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合作中政治与法律结构耦合的生成——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

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城市群建设的发展，地方政府之间必须就公共事务展开横向合作。当前，地方政府合作面临着跨区域行政权行使缺乏法律依据、区域协同立法受权力配置制约、权力有效性缺失、政策执行不力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与法律之间的相互掣肘。在系统与环境的解释框架下，政治与法律是各自以权力与立法为核心的功能分化的社会子系统，彼此之间以政府间行政协议为耦合渠道，在维持界分的同时又形成特定的联系，为解决系统内部的矛盾提供方法与途径。地方政府合作中政治与法律结构耦合关系的生成，为地方政府合作中行政权的运行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可以促进法制功能不断完善。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如何推行大部制

推行大部制是地方机构改革的突破点.只有与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各级政府关系和转变政府治理结构相配合,地方政府推行大部制改革才算成功.地方大部制改革需坚持职能调整模式原则、差异性原则和统筹协调原则,由省级政府主导,职权配置和机构设置应当考虑决策、执行与监督权分离问题.省级政府机构数量应当控制,以决策型机构为主;地市级政府职能应当逐渐弱化,尽量减少机构;县级政府除部分决策机构外,更多地设立执行机构.改革的程序应当符合法律要求,吸收相关行政机构和行政相对人参与.     

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时空分析--以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为例

把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相关的权力进行分类,提出权力时空尺度的概念,并把权力的时空尺度具体化为权力主体与客体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从时空的角度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解释框架,通过逻辑推理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理论进行验证,可知在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中,权力主体与客体的时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权力的尺度重组分别实现事权、财权、行政首长任免权和监督权主、客体时空尺度的匹配,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目前应进一步完善基层人大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地方政府与当地公众的激励相容;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合法性监督。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自治权"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研究

国际社会所谓的"地方自治权"从公权力的角度上看,是一个国家通过宪法或者法律确定,由地方自治政府为了本地方居民的利益而管理本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排除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非法干预,因此它是以国家权力纵向划分的"地方分权"制度为前提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自治权"则是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拥有与一般地方政权不同的、比一般地方政权机关更为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因此它不以"地方分权"为要件,而是在特定地方政权机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与一般地方机关权力的横向比较基础上建构的,其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在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和制度价值目标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有优越性.     

美国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自治

美国宪法划分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主权,唯独没有提及地方政府的权力.因缺乏宪法地位,地方政府要求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就不具备稳固的法律基础.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在美国政治体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不像一些学者和政治从业者所宣称的那么软弱无力.地方政府有着多重政治资源来对抗高层级政府的意愿,而高层级政府也经常允许地方政府拥有某种程度的独立.地方政府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凸现出非正式权力的重要性.甚至在面临法律上的无权无势时,地方政府依然能够成为独立的政策制定者,如果它们决意这么做的话.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地方立法原则

我国地方立法的主要原则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以党的政策为指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与地方政府行政机关分工负责.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是金融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我国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演变来看,地方政府金融权力呈现出的扩张态势、金融权力关系变迁中的政策主导性以及金融权力结构关系的失衡是其主要特征。这与金融发展的地方化趋势、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法律调整的"空缺"有紧密关联。优化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结构,应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实现中央统一监管下的差异化授权;平衡兼顾地方政府多重角色利益诉求,形成权责明确、权责相称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健全完善立法,填补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法律"空缺"。     

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关系协调

我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在金融权力领域的选择性政策制定与动态调适,主要基于中央内部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金融分权的政治需求、金融事权中央主导性坚持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态度及行为选择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因素,地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地方制度环境与改革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谈判资本的多寡,地方政策选择的政治风险与试错风险权衡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央与地方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分权、合作、互补关系,以及地方的灵活性执行与中央的选择性控制的博弈状况。因此,法律规范之外,政府间行事规则、惯例和非正式协调活动组合应对央地金融权力关系调整发挥作用。     

建立政府信用法律机制的思考

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信用现状不容乐观,原因在于缺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任结构、司法权难以对行政权形成有效制约以及有关政府信用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因此,要提高政府信用必须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任结构,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例如建立政府自身信用信息评价与公开法律制度.     

给分权划底线,为创新设边界——地方政府创新的法律环境探讨

美国界定联邦与州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几个重要法案,对于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联邦宪法中对州政府要求的互惠条款和不得作为条款,界定了州与州之间的关系和联邦对州的绝对控制权;在特殊情况下的授权和应急法案,给了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必要的自由裁量和应急权力;宪法对公民权的界定和保护,确立了包括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权力的边界.在州法层面,迪龙法和地方管理特许权法一张一弛,既确定了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绝对领导权,又给了地方政府发挥自主能动性的巨大空间.这些法案是集权和分权的底线、政府创新的边界,它们既维护了上级政府的领导权,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又给予地方相当的自主管理权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