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论反贫困战略中的扶贫开发——以喀什市为例

反贫困战略在帮助贫困群体化、解贫困风险和顺利摆脱贫困循环圈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喀什市作为新疆的贫困市之一,反贫困战略的抉择必将是喀什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喀什市处于经济大开发的关键时期,但是,它仍然面临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新贫困群体不断涌现等问题的挑战。随着国家对该地的大力扶持,当地政府结合地区特点,使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利用环境和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经济,采取项目扶贫、社会扶贫、能力扶贫等综合性扶贫等措施,使喀什市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效,为喀什市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是,喀什市当前扶贫开发进程中仍然存在忽视扶贫对象的需求和主动参与性,以及过于强调开放式扶贫等问题,从而使扶贫开发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喀什市反贫困战略必须与时俱进,培育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真正有效地促进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和长远健康发展。     

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的精准扶贫：从形式合理性到实质合理性

在既有的水库移民社区开发性扶贫过程中，从数字或材料上来看，扶贫开发的各个环节都符合政策规定，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形式上较为完美。然而基层实践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并不能使水库贫困移民真正获取所需的扶贫资源，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或许在短时间、高强度的政策扶贫下，贫困移民能够暂时摆脱贫困，但长期来看仍存在返贫风险。要使贫困移民真正摆脱贫困，关键在于提升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需要改变以往过于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常态，通过精准扶贫使水库移民扶贫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借助移民社区的发展带动贫困移民脱贫解困，实现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扶贫工作由形式合理向实质合理的转变，即通过政策的改进，防止移民精英享有特权、占据资源，使扶贫资源能够真正促进水库移民社区的发展，从而带动并帮助贫困移民在社区发展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彻底摆脱贫困。     

扶贫新视角——信贷扶贫到户

扶贫新视角———信贷扶贫到户文／田永强一、问题的提出信贷扶贫到户，是指信贷资金通过扶持有关产业、有关项目，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带动贫困地区广大农民实现脱贫致富这一最终目标的政策行为。这里所说的信贷扶贫到户，既不同于传统的乱撒“胡椒面”，也不同于集中资金“...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项目供给偏差、社区发展幻象与贫困移民脱贫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已成为水库移民社区发展和贫困移民脱贫致富的有效支撑,但在精准扶贫理念的审视下,项目供给偏差问题日渐突显,既表现为现有政策框架缺乏针对贫困移民的“特惠”安排,也表现为贫困移民在项目落实中的参与并不充分,致使后期扶持项目与水库移民社区及贫困移民之间较难实现精准对接。水库移民更多地是凭借“关系”获得发展机会和途径,与社区干部“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他们在项目落实中资源分配的多寡;又因政策缺乏对贫困移民“特殊关照”,使贫困移民在项目资源分配中陷入“被边缘化”的困境。最终导致当前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在落地中过于强调“看得见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了“看不见的”社会基础设施投入,社区发展存有幻象,贫困移民陷入难以脱贫的“泥沼”。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的产业扶贫增能

在诸多扶贫举措中,产业扶贫被视为治本之策。学术界关于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分析大多聚焦于经济学意义的增长,既忽视了扶贫产业嵌入性的特征,也忽视了贫困农户产业实践的多重减贫效应,因而无法突破产业发展与贫困农户发展之间的抽象对立。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扶贫产业的嵌入性特征,关注产业扶贫的经济性和福利性双重属性,发现产业扶贫对贫困农户的最大作用,不是增收,而是增能。为研究产业扶贫的减贫效益,探讨扶贫产业发展如何促进贫困农户发展和能力提高,需立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构建产业扶贫何以增能的分析维度和研究框架,将对产业扶贫的认识从经济发展项目扩展为社会政策项目,将产业扶贫发展从效率导向转向成效导向,从权利和能力等多维视角考察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群众主体观论析

群众主体观是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坚持贫困群众主体地位贯穿于扶贫工作全过程、紧紧依靠和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治理贫困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群众主体观的生成,源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及唯物史观人民主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人民主体思想的创新性继承和发扬,对基层反贫实践的持续性探索与思考,对精准扶贫经验的系统性总结和提炼。激发贫困群众主体意识、提升脱贫致富信心决心,强化贫困群众主体地位、发挥脱贫致富能动作用,提高贫困群众主体素质、增强脱贫致富发展能力构成了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群众主体观的核心观点,为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美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和反贫困绩效的“4E”比较

农业保险对于贫困地区脱贫有重要促进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的法律规范、财政补贴、巨灾机制等促进了其保障水平的提高。中国农业保险在财政支持、补贴品种和农业巨灾分摊机制等方面同美国仍有较大差距。“4E”评价法是评价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原则,并在国内外的政府绩效评价中有广泛的应用。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4E”评价法,构建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和反贫困绩效指标体系,从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四个方面对中美农业保险的扶贫效益进行比较。借鉴美国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从中国农业保险的保障体系、巨灾保障机制、政策精准度和农业保险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有助于提高中国农业保险保障和反贫困水平的政策建议。     

从制度批判到制度治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论集中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围绕物质、精神和民生保障,展开了反贫困的制度探索历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带领人民围绕“精准扶贫”治理物质贫困;通过把教育扶贫、“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式,加强对精神贫困的治理;以全民性、公平性和差异性为原则,实施共享型民生保障制度。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已经做到系统化的制度治贫,完成了从制度批判到制度治理的跨越,全面推进了反贫困思想和实践的深化,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基于对致贫根源的深刻剖析,揭示了“上层建筑性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建党百年来党的反贫困思想形成、演进与走向完善的理论源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减贫思想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制度反贫思想,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发展治贫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精准扶贫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反贫困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这一核心命题,在科学把握减贫规律的基础上施策着力,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与反贫困理论体系,最终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回顾探析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与演进逻辑,既是实现党的反贫困思想系统化与学理化的理论需要,也是指导实现乡村振兴时代新目标的现实需求。      

中国与非洲产能合作反贫困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

消除贫困是非洲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一直以来,中国都十分重视与非洲国家在减贫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随着中非合作反贫困实践与认识的不断深化,201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上,产能合作成为中非合作减贫与发展的新主题。文章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数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尽管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打造,以及贸易往来为主要途径的中非产能合作,在推动非洲国家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进程、增强脱贫内生动力、改善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等方面对非洲国家减贫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中国与非洲在产能合作反贫困实践中仍然存在反贫困基础薄弱、合作路径尚待优化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一系列风险挑战。为了提高中非产能合作推动反贫困效益,优化实施路径,更好地破解合作困境,文章从政府、企业、智库、民间四个维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从贫穷到富裕: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百年辉煌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消灭贫困的斗争史。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把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终极目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凝聚型扶贫”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恢复生产保障生存救济式扶贫”,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区域扶贫综合开发”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国已实现从普遍贫困到基本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建党100年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着力推动反贫困制度体系创新,走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改变了世界贫困版图,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站在新的起点,要不断贯彻“三新”理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不断缩小差距、维护公平,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基于共同富裕的健康扶贫政策优化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尤其是近几年的脱贫攻坚战,中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健康扶贫将长期持续,因而需要基于反贫困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健康扶贫政策的三个转变: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从“医疗帮扶”到“疾病预防”;从“最少受惠者”扩展到“次少受惠者”。据此,现阶段健康扶贫政策优化的重点如下:一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实行个人医疗费用封顶制;二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三是增强个人健康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四是关注贫困人口的心理健康;五是建设有益于健康的环境。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扶贫开发与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

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是我国政府主导实施的两项重大民生工程。扶贫开发是贫困地区首要的民生工程,最低生活保障是特困群众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农村反贫困的两项基本制度,从政策取向来说二者有一定区别,但它们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在新阶段应注重二者的有效衔接,以充分发挥扶贫开发与低保“两轮驱动”反贫困的整体扶助效应。提出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脱贫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目前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应发挥政策合力;衔接的核心又在于“瞄准”贫困,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精细化的管理和考核体系。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