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析论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而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复为先导,且以礼学成就为最著.在清初诸大儒兴复礼学的努力下,研礼者踵继而起,续有兴作.乾嘉以降,蔚为大观.凌廷堪、阮元继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后所倡"以礼代理"说的揭出,更将此前礼学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而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的相继张扬,遂使一代礼学思想演进得一成功总结.故而,对黄式三、以周父子的礼学主张加以梳理分析,有裨于厘清有清一代礼学思想演进的趋势.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宋元明礼学研究

宋元明时期,历史发展出现转向,学术也出现了深刻变化。礼学走出了"疏不破注"的阶段,礼图学兴起并蔚为大观;从宋"荆公新学"到明《五经大全》的经院礼学完全是统治者施行时政、统一思想的工具;士大夫们注疏的三《礼》更多是为了表达自我观点,寄托改造社会的理想。改革开放40年来,宋元明礼学开始受到学者瞩目,学术空白开始被逐渐填补。但是,原先只重视宋元明心性之学的研究,忽视经学研究的传统并未改变;宋元明礼学的文献学工作远未告一段落,明代礼学研究尤然。宋元明礼学渗透政治生活的具体方式研究更是阙如。将来这些领域存在广阔的学术增长空间。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近年礼学研究综述

在传统经学中 ,礼经学是一门显学。《皇清经解》收录的经学著作中 ,“三礼”学的占总数的 2 0 % ,而在《皇清经解续编》中 ,上升到 2 8% ,足见古人对礼学的重视。可是 ,进入 2 0世纪以来 ,特别是 50年代以后 ,由于学术视角、价值取向的转移 ,礼学遭到大陆学术界的冷落 ,几乎被人遗忘。只是在讨论孔子与荀子思想时 ,才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一些礼的问题。文革结束后 ,随着新时期学术事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 ,礼学日益受到重视 ,老一辈学者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如顾颉刚的《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1 979)、沈文倬的《略论礼…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朱熹《家礼》以理格俗的有效阐释

宋明理学通过创造性转化汉唐经学的知识范式,开启了"经学理学化"的阐释转向。代表人物朱熹不仅成功打通"四书学"与"家礼学",还建构了一套崭新的礼学阐释模式,即将"三礼"置入唐宋社会转型后庶民现实生活,融入庶民思维、行为与习惯,纳入宋明理学之中且以理"格俗"。朱熹"格俗",是以天理、礼义为本,将不合天理、礼义之本者,以礼"废俗";将合天理、礼义之本者,"以俗合礼",最终使《家礼》得到公度的有效阐释。     

张尔岐与《仪礼郑注句读》

明清更迭，社会处于“天崩地解”之势。面对这一历史巨变，社会各层作出不同的回应。就知识界而言，为维护文化传统和矫挽晚明王学空疏之弊，“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取向一时成为潮流。在此潮流酝酿之下，礼学的兴起成为有清一代经学复兴的先导。其中，大儒张尔岐对《仪礼》所做的句读、考辨，以及对礼意的阐发，倡清代仪礼学之先声。张尔岐为学路向的确立，以及其对《仪礼》研究的疏理，奠定了他在礼学研究领域和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清人经典诠释的取向及特色——以“三礼”诠释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之际的学人深感王学末流空疏之弊，他们在经典诠释中寻求经世良方，颇具实用意味的“三礼”遂进入他们的诠释视域。乾嘉学人“三礼”之学的背后，有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深沉思索。在晚清危难的时局下，传统士人通过“三礼”从而阐发经世致用思想。清人“三礼”诠释的求实精神，体现在他们于“三礼”经、注、疏之辨疑，以及他们无汉宋门户之见。清人的“三礼”诠释的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程度之深，可谓空前。清代“三礼”的校勘、礼图、礼例等方面的研究皆有集成特点。     

礼学文献的重现与两汉礼学的演变

汉初礼学研习分化为礼义和容礼两派。徐生的容礼派与朝廷太常机构形成朝野互动,仕途目标为太常礼官大夫。高堂生完成了《礼经》十七篇的恢复和整理,初步形成了礼经家法传统。后仓撰成《曲台记》,推士礼而致天子,完成了礼经师法的创立。戴圣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从《礼古经》、《礼古文记》、《明堂阴阳》等文献中获取思想材料,创小戴礼家法。戴德编八十五篇《大戴礼记》,取材范围远超戴圣,显示了对天道、人性、历史和政治技术的浓厚兴趣,创大戴礼家法。庆普后学在东汉致力于国家礼典建设,将庆氏礼学发扬光大。郑玄对今、古文《礼经》文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扬弃了各家法的缺陷,又利用《周官》解《礼经》,取得了空前的礼学成就,终结了两汉礼经学以师法和家法为标志的传统。     

说晏子“麋鹿之裘”——兼论《晏子春秋》的礼制问题

晏子衣麋鹿之裘,是其节俭的一种表现,后来注家不了解当时鹿裘作为下品之裘的地位,而试图以儒家舆服等级制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其说难从。《晏子春秋》与三《礼》时代大致相当,但彼时礼制变化剧烈,三《礼》内部不能一贯,《晏子春秋》兼具史书与子书的双重性质,这些因素使得二者礼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晏子春秋》中对于礼制的记录和探讨,不仅可以印证儒家礼制,更可以补其不足,可视作先秦儒家礼学向两汉经学(尤其是齐学)礼学的过渡环节,影响到了后来儒家某些重要礼制的形成。     

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指瑕四则

聂氏《三礼图集注》多引礼书、"三礼"郑注、贾疏、孔疏,结合郑图、阮图、梁图、张图等旧图撰作而成。历经数百年的礼图样式如顾颉刚先生"层累说"言,定有构造臆断之嫌。聂图的撰作旨在寻找礼图之本真,然其作虽有疑辩却缺乏与金石材料的辩证,难免有失当之处。     

张载礼学思想探论

受时代学风的影响，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所做之诠释，有着明显的疑经倾向。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提出的异议，旨在更好地复原“三礼”之文本，剔除“三礼”中不合先王之法的内容。张载的“三礼”诠释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倾向。其推崇《周礼》所记之井田制以期缓和北宋中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推崇《仪礼》和《礼记》所记之宗法制以凝聚宗亲、维护儒家伦理等，皆有着很强的当代意识。张载通过“三礼”等经典之诠释从而阐发他的理学思想，涉及的问题有中庸、礼乐以及辟佛等，此外还涉及格物论、太虚即气论、天理人欲论、民吾同胞论。     

“礼”对中国传统建筑之影响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以礼制为主导的封建制度主宰下,"礼"既为规定统治秩序、天人关系、人伦关系之法则,也是约制伦理道德、思想情操、生活行为方式之规范。中国传统建筑作为承载社会生活之重要场所,"礼"对其产生了至深至巨之影响。本文从"礼"与中国传统建筑基本原则之确立、"升降出入"秩序之形成、功能布局之理蕴、等级制度之渊源等诸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三代之礼到万国公法：试析郭嵩焘接受国际法的心路历程

本文试图沟通晚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传统学术著作和他出使前后的日记、奏稿及书信,以探讨其对外交涉的依据。郭氏诠释儒家经典时指出,"三代宾客之礼"包含对外交涉的真理。出使前后通过阅读《万国公法》等国际法译著,并与"万国公法讨论会"交往,他才意识到近代外交应以"万国公法"为依据。然而,郭氏接受"公法",并不意味着放弃"三代之礼",恰恰相反,他是将"公法"当成"三代之礼"精神在当代的体现而加以推崇。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北宋时期儒家礼学的体系化建构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论发展。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在继承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礼与情、礼与性、礼与天理关系的论述,把礼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还试图以超越之礼为根本,整合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的人伦规范,建立礼一本论体系,丰富与深化了儒家礼学的理论内涵。     

两汉《礼记》源流新考——从《郭店简与〈礼记〉》谈起

在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进程中 ,《礼记》的编撰过程一直是一个聚讼纷争的问题 ,本文试图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 ,辨析《礼记》之源流 ,提出一些自己的学习体会。作者认为 ,对两汉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不能以为戴圣是今文仪礼学家就不可能辑取古文记。戴圣于今古文之争未起之时确曾抄传古文经纪并以之为今文家之学。但以现存文献仍然无法确知戴圣是否曾将所传之记辑定成书。作者更倾向于认为 :今本《礼记》四十九章是辑自东汉礼家之手。     

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学术发展既随世运推移而变迁,更在变迁中为时代走向注入新的特质。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即在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嬗变中,经由清初迨及乾嘉,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遂在反向层面上拓展了传统学术的更新进路,从而彰显出有清一代学术的鲜明个性。而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活动事件,确然担当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秦蕙田与《五礼通考》

清代秦蕙田历经三十八年，完成了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礼学巨著——《五礼通考》。其编撰有资料丰厚、工作扎实、集思广益三个显著特点。《五礼通考》在资料汇集、体系建立、具体论证等方面都能博采众长，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的礼学成果，确实可称为中国古代礼学的集大成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