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传说在少数民族中的流传与变异

《梁山伯与祝英台》乃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流传于各省汉族之中。也流传到少数民族之中,有四方面变异:(1)既有散文体,也有韵文体,韵文体有各族不同的民间诗律;(2)人物变异为当地人、本民族的人;(3)有民族文化的细节;(4)情节有所发展。     

满通古斯民族和朝鲜民族熊神话传说之比较

熊崇拜文化曾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是人类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东北的满通古斯民族(主要为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族)的熊起源传说始终因循着古老的熊图腾崇拜思想,而朝鲜民族的熊崇拜文化则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变形直至渐渐消失。     

《孟姜女》故事的原型批评

《孟姜女》故事作为我国四大传说之一,流传区域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据顾颉刚先生1927年统计,山东、江苏、山西、陕西、湖北、河南、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直隶、奉天等地都有这一传说流传,近年来在四川、青海也发现有这个传说的唱词、并已融进一些习俗活动之中。在广泛流传的同时,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与之相关的文化建筑。各地文献方志中多有记载,据初步统计,有孟姜女墓洞、庙或古迹近20处。自顾颉刚先生开始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也近一个世纪,大量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专集不断出版,而且迄今仍在继续。对它     

长顺县白云山建文遗迹考辨

贵州长顺县白云山建文遗迹,涉及明代贵州的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文章通过梳理文献资料,力求解释白云山建文遗迹及其传说在贵州的流传和演变.并进一步从贵州地方性视角重新审视建文帝流落白云山的深层背景和原因.     

侗族远古神话传说的美学基因

如同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一样,在浩如烟海的侗族民间文学里,流传着众多的神话传说。侗族远古神话传说也“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侗族远古神话传说内在的一贯精神,是侗族民族精神最原始、最直率的表现,也是孕育后世侗族美学的基因。 一、从混沌到有序的美 鲁迅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明解释之:     

红水河流域壮族蛙神崇拜的美学阐释

红水河流域一带流传着许多关于青蛙的故事传说和舞蹈等艺术形式,说明青蛙对壮族先民曾经有过的心理价值和审美价值比其实用价值更大。红水河乃至整个壮族地区对蛙的崇拜其实是壮民族生存文化的具象性思维,而舞蹈、铜鼓艺术形式则是壮民族对生存文化的审美体现。     

浅析包公传说的变异及其动因

包拯生前受人尊敬,逝后为世人所称颂.不同时代的民众对历史记载中的包拯及其事迹不断进行加工改造,从而形成了人人耳熟能详的包公传说.包公传说在长期的流传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异,这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的日趋鲜明和情节的日趋丰富两个方面.而宗教因素和儒家伦理道德等则是导致包公传说发生变异的重要原因.     

越南汉文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吸收和改造——以《状元甲海传》的流传变异为例

越南汉文小说大多是在中国文学/文化影响之下的本土化创作。笔记类小说《状元甲海传》的主体故事即是在吸收中国传说《白水素女》及《柳毅传》的基础上,糅合了越南本土的传说所进行的本土化创造。《状元甲海传》在越南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到了20世纪初又出现了不同的版本《甲状元》。《甲状元》的故事主体与《状元甲海传》已有很大不同,其传奇故事已由神仙之"奇"置换为凡人之"奇",中国传奇故事的原型已不见踪影。由《白水素女》及《状元甲海传》的流传变异,反射出18-20世纪初中国文学文化对越南文学的影响及其兴衰。     

朝鲜族和满族的始祖传说的比较

(一) 研究人类历史,主要得仰赖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而在研究没有文献记载的远古的历史与文化时,神话和传说便成了很珍贵的资料之一。唯其如此,许多学者运用神话和传说对古代社会特别是创制文字之前的远古社会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和科学等古代文化潜心进行研究,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神话和传说是由各个民族创作和传诵才得以流传至今的。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古代文化,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领域。对于朝鲜民     

“王莽撵刘秀”传说初议

<正> 民间流传的“王莽撵刘秀”传说内容之丰富,流传时间之久远,在历史人物传说、特别是封建帝王传说中还是罕见的.本文拟就这一传说产生、流传的原因及其本身的价值作一初步探讨.一、传说产生的原因目前,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不同省区的这一传说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象遍布“流传区”的“搬倒井”,说是当年刘秀被王莽追得人困马乏,甚渴,恰遇此井,手搬而成.某某村的公鸡叫得先后不一,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以武汉市的调研为例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由社会交往、生活服务、就业与创业及民族工作等四个部分组成.我们要从发展城市民族经济,发展城市文化,培育和发展族群关系网络,建立新型城市民族关系和理顺城市民族工作体系等五个方面来建构其社会支持网络.     

甘肃东部地区黄帝传说的民间叙事品格及当代文化价值

甘肃东部（天水、平凉）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片热土与传说中的黄帝轩辕氏有着脐血相联的文化关系,许多美丽温暖的民间传说由此而生。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其上承载着独特的民间叙事品格与积极的当代文化价值：一、英雄出生：民众的英雄崇拜与传说的国家认同意识;二、日常生活：民众的孝亲观念与传说的道德价值;三、科技发明：民众的审美观念与传说的人文价值;四、崆峒问道：民众的道教情结与传说的宗教价值。传说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塑造出了一个甘肃民间视野中独一无二的黄帝形象（伟人、凡人、仙人）,表达出了黄帝出生地百姓既温婉厚重又大气豪迈的“帝乡”情怀,而客观上上述传说又包蕴着国家认同、道德价值、人文价值、宗教意义等隐在的文化价值。     

由东乡、保安、裕固族的传统民族服饰特征透视服饰文化的内涵

民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生动栽体,它不仅是各民族外在的显著标志及其生活习俗、心理素质、审美观的体现,更是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轨迹的画册。由甘肃东乡、保安、裕固三个特有民族传统民族服饰习俗特征的一些对比分析,可以透视出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栽体。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中,挖掘、利用民族文化资源的优势,可以使其成为新的民旋经济增长点,从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与进步。     

民族文化离析与重构的意义阐释——以西双版纳傣族民居建筑文化变迁为例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各民族间文化差异日益缩小,因此而带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多样性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主要是静态保护,但民族传统文化不会静态存在,离析与重构一直存在。文化离析与重构为民族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它符合民族成员的主观愿望,是协调人与自然冲突的结果。因而离析与重构可以使民族文化得以更好传承,对多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保护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理白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业互动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我国的重要任务。尤其对于多民族的边疆省份云南来说,和谐社会建设对保障边防安全、国家稳定至关重要。大理是云南省西部白族集聚地区。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充分发挥白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优势和民俗文化旅游,堪称典范。白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对白族地区脱贫致富、社会稳定、民族和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因此,政府应对大理白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和导向,充分挖掘具有利用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并与旅游业挂钩,形成具有明显特色的旅游产品,让白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业在互动中得到和谐发展。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

土主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村社保护神。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绵延千年传承至今,在云南彝族、白族民间仍然盛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崇拜,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产物。土主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流播,是在历史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各民族文化相互融摄交流的结果。     

元大都的历史地位探微

忽必烈薛禅可汗从至元四年到至元廿二年（公元1267-1285年），历时18年营建元大都，使其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执政期间，忽必烈薛禅以非凡的胆略正确处理了历史上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地区后所遇到的三大矛盾，即民族、宗教和游牧与农耕文化的矛盾，使元大都在初、中期出现了民族融合、宗教自由、文化发达、商业繁荣、国际贸易活跃的局面，给中华文明输入了新的血液。元大都的城市建设和宫殿建设水平凝聚了中国各族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伟大创造力，对中华民族的建筑史做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述论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形势变化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遵从各民族风俗习惯、维护少数民族的信仰自由、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动员和团结了各族群众反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思想解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新中国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积累了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东北朝鲜族保护政策的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国民党“政治土匪”利用日伪时期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和矛盾,对东北朝鲜族人民加以迫害,使他们流离失所。相反,中国共产党自六大以来一直把东北朝鲜族作为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对他们加以保护,歼灭了在朝鲜族地区胡作非为的“匪帮”,进行土地革命,让朝鲜族人民分得土地,提高了朝鲜族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识,充分体现了我党传统的民族平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