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运用实例,对翻译在比较文学中媒介作用以及对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特征:即以"翻译文学"为研究对象,以翻译文学本质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内容等进行概述。通过分析比较文学对翻译文学本质的认识及其在翻译文学史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阐明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之间互相依存,交叉融合的密切关系。     

翻译文学与新时期话语建构——评赵稀方《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

赵稀方的《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突破了一般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开创又一新的方向。全书借用赛义德"理论旅行"的理论,注重翻译文学在中国新时期话语建构过程中担当的重要作用,考察了西方文化、文艺思潮在经由翻译进入中国新时期历史文化场域的具体环境中所遭遇的移植、转移与再创造。翻译事实上主要是由中国内部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反映了中国自己的文化选择和内部的文化冲突。     

译介学及翻译文学研究界的"震天"者——谢天振

我国的翻译学、译介学及翻译文学学科近年来获得迅猛发展,这除了得益于我国翻译及翻译理论传统的丰厚积累,还靠了像谢天振教授这样的一批翻译理论家的努力.谢天振教授从比较文学切入翻译研究,论述了文学翻译的特性,响亮提出并有力阐述了"翻译文学应该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现点,提出了翻译文学史编写的有关理论主张,逐步系统地建构了译介学的理论体系,这些都在比较文学及翻译研究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新视野

译介学是近年兴起不久的新兴学科,它拓展了比较文学、翻译学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展示出极大的学术研究空间.文章对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基本概念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对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关系问题等,更是做了相当深刻的分析.     

译介学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

译介学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研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应用译介学理论研究文学翻译,会使视野更为开阔,也会加深对文学翻译的理解和认识.根据译介学理论,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汉民族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汉民族本身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译介学从理论上肯定了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肯定了译者的再创造价值,也肯定了翻译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翻译文学之多元系统理论视角管窥

20世纪70年代,翻译理论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对翻译文本的研究,他们开始把翻译、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结合起来研究,翻译研究开启了语言学研究"文化转向"。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提出了文学多元系统理论,该理论在我国译学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应用。通过分析20世纪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翻译文学研究中的地位演变,探讨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多元因素,反应了该理论在中国翻译领域的应用效果。对翻译文学之多元系统理论全面的剖析,旨在为多元系统理论的完善提供明确的思路,同时发现国内研究者在引进西方翻译理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推动国内译学界相关研究。     

失语与尴尬——对俄罗斯文学史研究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

1991年苏联大厦轰然坍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各个方面留下了一堆堆废墟,也一度让中国的俄罗斯文学史工作者陷入集体"失语"与尴尬之中.对于国內的俄罗斯文学史工作者来说,当下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清理这些"历史废墟",这是我们告别"失语"、走出尴尬的起点.在清理"历史废墟"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不可回避:一是怎样科学评价别车杜的理论和批评在俄罗斯文学史中的影响;二是怎样在欧洲文学背景上重新认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俄罗斯文学的崛起和辉煌,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文化文学的发展"不一定与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的有关论断.然而,具体说来,却又有其內在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回归俄罗斯文学自身,并将俄罗斯文学与欧洲文学、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重要问题,纳入研究的视野.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走进俄罗斯文学,撰写出接近俄罗斯文学"真相"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俄罗斯文学史来.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多元系统理论的整合与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拓展

埃文 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统论”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创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翻译研究。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下,勒菲弗尔、赫曼斯、苏姗·巴斯奈特等人提出了“改写论”、“操纵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以上理论各有其优点及局限性,翻译文学史研究若孤立地运用以上某一种理论,还不能全面观照和深入分析翻译文学现象,应将以上理论加以整合,使之成为综合性的 “系统理论”研究方法,以满足翻译文学史研究的需要。     

罗庸《中国文学史导论》研究

罗庸从1932年至1950年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国文学史,有20年的历史。他与胡适、傅斯年一起把当时陆侃如、冯沅君研究中国文学思潮变迁的阶段推进到文体发生、演化的研究阶段。进而罗庸又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出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预见文学发展的未来,并论述了中国文学史的"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等,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系统理论。     

翻译文学视野下的朱译莎剧研究

朱生豪的莎剧译本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学与文化,也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表达出对于莎剧的独特解读方式.本文从朱译莎剧的文学翻译转向翻译文学研究,把朱译莎剧的翻译文学文本纳入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进行考察,探讨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把对于莎剧翻译的研究仅仅只关注朱生豪等译者在翻译中的语言转换技巧扩大到翻译文学和文化的层面,因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之关系管窥

比较文学在欧美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翻译研究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新论：翻译研究已成为一门主学科,而比较文学则变为其附属领域。在中国,比较文学仍然是门显学,翻译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基于此,文章简要追溯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历史关系、比较文学的危机之争和理论之战,探讨了巴斯奈特之新论的理论根据,从中发挖掘一些对中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有益的启示。     

“左翼”与“经典”并行的时代——析1937-1949年德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

1937—1949年德语文学汉译,总体呈跌落和沉寂态势,汉译数量和规模纵向远不及战前的二三十年代,但译作的翻译水准与质量可圈可点。这一时期译介和接受主要集中在德语“经典”文学与政治意味浓厚的“左翼”反法西斯文学及反战文学作品上。而同一时期的日耳曼学研究,较之二三十年代亦日趋深入和精到。     

英译选集载体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对单部作品、特定体裁的译介,无论是在翻译实践,还是在翻译研究层面,都引起了译界广泛重视。然而,将译作编成涵盖中国文学全/半跨度,综合所有重要体裁,塑造、传播整体形象的翻译选集却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文章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选集编纂传统,海外汉学界中国文学英译选集、国内对外文学英译选集的编纂概况进行了梳理;对选集编纂和作用发挥的一般机制、“翻译选集”不同于一般原文选集的特殊规律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内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目前,国内译界对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的相关研究严重不足,对同属“选集”的共性部分与我国两千多年的选学传统相脱离,因“翻译”带来的新复杂性也疏于用当代译学加以阐释。未来,为充分发挥翻译选集在文学“走出去”中的作用,应将传统选学与当代译学结合起来,形成“译选学”研究,加深对此载体的认识。同时,应尽早推出同规模对外作品,摆脱此领域任由海外汉学“代言”的局面。     

儿童文学翻译标准的构建

儿童文学翻译标准是文学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衡量儿童文学翻译作品质量的主要因素.但是较之于市场上儿童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对儿童文学作品的衡量标准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以佐哈尔·沙维特提出的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的两条原则为指导,在此基础上阐发、细化、构建出更加具体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儿童文学翻译标准.     

国内60年机器翻译研究探索——基于外语类核心期刊的分析

机器翻译近年来受到国内译学界的普遍关注。以CNKI收录的12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为数据来源,以量化统计结合质性分析的方法,对60年来国内译学界探索机器翻译研究的历程进行了梳理与分析。研究发现：（1）机器翻译研究总体态势呈四个阶段：1950s的萌芽期,1960s-1970s的停滞期,1980s-1990s的缓慢发展期和2000年以后的快速发展期;（2）研究主题主要含语义研究,人机翻译质量对比分析和翻译人才培养等;（3）研究学者之间、学科之间合作亟待加强。该研究为梳理我国译学界探索机器翻译研究的历程提供了参考。     

张爱玲译《海上花》的阐释翻译解读

作家兼译者身份的“传奇式女子”张爱玲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掀起过一波又一波“张热”.本文选取其译者身份,以其译作《海上花》为个案,从阐释翻译角度对这一翻译过程进行解读,以期了解其国语译注本与英语译本在翻译过程中的异与同,抛砖引玉,为张爱玲翻译研究做些微贡献.     

重新定位,抑或三位一体?——论比较文学、翻译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以往人们一般都将翻译和翻译学视为小道,认为它只是比较文学的工具.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文化思潮打破了关于原文与译文的尊卑等级观念,认为翻译并非只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翻译学并非只是研究语言转换的技巧,而是要研究翻译过程中包含的复杂的文化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翻译和翻译学的地位.20世纪中后期,文化研究思潮兴盛,研究者着力探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研究受其强烈影响,并因此实现了"文化转向",开始注重探讨不同文本、不同语言系统背后的文化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经过蜕变的翻译学研究领域得以加广加深,观察剖析翻译过程和翻译目的被视为探讨各种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阵地和最佳途经,它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和取代了比较文学的地位和功能,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因此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迈入新世纪后,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翻译学各自的特征和相互关系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工合作的局面.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已经过时,翻译学将居主要地位,是否如此,尚难断言.     

国内多模态翻译研究的可视化分析:现状、问题及建议

多模态翻译正逐渐成为翻译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相关文献,运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绘制国内多模态翻译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了解这一领域研究现状。经分析发现国内多模态翻译研究虽近些年发展迅猛,但因起步较晚,学界关注度仍显不足,研究较为零散,研究深度和广度也有待拓展,且研究视角单一,部分概念界定不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较为相似。具体体现在:发文规模不大,刊物层次普遍不高,缺乏长期关注该领域发展的专门性期刊和研究者;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翻译实践或翻译教学中的多模态特征及其作用分析,特别是采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探讨影视字幕翻译。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旨在推动多模态翻译研究,更好地服务当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林语堂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集翻译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翻译家之一,他的翻译思想具有明显的独创与超前意识,为我国译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挖掘的话题。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以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为例,对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进行解读,指出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与实践都体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中"和谐统一"、"译者中心"、"选择/适应"及"译有所为"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