所做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翻译文学从兴起到繁荣,在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翻译文学史研究两大研究领域,在文献整理和理论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晋文学总体研究状况述评

西晋是我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长期以来,西晋文学史研究多停留在散点和个别一流作家的研究上,总体研究虽然没有停止但相对薄弱。本文从这种研究现状出发,力图通过对南北朝至今历代文学史名家对于西晋文学总体研究成就的追述和对比评析,来勾勒西晋文学总体研究的概况,并提出西晋文学总体研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阐述了自己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期望通过这些梳理和论述,能引起文学史界对于西晋文学总体研究的更多关注。     

湖南外国文学研究三十五年

1978年以来,湖南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俄罗斯苏联文学、欧美文学以及东方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创作方法研究、思潮流派研究、中外文学比较及交流研究,以及外国文学史的编写等方面,成绩卓著,推进了湖南外国文学研究,不少成果在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现代乡土群体中卓然独步——“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创作的价值估定

"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的创作以群体推出的态势造成强势效应,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特别表现在其对"五四文学"的提升与超越、在乡土群体中的独特品位及对于丰富"浙江文学"的意义等方面.本文拟就其创作意义及其文学史价值略作申论.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声”

浙东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之处,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人文环境吸引了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胡人。唐代有不少西域胡僧、胡商曾进入浙东传法、兴贩;浙东官员中也有不少西域胡族,有的还著籍于此成为地方士族;还有不少胡族文人因为浙东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慕名而来漫游、隐居。浙东本土胡族文学家族和流寓胡族文人的文学创作给浙东文坛增添了特别的“胡声”。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风、胡音创造了唐代胡汉文学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典范。     

浙江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观察

考古发掘材料表明,从旧石器时代早期某一时段起,直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就一直生活、劳动在浙江境内,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化石和文化遗迹,翻开了浙江历史光辉篇章的第一页。回顾浙江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历程,并对一些重要发现或问题作一评估,可为今后深入研究浙江人类早期发展史提供比较切实的帮助。     

刘阮遇仙故事与越中传统造纸发微

郎捉向杯来。”刘、阮惊。二女遂欣然如旧相识曰 :“来何晚耶 ?”因邀还家。南、东二壁各有绛罗帐 ,帐用树皮造纸的具体方法 ,宋应星在《杀青第十三》“造皮纸”中又说 :“凡楮树取皮 ,于春末夏初剥取。树已老者 ,就根伐去 ,以土盖之。来年再长新条 ,其皮更美。凡皮纸 ,楮皮六十斤 ,仍入绝嫩竹麻四十兴盛 ,所产纸品牌之闻名唐朝剡纸之闻名 ,不仅见诸正史 ,而且形诸文人墨客的吟咏。如中唐时期著名诗人顾况所作的《剡纸文献记载来看 ,“”在六朝以前的阶段是“”“楮”两者并用 ,如前文所举《说文解字》等语文辞典解说条目等可以说明 ;…     

浙江海洋精神论纲

在数千年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浙东人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一种海洋精神。文章以浙江沿海典型地区-浙东为重点,考察了形成这种海洋精神的历史与现实,并概括出面向新世纪的浙江人海洋精神的内涵。     

以诗为史：清初浙东地域诗歌创作的群体特征

诗歌创作具有一家之言的特质,臧否时事、訾议人物比以历史事实为中心的书写更加灵活。恰逢明亡清兴之际,处于其间的浙东诗家,因循王阳明、刘宗周心学一脉,提倡诗道性情、诗以传史,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矫七子诗文之弊,由唐入宋,完成清初浙东诗歌群体审美风格的转变与延续。     

路径与旨趣：近代浙江文化史研究嬗变

近代江南史研究见证并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相比上海、苏南等地,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亟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以革命与事件、结构与认同、学人与学派等研究路径为线索,回顾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关键要素,应能展望今后研究的方向：去意识形态化、突破单向度思维,以多元视角阐释近代浙江的革命群体与事件;揭示近代浙江文化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结构与心态、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进一步认知近代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的能动关系;浙江学人在近代学术流变中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学人学术思想的本意及其实践成为近代浙学重建的重要参考。运用整体视角综合事件、结构、学理,积极拓展史料与理论范式,深入发掘近代浙江文化的历史经验和内在脉络,将为探索中国原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与思想资源。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探析

刘宗周《论语学案》与黄式三《论语后案》同为浙东学派研究《论语》之经典。在注解原则上,《论语学案》志在教化,《论语后案》还原经典。在义理阐释上,《论语学案》求心之要;《论语后案》则对心颇为警惕,并将求心之要转化为寻礼之本。在解经方法上,《论语学案》直抒己见,《论语后案》重视考据。     

实事求是走向通融——从《秦汉文学论丛》说到刘跃进先生的学术贡献

从<秦汉文学论丛>的阅读感受谈起,系统地分析了刘跃进先生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刘先生的研究富于学术个性和创新精神,他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注重对具体问题的整体观照,视野开阔,历史意识强烈,分析问题往往切中肯綮,从关键处深入开掘.在文学研究理念方面,他提出了"三重境界"、"两个跳出"理论,并以"实证立学,走向通融"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他的中古文学研究,始终基于一个宏大的研究构想,有着独具匠心的研究体系.     

《时序》与《才略》:刘勰对文章时代性之论述

刘勰《文心雕龙》所勾勒之文学史,非仅止于文学经验的集合,更是一必然规律的实践,文学史与“文律”是一体发生的.刘勰的态度表现在《通变》篇对文体、文数之常、变原则的讨论中.然而,在文律之外,现实中确实可见众多外于文学的偶然出现,却又作为文学创作背景之因素,特别是因君王好尚与世道盛衰所造成的时代整体境况,更是刘勰回顾文学发展过程时不能不正视的另一类变因.在文章历史中,“时代性”作为变因,其影响并不明确,不具绝对、全面的主导效力;若真有时代对文章必然之影响,唯出现在世况有道的前提下,但一旦有道,亦已因道所具有之恒常性而取消了时代的个别之特性.文律故始终是决定文章历史的最大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