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兼论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之异同

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由其实质意义上的完成者全祖望所决定.经过全祖望的修补,在层次性质上,《宋元学案》由比较纯粹的宋元哲学史演变为宋元儒学思想史与文献资料汇编.在结构内容上,《宋元学案》的史学(史传)与学术谱系(家谱)色彩非常浓厚.在学案设置上,全祖望修定与次定的学案反映了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的共识,补定的学案反映了两人思想史观侧重点的分歧,补本的学案体现了全祖望对黄宗羲道学思想史体系的突破.全祖望设置学案的标准与黄宗羲在“黄氏原本”中注重思想流派与地域学术的立场相比有继承也有突破,在考虑学术脉络、地位及宗旨等纯学术因素的同时,也注重人品道德与政治事功等方面的因素.这体现了作为哲学史家的黄宗羲与作为史学家的全祖望在思想史观上的差异.     

《宋元学案》视域下湖湘学派的源流及其诠释——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3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     

艾儒略《性学觕述》与耶儒魂性会通

艾儒略在《性学觕述》中基于其形式因与质料因、灵魂与肉体二元结合的内部构成说,将儒学中天所赋予的性与天主教中天主所赋予的魂会通起来,进而以天主赋性、灵魂救赎论批判了儒家思想中的性气、灵肉一元论,万物一体的目的论,以及乾坤父母说的生成论.艾儒略通过阐释会通不同宗教、学说中核心范畴、概念的方式将儒释道三教的人性论纳入到天主教灵魂肉体说的框架中,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西思想在人性论上的分歧,但却揭示了其结构上的共通性.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从《宋元学案》看政治与儒学的互动影响——以党禁与杂学为中心

全祖望通过为关系到两宋的治乱兴亡的重大政治事件元党禁与庆元党禁设立学案,反映了宋代儒学与政治间的互动影响及其兴衰历程,并通过考证《元党人碑》确定了元党人的范围。王梓材考察了宋末反道学的学者周密对于道学流派,以及对假道学、道学与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丰富了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认识。全祖望为作为北宋后期开始直至南宋初期的官学并与洛学相对立的王安石新学,被朱熹视为杂学的三苏蜀学,以及宋元过渡期间被视作王、苏两派之余波的以李纯甫、赵秉文为代表的金朝儒学设置学案,肯定了道学的反对派新学与蜀学的思想史地位,阐明了王安石经学的学术价值,进而从正统立场出发批判了金代儒学代表人物李纯甫与赵秉文的三教合一论。     

论《宋元学案》中全祖望的案语及其学术价值——兼论宋元儒学思想史的建构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的案语主要致力于学术源流、师承关系、事迹史实及乡邦文献诸方面的探讨.全祖望在序录中建构了完整的宋元儒学思想史体系,并且探讨了思想与政治文化等客观环境间的互动影响关系,贯穿着推崇学术创见,道德与学问并重,以及兼容并包的开放思想史观.在师承关系的考察上,全祖望基于兼顾史实与思想传承的立场,在承认客观师承关系的同时,又认为不能夸大其在学者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史学考证上,全祖望坚持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并继承了黄宗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扩展了史料的范围.在乡邦文献的阐发上,全祖望致力于表彰浙东先贤的学术思想,发掘了大量宋元时期的乡邦文献,从而填补了思想史上的诸多空白.     

《文献通考·经籍考》文献的辑录方法与统计分析

《文献通考·经籍考》辑录文献的剪裁方法包括将来自某人或某书中的不同文献段落合并到一条解题中的"多条合并",合并不同书目及其解题的"数书一录",以及辑录合并书目时的"省并解题"。考虑这些情况后统计确定《经籍考》全文共辑录有6 074条文献,来自大约140个不同出处,并以宋代学者及其著作为主体,分布在总叙、小序、小计及解题中。《经籍考》辑录的文献中虽有70%的条目出自《直斋书录解题》与《郡斋读书志》,但只占全书不到一半的篇幅。其它138家只占总条数的30%,却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分析可知,马端临所辑录的诸家文献在部类中的分布基本与其学术专长相符,反映了他对诸家学术文献的准确把握与精心编纂,从而提高了《经籍考》的学术价值。     

《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分类渊源及其调整

《文献通考·经籍考》由于其辑录体的特殊体制决定其分类体系与书籍归类具有综合众家而折衷以己意的特征。通过对其经部书目文献的分析可知,马端临在《经籍考》中辑录前代书籍的过程中进行的调整主要包括:分类体系中由分类项目的设置及其横向关系与纵向沿革造成的调整,以及书目归类中由分类者的主观视角与思想立场的差异造成的调整。通过分析历代目录与学术史,特别是与古籍目录的集大成者《四库总目提要》相对照可知,《经籍考》经部中对其分类类目与具体书籍的归类的调整往往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有其深层的学术背景,反映了思想文化的时代变迁。马端临敏锐地抓住了学术发展的脉搏,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分类与归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