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时空分析--以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为例

把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相关的权力进行分类,提出权力时空尺度的概念,并把权力的时空尺度具体化为权力主体与客体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从时空的角度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解释框架,通过逻辑推理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理论进行验证,可知在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中,权力主体与客体的时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权力的尺度重组分别实现事权、财权、行政首长任免权和监督权主、客体时空尺度的匹配,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目前应进一步完善基层人大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地方政府与当地公众的激励相容;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合法性监督。     

交通先驱文教名流爱国奉献 ——追念交通大学叶恭绰老校长

叶恭绰先生从晚清、北洋、广州革命政府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是活跃于政商文教多个领域的知名人物.他的前半生多被称作从政阶段,实际上多数时间是从事他所热爱的铁路事业,同时在财政金融和文教领域成绩卓著.其后半生有弃政从文之谓,尤其书画创作方面独树一格,同时在编辑古籍、抢救文物、爱国奉献等方面也受到海内外人士高度尊崇.叶校长当年为整合多校筹建交通大学居功至伟,认真梳理其作为清末民初政界名士、交通实业家、教育家,同时也是著名文化学者、收藏家、书画家、爱国民主人士和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的生平事迹,既是对交大首任老校长的最好追念,也是对交通大学历史文化遗产的必要发掘和弘扬.     

青藏铁路在西藏交通时空结构演变中的作用

2016年是青藏铁路通车10周年,适时回顾和评价青藏铁路给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央治理西藏带来的影响极具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2006—2015年铁路客货运输数据的分析、进出西藏交通的历史回顾,以及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比较,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唐朝到民国的诸多历史事件都表明,西藏对外交通干道建设水平直接影响到西藏本身的发展和中央对西藏的治理成效。第二,2006年铁路开通以来,青藏铁路效益显著,改善了进出西藏的时间距离、提升了进出西藏的物质规模等级、促进了旅游发展和文化交流。第三,将来要在已有青藏铁路的基础上进一步积极扩展铁路网,构建适合西藏特点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突出推进铁路网络的区内延伸、内地联通和跨边境铁路的建设与论证。     

重视大都市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大都市区正在成为各国经济生活、资本形成和国际竞争的主要空间尺度与结构,大都市区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通常是由传统城市化转入大都市区化阶段的分水岭,我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阶段转变的关键时刻。轨道通勤圈是界定大都市区的重要标准,也是区别大都市区与蔓延式大城市及城市群的主要准绳,市郊通勤铁路应该得到特别重视。在大都市通勤区内以TOD模式实现居民职住平衡,改造传统大城市由于时空阻滞导致的各种城市病,提高各大都市区的社会经济活力,才能引领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与布局,并支撑相应城市群的形成。必须尽快研究我国大都市区的官方定义,填补城市化战略的重要缺环,把各百万人口以上蔓延式的传统特大城市转型为现代大都市通勤区,并将政府的行政组织与权力结构进行相应尺度的重组,避免由于行政碎片化的延误而付出过大代价。     

重视基于交通运输资源的运输经济分析

交通运输资源是从事运输活动的条件和手段,包括固定交通资源和可移动交通资源这两类硬资源,以及由运输系统中的人力、信息、组织与管理制度等构成的软资源.交通区位是交通行为与交通资源的聚集地.交通规划的目的,应该是在约束条件下通过交通建设实现交通资源在物性、空间和时间上的耦合效应,以满足规划主体在政治、经济、国防、社会及环境的需要.交通运输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其形成与使用的效率,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运输业的规模和效率,也决定着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状态,因此必须提高交通资源的形成和使用效率.对交通运输资源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运输经济学科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经济学时间概念及经济时空分析框架的思考

经济学时间框架是一定经济学思想体系所依赖的时间背景条件,它限定着相应逻辑分析的解释边界。古典经济学的时间背景包括历史时间和作为资源的时间,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时间背景是机械力学的静态时间,演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时间背景转变到热力学与进化论交集的时间,而目前仍存在的尺度缺失制约着经济学的时空分析能力。作者认为,经济学应该学习借鉴相对论和社会学的时空观,补充构建基于即期相对时间并结合经济时空场域的新一代分析框架。新框架有利于经济学在分析现实世界中选用更合适的逻辑时间概念,突破传统静态分析范式,从只聚焦于均衡时点转变到真正关注过程。同时,放松过于严格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更好地达成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性。     

关于公企业概念与国企改革的探讨

公企业是西方国有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政府在公企业设立、资源获取、资产管理、人事安排、财务管理及重大决策中的权利义务均由公企业的单独立法加以规定。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遵循了公司化改革路径,国有企业被置于公司法基本框架下,政府与国有企业形成股东与公司的基本关系。但在这种法律关系框架下,国有企业特定公共目标的实现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并可能引发国家权力与法治原则之间的潜在冲突。本文认为,我国应根据国有经济所处的不同领域采取分类改革思路,在特定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中适当借鉴西方公企业形式。     

铁路／轨道交通在新型城镇化及大都市时空形态优化中的作用

铁路/轨道交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大城市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战略,是进一步发挥城市集聚经济优势的关键,也是突破在已有城市效率边界的前提下克服大城市病、促进社会公平、优化城市土地利用和城市时空形态的关键。要重视在时间距离、可达性、时空转换能力以及时空结构等基础上建立城市交通与城市形态分析框架,改变原来就交通谈交通、就铁路谈铁路的思路,通过相应技术、组织与体制的手段努力提高城市的时空转换能力与时空转换效率。新型城镇化已经对铁路发展提出了若干新的要求,铁路需要树立新观念,更好地为城市服务,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也要更加自觉地和更好地利用铁路,尽可能实现多赢。     

北京交大“知行”校训的精神底蕴与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的历史价值

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交通大学确立的“知行”校训，与孙中山当时提出的著名的“知难行易”知行观有直接联系。孙中山主张“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强调科学认识的重要性以及正确理论对于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决定性意义，并以此推动史无前例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步伐。校训“知行”二字体现了从古至今人们不懈追求的大学精神，是古老文化传统与现代学术理念的完美结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并推动社会经济大发展、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建设研究型大学仍需要把握好知行关系，继续传承“知行”校训的精神底蕴。作者建议“知行”校训字体恢复取自孙中山的亲笔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