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演进之轨迹

楚辞演进的逻辑轨迹可视为楚文化母体中形成的宗教祭歌是楚辞的前身,《九歌》类作品把时代精神注入宗教祭歌,使楚辞获得了独立的生命;《离骚》类作品是时代激情的最佳表达方式,达到了楚辞发展的最高峰;拟骚之作从量上扩展了楚辞的艺术创造,同时也使楚辞步入了衰落阶段;楚辞滋养了汉赋,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医学的宗教化:道教存思修炼术的创造机理与渊源

将医学理论和养生实践宗教神学化,由健身疗疾、延年益寿的医学养生术演化出长生不死、飞身成仙的宗教方术,这是存思修炼术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内在机理;存思修炼术发端于老庄的守一养生术,结合医学理论、养生实践、神灵崇拜和神仙方术,历经《太平经》、《老子中经》、《黄庭内景经》和《上清大洞真经》而渐趋完善,由此确定了其重在养生和重在成仙的两个发展方向。本文对道教修炼术和神仙世界,以及道教炼养学的医学理论创造进行了讨论。     

西藏古代宗教中的神灵体系——以吐蕃宗教文献《五史鉴》为例

［摘要］《五史鉴》是吐蕃时期的宗教文献合集，现已经失传，不过在12世纪的一些教法史著作如《第吾宗教源流》、《娘若宗教源流》中有其文本的抄录，13世纪以后的一些著作还不断引用这些古代文献。本文主要根据上述藏族传世的教法史著作以及其他文本如《拔协》等中所保存的有关《五史鉴》的史料，通过对《五史鉴》文本的系统整理就其中涉及的古代神灵而加以归类和综述，系统的将《五史鉴》记载的神灵进行比较研究，以寻求这类古代神灵在后来藏族宗教主要是苯教和民间宗教中的演变历史。     

从神灵到神灵意象——宗教心理学研究新进展

［摘要］神灵与神灵概念本身，是神学和宗教的研究任务，而神灵意象是指人们内心中对于神灵的形象、特征及其与人的关系的观念与情绪体验。心理学使用神灵意象这一概念，将神灵或内在神性转化为心理现象或心理学变量而得以开展深入研究。本文分三个部分介绍了当前关于神灵意象的宗教心理学研究之进展，着重探讨了神灵意象的界定，神灵意象的内涵、测量工具，形成过程的心理动力学假设及其在临床心理治疗中的应用与启示。     

先秦两汉宗教文学论略

先秦两汉时期韵文文体的宗教表达呈现了实用与审美两种风格。从上古歌谣到《诗经》"颂"诗再到汉代郊庙歌辞,其宗教内容是民众现实诉求的反映,具有鲜明的功用性,而楚辞、汉乐府游仙诗中的神仙意象与宗教思想更多体现了作者的个人审美情趣。此时期散文文体中的宗教表达采用了说理与叙事两种方式。《老子》、《庄子》、早期道教典籍《太平经》、《周易参同契》均以说理的方式阐述作者的宗教理念;《史记》、《汉书》则是以叙事的方式将先秦两汉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展现于后世。另外,两汉时期人们对上古神话故事、神话人物进行宗教化改造,出现了《列仙传》与系列仙话小说,标志道教文学之形成。     

《西游记》“三教合一”思想分析

《西游记》中的宗教思想是明代“三教合一”思潮的产物。所谓“三教合一”并非儒、释、道三者平分秋色 ,实际上有所侧重。具体分析三者的关系是 :小说以儒家的价值取向为评判人和事的标准 ,儒为立本 ;道教修炼 ,虽使孙悟空等超越了自然生命、具有无穷法力 ,却非修炼的极境 ,仅仅是进一步修炼的入门和准备 ;成佛则是小说人物的最高追求 ,佛法无边并统摄一切诸法 ,佛教思想实为极则     

《诗经》的比与楚辞象征手法无承继关系

比是《诗经》中常用的表现手法之一，象征是楚辞创作的一大特色。比和象征都要求喻体或象征物与被喻事物或被象征物之间有某种相似的特点，从而可以引起由此及彼的联想。但比一般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更多的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象征较比的思维机制更古老，更接近原始宗教狂热阶段，也更具浪漫色彩。《诗经》有礼乐文化的影子，楚辞受巫风影响更明显。楚辞中的象征与《诗经》中的比的关系不是承继关系，而是源各有自。     

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祭祀诗是附丽于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地域性，是我们借以窥测自己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个窗口。《诗经》与《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是南北文学的代表，两书收集了许多祭祀诗歌。文章拟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不同，来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论萧统《文选》中的楚辞批评

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备受汉魏六朝文人的关注与推崇,大文选家萧统也不例外。萧统的《文选》以文代评,以"选"文的方式表明对楚辞的批评态度。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思想指导下,他把楚辞归为文学之列,并自觉地将骚、赋独立标目,确立楚骚文体,推崇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人之文",而且重视楚辞的辞采、内容,还深入触及《楚辞》的情志等问题,对骚体文学的特征有了新认识,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从中亦可窥见齐梁人文学意识的觉醒。     

楚辞文化发展的两个阶段

楚辞文化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楚辞文化是一种以巫娼习俗为核心内容的南楚巫文化 ,其特点是娱乐性、审美性和迷狂性。在这片文化土壤上诞生了以《九歌》为代表的宗教巫歌 ;后期楚辞文化是南楚巫文化与战国士文化的融合 ,屈原的《离骚》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原始巫文化习俗与士文化精神的统一、极强的创造功能和偶然形成并在形成之后迅速转衰 ,是后期楚辞文化的主要特征     

以注解屈原抒写君国情怀——陆时雍《楚辞疏》与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注释之比较

明末士人陆时雍与清初遗民周拱辰均有价值较高的《楚辞》注疏作品传世。二人年龄相仿,又为同乡,交游甚密。陆时雍身为明末士人,周拱辰则身跨明末清初,属清初遗民,二人的《楚辞》注本表达的思想倾向亦有明显差异。在对待君王的态度上,陆时雍的注疏表现出内敛中庸的理学倾向及对君主充满拥护之情,周拱辰却不虚隐君主之过,愤慨狷急之情溢于言表;在对屈原“死节”的评价上,陆时雍认定为“悁行”,周拱辰则认可并赞扬屈原的“死谏”。     

论宗教文化对建设美丽中国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美丽中国的建构框架。建设美丽中国不只是自然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更在于人文生态的建设。在建构美丽中国的过程中,人文生态建设是其应有之义,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文化乃是人文生态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为了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需要充分发掘我国宗教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弘扬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发挥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注重发挥其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论梁启超的楚辞研究

梁启超的楚辞研究 ,在中国楚辞研究史上颇有影响。他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又有开阔的视野 ,既能站在较高的思想层次和文化层次上考察楚辞产生的原因 ,又注重对楚辞文本的研究 ,比较正确地评估其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 ,因此 ,他的许多观点以及研究楚辞的方法对后世的楚辞研究都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胡文英《屈骚指掌》成书的背景研究

胡文英《屈骚指掌》,是清代一部考证务实、见解通达的重要注本。胡文英虽为官从政,生活却“食贫居贱、辛苦流离”,尽管其窘迫之因与屈原有异,然亦可想象胡氏彼时境遇与屈子被放逐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相通处,冥冥之中引领他在《楚辞》中找到了情感寄托之地。受考据之风熏染,胡文英注《楚辞》之方法与体例多与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朴学之特征相符。又胡氏著有《庄子独见》,其释《庄》的方法,如“时文之法”、“空言之法”、“微探之法”、“品读之法”、“自得之法”等对治《骚》多有影响。文章从胡文英的生平、所处时代及著书三方面,挖掘其关联性,继而揭示《屈骚指掌》成书之背景。     

中西文论互鉴中叶嘉莹先生以生命体悟为中心的词学创新

叶嘉莹先生在词学探究中体现出较为鲜明的创新精神,在承继王国维、顾随等前辈学人的基础上,她以自身心灵感发、生命体悟为基础,在中西文论互鉴中,对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进行了深层次的探析和较为系统的理论建构,提出“兴发感动”说,将词划分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对小词富有丰富潜能的原因进行了追本溯源的探索,并将其美感特质归纳为“弱德之美”。叶先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思维,对中国词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引领作用和示范意义。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本文以探讨《汉书.艺文志》为何没有著录《楚辞》入手,梳理了《楚辞》一书的结集过程,探讨了《别录》与《楚辞》二书完成时间的先后,认为刘向写《别录》在先,结集《楚辞》在后,所以《别录》中没有收录《楚辞》,班固因袭《七略》既成体例,故不录入。     

楚官职中的“嚣类”官职探究

论述古楚国的“嚣类”官职在周官或者其他国家的官职名称中都没有出现，是楚国自己固有的、独创的一类官职。其权力有升有降，权力最大时超过令尹，以军事职掌为主。指出楚国历史上的有名战将也多出自“嚣类”官职的职掌者。对于“莫嚣”和“莫敖”二者的写法，传统多认为应用“莫敖”，但诸多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显示，“莫嚣”或许才是古楚国使用的文字形式。     

《楚辞章句》校证（三十四则）

利用《楚辞》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通行的《楚辞补注》以外的《楚辞》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补注》中所见王逸《楚辞章句》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从而有助于《章句》的进一步校证。     

文体学视野中的“对问”、“设论”体

“对问”和“设论”在《文选》中被立为两类,在《文心雕龙》中被追溯源头,这使其在文体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问”体的出现是与人类早期特定的言说行为密切相关的,其文体的确立可追溯至《对楚王问》,《汉志？诗赋略》“杂赋”之“客主赋”中也很可能收录了相关的“对问”和“设论”体作品。“对问”和“设论”作为两种文体虽然有所区别,但习惯上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其名称在后世总集中不断有所变更,有“问答”、“问对”、“设难”、“问难”、“答问”、“设辞”等各种称谓。“对问”和“设论”作为小文体无法与主流大型文体相抗衡,在后世总集中常被归并入“杂文”、“杂著”或者“辞赋”类,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姜亮夫先生与楚语研究

楚语,是楚辞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和楚声、楚地、楚物共同形成了"楚辞属楚"的这一鲜明的地方特色,因而,研究楚辞中的楚语,是楚辞研究中的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楚辞中的楚语研究是四者中最薄弱的环节。东汉王逸及宋代洪兴祖为后代的"楚语"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楚语"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部研究《楚辞》中之"楚语"的专著。姜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他深厚的学术根基两方面相结合,为20世纪楚语研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