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股份化: 珠江三角洲与俄罗斯的比较研究

农地股份化：珠江三角洲与俄罗斯的比较研究傅晨农地股份化作为进入９０年代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创新的一种制度安排形式，正在我国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由点到面推开。观其发展的势头，极有可能成为这一地区农地制度选择的普遍模式。无独有偶，通过农地股份化发展私人...     

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与农地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我国东西部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次生农地制度安排,其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外[1],截然不同的非正式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在利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论述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基础上,诠释了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对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解释。结论指出推动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改革是西部农地制度创新的前提。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与农地制度创新

本文在探讨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农地制度创新影响作用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中国农 村中一些主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如平均主义、中央集权经济、家庭和家族观念、公私观念对农地制 度创新的影响。最后是简要结论及其对农地制度创新的启示。     

中国农地管理主体行为与制度绩效研究

中国农地管理的制度设计存在很大的寻租空间,使得不同层级的管理主体依据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其行为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甚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行为存在非协同性,导致不同的主体对农地管理制度创新的动力不同,由此导致相应的制度绩效也存在差别.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城镇化绩效研究

在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是决定城镇化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城镇化经历了起步、停滞和稳定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农地产权制度也经历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变革。家庭承包制在初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有利于城镇化的制度创新绩效后,它所蕴含的重大制度缺陷在城镇化进程中也逐渐显现出来。充分而有保障的农地使用权是适应农村城镇化的制度供给。     

论农地制度创新模式的三阶段梯度演进

农地制度创新模式的构建,应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分三个阶段逐步梯度演进,一是现阶段继续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积极推进农地承包权的物权化进程;二是实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向集体所有、家庭租赁经营的中期创新模武转换;三是实现集体所有、家庭租赁经营向农地产权制度的远期模式-国有永佃制转换.     

效率、公平的环境依赖与制度选择的原则--均田承包制、两田制与竞标用地制的制度比较与选择

本文首先按农地使用权获得的竞争程度区分了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衍生出的三种变体,"均田承包制","两田制","竞标用地制".在此基础上,以探索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效率与公平兼得"的农地使用制度为目的,对三种变体的效率性和公平性是进行分析,并从中得出制度安排的效率性与公平性环境依赖的结论.最后,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提出一些选择农地使用制度应注意的原则.     

现阶段我国农地制度变革刍议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地制度创新 ,与人民公社集体经营体制相比较 ,具有较大的制度绩效 ,但它主要解决的是土地经营体制问题 ,并没有解决农地制度的所有问题。 8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农地使用制度涌现出“两田制”、规模经营、“四荒”使用权拍卖等多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措施 ,促进了我国农地制度的创新。市场化是我国农地制度变革的必然趋势 ,目前应建立和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逐步实现土地市场化。     

共享视阈下我国农地制度和组织模式创新研究——兼评中国土地私有

农地制度是农村社会生产关系中的核心。农地私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演进原理的科学性和社会主义共享经济的本质要求。我国现行农地制度与共享具有内生关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家庭承包农地制度并不能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终形式,板块化经营不能从生产力层面满足农业劳动者共享发展的要求。新型合作是我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模式未来发展的合理选择,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保障农业劳动者共享发展的实现。     

农地使用权交易制度及其创新发展

在土地公有制、土地资源约束和城乡二元体制条件下,国有土地使用权与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制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受国家农业政策和现行土地法律制度的刚性制约,农地使用权的交易受到较大限制。如何突破现行制度的束缚,激励农地使用权交易,实现产业与规模效益,保障国家和交易各方的利益,这是三农制度建设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农地使用权交易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我国市场化、工业化以及城镇化发展进程相适应,尊重农民意愿,建立健全农地产权制度、使用权交易模式和市场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化。     

制度创新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改革初期,广大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出现的严重不平衡,其深层原因是东西部地区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制度供给和资源分配制度向东部倾斜。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已成为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加快农村制度创新,加强小城镇建设则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有效的办法。     

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

在目前农地制度的框架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悬殊仅使农地流转成为可能,农地的流转收益低以及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仍不可能得到实现。农地制度一定要重新安排。"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提高农民农地的流转收益同时又能兼顾农地的保障功能,这样,农民流转农地的经济驱动力加强了,也没有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可顺利进行。     

中国农地流转问题的多维分析与路径突破

农地流转不同于一般的经济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与农户迁移问题等外延性约束和农地产权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等内涵性约束,使农地流转成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矛盾汇集点.突破农地流转困境需要构建家庭农场、坚持市场方向、加强政府调节、细化使用权配置、发展精细农业.     

交易封闭性、资产专用性与农村土地流转

仅仅认识到农地产权制度残缺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是不全面的,即使农地产权明晰,因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我们也不能期望在仍然主要是农业大国的中国农地流转达到较高水平,政府应消除造成农地流转障碍的制度因素而非设计一套制度安排。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存在明显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使农地流转市场是一个信息不畅、充满风险、买方有限的市场。基于专业化目的的农地流转可能为买方提供获利空间从而增强转包激励,但因专业化而伴随农地资产在专用性程度上的增加会限制农地流转。     

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分析

一、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安排和创新农地股份合作制度安排的基本做法是:(1)农地评估,即以自然村为单位把实物的土地货币化.评估的方法或是按照政府对不同土地的征地价计算,或是按照不同土地的年纯收入计算,或者综合各种因素     

农业组织制度创新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选择

本文运用制度创新理论分析了我国农地产权结构选择的原则和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制度变迁成本分析 ,提出在坚持“三个基本制度”的前提下 ,通过市场化、产业化制度创新 ,对家庭经营组织模式进行改造 ,选择适合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     

中国农地市场发育与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市场发展与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一般模式考察,结合现实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市场发育与农地产权制度演变关系的实证分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尝试提出了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新思路从培育、健全及完善农地市场入手,在渐进的城乡土地市场对接过程中,实现由市场优化选择的农地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的制度安排。     

再论我国农地使用权制度改革

家庭承包制的最大特点是将农地使用权赋予广大农民, 形成了以农地使用权为核心的土地经营制度。目前的农地使用权制度曾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也要看到这种制度本身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土地使用权的不完全排他性, 不利于农地产权的稳定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对此,农地使用权制度创新应从两方面拓展: 一方面是从农地使用权制度自身着手, 推动它的完善和创新; 另一方面则是要改善其外部体制环境, 减轻其承担的社会职能。     

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困境与制度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和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基础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使一个国家具有极大创新精神,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但经济发展依然停滞,从而陷入制度困境。原因在于这种制度安排缺乏一个富于创新活力的微观群体和有效的制度基础,为此,必须实行相应的制度变迁。     

外部利润、效率损失与农地股份合作制度创新

农地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创新,能产生经济当事人在现行农地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外部利润,但农地股份合作制度规则内含的矛盾又可能导致效率损失。明确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性质、改革和完善相关法律、赋予农民个人土地股权以物权属性、提高农民谈判能力、规范政府行为、完善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管理模式、合理设置并明晰农地股权、赋予农民农地股份合作社成员退出权等,能有效地提升外部利润,减少效率损失,促进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