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建构的知识谱系

戊戌时期出现的史学变革言论,是文明思潮在史学领域的表现,至20世纪初结出硕果:以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起一套新的知识谱系,完成对传统史学的革命。新史学是实现新文明的路径之一,欲真正理解新史学,必须站在文明视角。新史学的核心贡献并不局限于"历史是什么"的本体层面,而在于依托文明理论视角,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史学知识谱系,其主要逻辑架构可以概括为:为什么要书写历史——书写什么样的历史——怎样书写历史。新史学不仅致力于实现历史书写从"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典范转换,而且尝试用"人类——世界——国家——社会"这一清晰的层级结构,来取代"天下——王朝——社会——家族"的传统书写模式,并由此带来扩大史料范围、跨学科治史等一系列史学方法层面的变革。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建设

20世纪前期 ,“新史学”理论的提出、进化史观的输入 ,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 ,为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是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之最重要的方面。历史理论领域的重大成就和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 ,反映了新中国史学理论建设在这两个重要方面的进展     

中国近代史学方法述论

中国近代史学以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即资产阶级史学为正统。它主导史学领域期间,中国史学有很大发展。近代“新史学”史家们创造了许多有价值的史学方法,其中有新意且成型的如：比较研究法、归纳研究法、历史统计研究法、二重证据法、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法、诗文证史研究法、碑志证史研究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历史演进”考辨法、史书章节编纂法、借助“引得”寻检史料方法等。中国近代史学方法,具有历史进步性,也带有时代局限性;在我国史学方法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起过承上启下、承外启中的历史作用     

留学英伦与严复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留学英国,使其亲身体验了西方政治、社会环境,较早接触到了西方最新的社会科学成果,并译介了一批近代西方名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将西方进化论历史哲学引介到中国,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对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20世纪初",新史学"产生,新史学著作纷纷以进化论历史哲学为指导,这与新史学家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与严复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严复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理论奠基人之一。     

“走出疑古时代“的顾颉刚史学研究

对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成就及影响的研究与评述是中国" 20世纪学术史里的一个中心问题". 20世纪 90年代以后,随着顾颉刚读书笔记、年谱、各种遗著的陆续出版,多部生平与学术传记的问世,进行全面研究与评价的条件日益成熟;同时由于田野考古的丰硕成果和中国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的提出又使这一研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总的来说,研究者在批评顾颉刚疑古过甚的同时能充分肯定其在思想解放和新史学建立中的重要作用.很多研究者进一步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对顾颉刚学术思想渊源及形成过程的梳理、其史学观念、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顾颉刚与同时期其它史学家的比较研究等方面,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研究领域.     

傅斯年、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

20世纪上半期是西方史学从兰克式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夕,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消长起伏构成此时的一道重要景观。新史学以社会史、民众史为主体,以社会科学为辅助方法,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潮、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及后来的会通史学都是这一范式的代表;植根乾嘉、外接西学的新汉学则重客观实证,以史料为中心,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主体。新史学与年鉴派不谋而合,代表着一种富含生机的新潮流;新汉学与兰克史学同调,绝非现代新潮。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揭橥科学的大旗,反对发扬国学、汉学,但在学术路向上,它侧重史料搜考,传导实证学风,实质上仍归属新汉学的谱系。由于知识背景、门户之见和派系利益诸方面的原因,以致史语所最终与现代史学的新潮流失之交臂。     

清末中国"史界革命"论

清末中国以"新史学"勃兴为标识的"史界革命",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全新的史学追求、空前的传播方式.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新纪元.本文深入探讨了这场革命的内在理路、主体表现及其推动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划时代意义.     

论新史学(1)

２０世纪就是新史学的世纪。２０世纪的史学史就是新文学的历史。新文学不是另外一种史学，而应该是本质意义上的史学，即断史学就是充分实现了史学自身本质的史学。本文分析２０世纪先后出现过的三种类型新史学体和指出新时期新史学的空白之后，阐明新时期的新史学应包含有两块基石和两大支柱。两块基石是新历史观和新史学观，两大支柱是新史学理论和新史学批评。新历史观是一种本体论的历史观，新史学观是一种本体论的史学观。     

20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中国20世纪初“新史学”是在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中应运而生的,梁启超开风气之先。其产生的学术原因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和外国史学的影响。以进化史观为中心的近代史学观念和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重要范畴的初步探讨,则标志着“新史学”的发展。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之间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联系密切,甚至一脉相承。     

晚清史学风气之转移与结胎

具有"百学之本"的史学,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镇.这一重镇在晚清时代,因为西方学术思潮的冲激、新的治学方式的初步输入,开始在古典史学领域出现新的学术趋向.传统的乾嘉考据学虽然在学者中有不在主流的继承、发挥,但遭受的批评比较直接也很尖锐;提倡民史、新史学,组织史学会,创办新学术杂志,倡导史学理论即所谓"史科"、史学方法,成为晚清史学的新风气、新思潮,这就为民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学术基础.     

论戴景贤对钱穆学术思想的解读

戴景贤是钱穆去台湾后的第一个及门弟子。他对钱穆学术思想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历史整体”的角度解读钱穆学术思想的学术特色 ,认为钱穆的学术既具有普遍性 ,又具有特殊性 ,既具有历史性 ,又具有时代性 ;二是从哲学的角度探求钱穆义理思想的根源 ,认为独特的儒学观是钱穆学术思想的核心。戴景贤的解读虽然不是全面的 ,但却是独特而深刻的。     

论"新史学"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本文从史学观、史学方法论、史料观三个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它们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影响,旨在揭示在“新史学”视域下中国教育史呈现的状态。     

21世纪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新资料的刊布促使研究工作呈现出持续进步的态势，研究者的兴趣点更为广泛，以及研究理念和学科建设引起了学界的思考,这些是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趋势。目前中国古代史领域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第一，研究工作多致力于对古代历史的重建，而对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着意有限。第二，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出现了研究工作立意有限的情形。第三，学术评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开展。第四，对新资料的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第五，在电子技术的背景下，提升研究者史识的紧迫性得到凸显。在未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我们需要打通不同研究领域的壁垒，思考学术研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多地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从而促进中国古代史研究质的飞跃。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述评

灾荒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历来备受海内外学者瞩目。近代灾荒的频发,使得灾难深重的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抗灾赈济局面。新世纪以来,为了深入剖析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学界除继续探讨近代灾荒的成灾诱因与过程外,开始尝试将灾荒与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考察,从而拓展灾荒史的研究视域。     

21世纪史学应当更多地关注自然史研究

历史由自然史和人类史两部分组成 ,历史研究也应该包括自然史研究和人类史研究两个部分。既重人类史研究 ,又重自然史研究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史学 ,或可称为大历史、大史学。 2 1世纪史学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自然史研究 ,应该更加注重人类史与自然史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     

中国新历史主义观念形成的外生资源

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新历史观对中国世纪末文学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一开始便以反叛历史、挑战思维、积极主动的姿态面对世界社会文化思潮和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新历史观有中国式的外生资源,即非文学性思想资源,就是指新时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空前生态化。新历史观也有西方式的外生资源,即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当代性转换和后现代语言观下文学语言的解放以及语言对历史的重新叙述。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回顾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前半期 ,梁启超、钱穆等资产阶级史学家在研究中 ,力戒门户之见 ,注重揭示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兴衰的内在因果关系 ,重视汇通中西文化的学术思想及方法论的探讨 ;中后期 ,以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清理发掘了清代学术史中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近二十年来 ,清代学术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内容涉及对清代学术史的专题研究 ,也有对清代某个学者的个案研究     

数字世界史:有关前提、范式及适用性的思考

“数字世界史”,是指从信息视角出发,依托特定的信息化技术平台,以数字化和信息化理念、手段及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活动演变过程进行动态标记、整体表述和因果关系重现的综合性系统研究,并以虚拟复原方式对所获成果提供应用接口的全新世界史范式。该范式确立之目的在于,关注时空变迁中诸历史要素的关联融合,侧重历史研究各类成果的动态整合,以适应21世纪信息社会发展对历史鉴戒之需要。     

从萨默斯著述中的“苗人”分类体系源流看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

国外自19世纪中叶就显现出搜求、比较、研究我国西南地区“苗人”分类体系的热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学术界对彼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存在关注的盲点,资料收集尚有不少遗漏。作为新发现的文献,成书于150年前的萨默斯的著述应当被视为《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在海外早期传播和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该系列典籍研究中对海外文献的最新补充,不仅填补了早前研究中遗留的一些空白,还为深入研究清代《百苗图》《黔说苗图》增加了一些新的历史参考资料。同时,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该系列典籍及其海外传播状况,不仅能为当代有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研究增添一些新的史料,而且对于进一步深入探讨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及其人群分类具有扩展和补充的意义。     

外国教育史学在中国

我国外国教育史学发展的百年历程经历了萌芽起步、艰难恢复、积极发展、成就与危机并存以及近年来的积极转向这几个阶段。几代学者共同就外国教育史的基本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总结与反思，包括外国教育史是什么？研究外国教育史有什么用？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外国教育史应该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外国教育史应该教什么？怎样教？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使外国教育史学已经有了一个健康合理的起点，但其中诸多制约外国教育史学发展的实质性问题仍需重视，包括教育史观的把握问题、教育史研究的功利主义问题、教育史研究的规范意识问题以及教育史研究的陈述范式与立场视角的自觉反思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