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山谷诗》任史二注补注读解(上篇)

本文是对钱钟书先生于《山谷诗》任、史二注所作的补注的读解。钱先生根据“阐释之循环”的原则 ,来读《山谷诗》任、史二注 ,发现了其许多长处 ,也发现了其许多疏失。     

试论两汉任子制度的影响

何谓‘任子”?据《汉仪注》讲:“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汉书·哀帝纪》注引颜师古的话说:“同产谓兄弟也。”而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其父马廷鸾的说法是:“汉二千石任职二年得任其子若同产。”①《汉书·汲黯传》注引苏林语曰:“任,保举。”秦汉时期,任(保举)人的史实很多,不过两汉的任子并非记载的那么简单,在任与被任者关系,任者的官阶、被任者的官职及所任人数上都有变化,详见下表。     

宋诗零考

宋诗零考戴萤一、《游石巩石》一诗非宋人所作清厉鹗《宋诗纪事》卷六十收录宋人黄鹤诗《游石巩石》，其出处注为《宜黄县志》。其实宜黄县出过两个黄鹤，都小有名气，一为宋人，一为明人。宋人黄鹤字叔似，光宗时人，有集名《北窗言》，今已佚。明人黄鹤不仕，与人结为诗...     

《大学》新注

《大学》新注王沂暖《大学》乃《礼记》中之一篇，是四子书之一。有人说是孔于大弟子之一曾子所作，此盖臆测也，要之与《礼记》一书同为战国末年之作，但其思想内容，乃为儒家之绪余，则可信也。大学之遵，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所谓大学，与现在之大学乃同...     

敦煌变文《孔子项诞相问书》校注商补

《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变文选注》等对《孔子项讫相问书》所作的校理疏释中，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笔者就其中的40则校释提出商补性意见。     

弟文兄诠 华萼相辉——简论窦暨《述书赋》与窦蒙的《注》和《语例字格》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唐中叶著名书论家窦暨的《述书赋》和窦蒙为该赋所作《注》及《语例字格》：一是《连书赋》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窦氏兄弟成书的概况；二是《递书赋》在书论史上的地位、成就和特色；三是窦蒙的《注》和《语倒字格》的特球体例，美学价值和原赋的血肉关系。     

刘向班固所见《太史公书》考

刘向《别录》定著“《太史公》百三十篇”,表明刘向《包括刘歆》所见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汉志》班注既曰《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又曰“省《太史公》四篇”,表明班团所见东汉鱼台本《太史公书》已缺十篇,又有四篇重复,班氏校理时删省之。据此可证,班固所见木已非西汉秘府本之旧,它当是以西汉秘府本为主,羼有民间传抄本若干篇卷,系所谓“藏之名山”本与“副在京师”本相混合的本子。根据上述结论,有关《史记》文献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褚先生补史、《史记》在两汉时的流传、亡缺等等）都有重新考察审核之必要。     

房玄龄还是尹知章注释了《管子》

《管子注》或以为是房玄龄作,或以为尹知章作,历代都有争议。事实上,《管子注》为尹知章所作。《崇文总目》最早著录尹知章注释《管子》,《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尹知章传》也有记载;尹知章注释的《孝经》、《老子》、《庄子》、《韩子》、《鬼谷子》等先秦古籍与《管子》的思想和内容相关,这是尹知章注《管子》的必要条件;南宋绍兴年间科举取士,从《管子》及注疏内出题,《管子注》盛行,书商为了提高书籍的销售量,将尹注《管子》改为位高名重的初唐良相临淄人房玄龄。     

被贬明皇室后裔著《西游记》？——两部《西游记》可能张冠李戴

众所周知．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是明代中叶淮安（注：本文所指原淮阴市的淮安县．即现在的淮安市楚州区）人氏吴承恩所著。近年来报刊上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指出《西游记》早期的明代版本没有署名作者，清代以来对该书的作者一直有争议。为此．使我回忆起少年时在家乡就听说过《西游记》成书的另一种说法——盱眙孝子为母亲所作．又经多年探究，深感《西游记》的成书和作者确实还有待于探讨。     

任昉代褚蓁表和相关的《文选》旧注

任■代褚蓁表和相关的《文选》旧注胡耀震任是以无韵之笔名冠齐梁文坛的作家。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精选历代“清英”之作，收任的文章多达十七篇，数居全书所收作者的首位。这些作品与任的其它名文，也成为此后我国千余年封建社会中文人们写同类文字的范本。任代...     

《论语集解》非何晏一人所作

《论语集解》在《隋书·经籍志》题为何晏所作。南朝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即《论语义疏》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叙录》,北宋邢昺的《论语正义》都题为何晏所作。现在通行的哲学史史料学、思想史著作和辞典也都持同一说法。实际上,《论语集解》不是何晏一人而作,而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据《晋书·郑冲传》载:“(咸宁)初,冲与孙邕、曹羲、荀(岂页)、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是之,名曰《论语集解》”(着重号为笔者所加)。《隋书·经籍志》也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报任安书》疑义试解

司马迁《报任安书》是一篇比较难于理解的著名文章，历来的文章选注本和现今通行的大专院校教材在读解时都有不少错误。本文举旧注共误的六例作解。企求所解各义皆言之有据，且用于上下文又成章顺理，了无格。     

柳宗元诗评解随笔

柳宗元诗评解随笔陈增杰一、“李、元二侍御”谁指柳宗元七律名篇《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为元和六年（８１１）十二月在永州吊念吕温所作．诗题中“李、元二侍御”，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卷四二注：“元侍御名稹。是时德自东台监察御史，贬江陵...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的特色

简朝亮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以洽于经义为旨归,折衷汉宋精粹,不但补朱注之略,而且正朱注之讹谬,所作述疏深入浅出,解读翔实,代表了清季及民国初年《论语》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重要的数据价值,在《论语》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系刍议

王安石推崇《孟子》 ,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 ,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易学上 ,王安石以孟子思想解《易》是学术新发展 ,对程颐以注《易》来阐述理学也有影响     

《文选》联绵字李善易读音切考辨

利用反切来研究汉语语音史，是一条重要的途径。然而古代典籍中随文而注的反切除一般的注音外，往往会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特殊音切。笔者在整理初唐李善《文选》注的反切时，即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李善给《文选》中某些联绵字所作的音切，往往是悖离其整个语音系统，而加以改易其读的，因此，李善为这类字所作的音切，显然不宜作为系联李善音系统的材料。然而这类改易其读的音切，却为我们研究联绵字读音与用字的变换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这类联绵字的特殊音切，大致可概括为三种情况：（１）上古本双声送韵者，而初唐语音演变，已不再双声…     

《文选》五臣注口语词札记

南朝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学总集《文选》，世有李善注《文选》与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文选》两种不同的注释本流传。后来，又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成为所谓的《大臣注文选》。五臣往是针对李善注的“释事而忘义”，即只注意解释典故，不太注意疏通文义，于唐玄宗开元年间重新作的注释。五臣注的价值，历来被认为在文献学史上不及李善注。宋人苏武《书谢瞻诗》即称“五臣真俚儒之荒陋者”。今天看来，五臣注确有其迂陋流失之处，但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其流通文义，亦间有可采”。正因其“俚”，能…     

论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与研究——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梁启超为《桃花扇》作注所用底本为暖红室校刻《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桃花扇》.梁启超用批注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来研究《桃花扇》,和他本人的学术思想、治学理路及其转变有关.他为《桃花扇》作注,主要是旁征博引、依据史实,指出剧中情节本事,介绍剧中角色生平.梁启超对《桃花扇》作为虚构叙事作品有清醒的认识,他对同剧作本事、人物生平来说的移易时地,给予了理解和肯定,并指出了孔尚任具体运用的叙事技巧.他又能从舞台演出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桃花扇》创作的虚实相间.只是在几处情节严重失实的地方,梁启超对孔尚任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