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量论的美学意蕴

唯识量论的早期理论形态过于杂芜。成熟量论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证明世界的绝对存在。现量埋设了人类与绝对存在融通的伏笔。比量潜藏了人类回归绝对存在的契机。法称的现量理论直指绝对存在的空性。意现量直观蕴含了丰富的美学意蕴 ,是唯识美学的最终实现。     

比量与论式——《因正理论》讨探之二

量学中所说的“量”一般指量识,即对所量事物(认识对象)的认识。《释量论》云:“量为无欺智”。依此藏传因明论著中对“量”的定义为“新起而不欺诳之了别境识”。因为所量事物(认识对象)有自相和共相的区别,量识也随之分为现量和比量。《释量论》云;“所量有二故,能量为二种”。何谓现量,陈那在《集量论》中说:“远离计度种类名言义者为现识”。其意是不需思虑事物的类别命名等义,而由眼耳鼻舌身等五识直接了别的正确认识。当然现识与现量有微小差别,一般地讲,现识就是现量;而具体地     

论王夫之审美意象说与老子美学境界

王夫之诗歌审美意象说包含情景交融论和审美直觉的“现量”论。其意象说的审美意义受道家,特别是老子美学“道法自然”、“大象无形”论的影响。王夫之审美意象说蕴含深邃的价值形而上学色彩。     

印度陈那、法称量论因明学比量观探微

西方关于人类认知基本类型的确认,一如笛卡尔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将其约化至最小分类为直观与演绎两种,若从东方佛教逻辑亦即量论因明来看,即是现量与比量。虽然演绎或比量在人类认知进程中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但其内在构造所关的诸多问题,绝非自身所能解决,必回溯到其来源亦即作为直观的现量,若从深层学理向度而言,即是要从“量论哲学”“因明哲学”的层面才能真正勘透演绎或比量的内在本质,由是才能真正弄清其地位与价值。从比量的词源入手,细密探讨其与现量的内在关联,并对陈那、法称相关原典做进一步梳理,可以真正揭示比量本非为量,但又可以认定其为量的深层学理之所在。     

王船山诗学概念"现量"探析

王夫之抛弃了“现量”的佛学基本立场,将＂现量＂纯粹作为认识活动中的心理活动状态,使“现量”概念更具有普遍性,并指出了现量的时空性、瞬时性、如实性。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将“现量”一词引入他的诗学中,加以改造,成为他诗学中的核心概念。王夫之剥离“现量”的佛学立场,将其引入诗学,对后人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淮南子》和《乐记》的“物感说”比较

“物感说”是中国文论史上关于文艺的本源论和生成论。《淮南子》和《乐记》分别从道、儒两家不同的思想体系立论，对其都作了具体的论述，两家有相同的观点也有相异的看法，对后世都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佛教理论对中国古代审美认识论之影响

佛教的"现观"现量"各有三层涵义.在中国审美认识论中具体体现为审美的"现在"性、"现成"性和"现实"性.即美就在眼前生活中,审美是直接性的,审美中的"理"是一种情理而非思辨之理.     

论法称之"现量"观--由《释量论略解》观之

现量的认识对象是世界的真实存在。现量的认识主体是能够认识世界之真实存在的有觉生命。现量的认识活动是能够认识世界之真实存在者认识世界之真实存在 ,以成就有觉生命。     

论王夫之诗学有机整体观

本文指出文学以意为主的传统观念更适用于小说文类，对中国古典抒情诗可能是一例外。以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为例，以诗歌有机整体观统摄全篇，王夫之分别从四个方面对此做出阐释：1、“一时一事一意”：整体观的确立；2、意与势：以“势”（形式）的屈伸变化线性特征和烟云缭绕空间特性来融化“意”（内容），实现形式、内容的密合无间。3、现量说：诗之产生当下的审美直觉实现内心、情境、时机的统一；4、破陋人之法：整体观的反面确立。     

唯识学与现象学的六个理论分野

唯识学与现象学的六个概念之间,即“识”与“意识”“二空”与“悬置”“二分”与“显现”“自证分”与“意向性结构”“现量”与“本质直观”“真如”与 “事物本身”等,其意涵有 一定交接,但似是而非。第一,“识”具有判断、明辨的认识功能,还可以转成 “八识”,前五识是感 觉功能,第六识是意识,第七识是自我意识,第八识阿赖耶识是宇宙万有的总摄,具有永恒性。阿赖耶 识此义近似于西方哲学的ｌｏｇｏｓ和中国哲学的“道”“无”,无法翻译。可见 “识”与现象学的 “意识” 差异之巨大。第二,唯识学主张 “万法唯识” “我、法二空”。“二空”说是形上学。现象学 “悬置” 说是方法论,即假设万物皆 “空”。可见 “悬置”和 “二空”具有方法论与形上学的本质不同。第三, 唯识学认为世界万物都是 “识”“变”而来,呈现为 “见分”和 “相分”。这不仅是一种意识活动,还包括情感、心理等因素,因此不仅是认识意义上的,还有本体论、存在论的意义。现象学的“显现”说,意在描述对象事物在意识的呈现过程中具有意义意向性特点。可见“二分”与“显现”之差异。第四,唯识学的自证分就是八识自体。自证分是体,“二分”是用,体用一如。这与魏晋玄学体用一如 思想基本相同,于意义生成没有直接关系。现象学所谓 “意向性结构”是意识的本质特征,表明意识活动都是指向性的。因此,唯识学自证分与现象学意向性结构两个概念基本不能对应。第五,唯识学“现量”是指认知活动中认知主体亲身在场、当下感知,与六识、三性、百法交接,绝不是纯粹意识,不具有普遍性。而从佛教角度说,“现量”在所得智下所观照的也不是物理现实世界。现象学 “本质直 观”是指认知主体经过 “悬置”之后的纯粹意识,对于对象事物所进行的观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要 绝对排除对象的物理性存在,只关注事物普遍性的 “本质”,绝非个性化的认知结果。可见“现量”与“本质直观”之间很难找到相同点。第六,唯识学最高目标是证得“真如”,方法是修行。现象学根本目标是解决认识中 “意义”确定性问题,回到“事物本身”,属于哲学认识论。以上六个概念展示的根本理论差异,凸显出唯识学与现象学之间不可逾越的理论鸿沟,还揭示出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公元７世 纪佛教认知体系描述,与在现代科学背景下的２０世纪认知体系描述的本质不同。     

如何理解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基于范畴表与动机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列举了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它们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感性论。但康德没有直接说明这四种概念的排列原则,以及为何是这四种概念。借助范畴表以及《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可以对理解这两个问题提供一些启发。四种概念的逻辑关系呈现出范畴的秩序：道德情感、良知、人类之爱和敬重分别是从量、质、关系和模态的范畴来展示人在意识到道德法则之后的心灵活动。同时,《道德形而上学》中的感性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在内容与论述的逻辑顺序上都是一致的。后者的论述提示了康德为何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恰好提出这四种概念。不过,《道德形而上学》是从道德禀赋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实践理性批判》是从动机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然而,由于敬重体现了理性与意志本质的关系,因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诸动机”中实际上只强调了敬重这一种动机。这种理解也对敬重能否直接驱动道德行动的问题带来新的审视角度。     

怎样理解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

一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阐述上,通常都援引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中的经典论述。那么,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究竟是怎样论述哲学基本问题的呢?众所周知,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以下简称基本问题),文章首先概括地阐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然后,文章就基本问题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分别作了具体的阐述。恩格斯指出:“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什么是本原,是精神,还是自然界”,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这个问     

“一大”、“无有”及《老子》道论新探

《老子》论“道”,常运用“一”和“大”、“无”和“有”两对范畴来表述。“一”和“大”合为“一大”,“无”和“有”合为“无有”,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固有范畴。从“一大”、“无有”可溯求《老子》道论的思想精义及其体系结构,值得探索。 《说文·一部》:“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天是会意字,取“一大”的合义。既是取其含义,则为两个字。那么“一”与“大”分别是什么意义?一大”又是指什么?     

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其小说观之关系

对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思想及其小说观,学界都多有论述,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指出其佛学思想与其小说观的关系。细读梁启超两篇小说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告小说家,》发现梁启超的小说观与他的“应用佛学”关系紧密。梁启超运用他心目中的佛学宗旨、思维、术语来比附解释他心目中的新小说宗旨、特征、作用。梁启超以佛学论小说来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具有强烈的功用色彩。     

研究和介绍词学理论的学术专刊——《词学》第四、五辑相继面世

<正> 由唐圭璋、施蛰有、马兴荣主编的《词学》,第四、五辑已于近日相继面世。《词学》各专栏以“论述”和“文献”为重点。第四、五辑的“论述”部分发表了《况周颐词论管窥》,对况周颐的词学观点。作了充分的研索和阐发。《论阳羡词派》一文从地域、意趣格调、渊源三个方面对被忽略的阳羡派进行了论证。此外还刊载了《袁去华     

论道家生命结构观的建立与发展

道家从老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生命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管子》中的《心术》、《内业》等道家类著作以及《庄子》等先秦道家典籍均对生命结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生命的形神、身心二元结构理论,奠定了道家生命结构观的理论基础。汉代道家集大成之作《淮南子》进一步认识到生命的第三种要素“气”的重要作用,建立了形、神、气生命三要素论,并对生命之形体与精神的各自内在要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大大细化和深化了先秦道家的生命结构观。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香炉论”和“作家论”之区别——周作人与郁达夫散文观一评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导言因都是名家所作而在文学史上有着相当3的分量,特31是分别由周作人和郁达夫执笔的散文部分的两集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散文观,比较二者之异同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两篇导言的特别的两个部分“香炉论”和“作家论”入手,来对比两人在此时期散文观上的异同。     

如何理解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无”？

海德格尔看来，无的问题之所以在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中无法得到回答，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忽视了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区分，并且从存在者的角度将“无”看成是存在者（或“有”）的某种缺失。海德格尔对于“无”的具体论述主要集中于《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是什么？》和《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这三部作品。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的角度出发把“无”理解为世界的无意义和此在的“向死而存在”；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海德格尔把“无”看成是世界作为存在者整体的“跌落”或“沉没”以及相应的“无之无化”；在《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中，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转向，并且放弃了他之前的生存论思路。他借鉴了谢林关于“实存”和“根据”的区分，把“无”和“无根据”联系起来，认为“无”既意味着“无根据”，又是“无根据”中建立根据，也就是“建基”。在此之后，海德格尔很少讨论“无”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在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无的问题消融在更具普遍性的存在问题之中。     

《马氏文通》论顿节评说

《马氏文通》论顿节给出了顿的一个定义，指出了“顿”的几个特征，为我们弄清“顿”是什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论顿节还分析了若干顿的结构，给出了顿的一些下位类型，但都不很全面系统。论顿节提出的对同一个句子作两种分析“亦可”的看法，以及对同一类现象作两种完全不同的分析的做法，都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