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健康扶贫绩效评价研究——来自全国5省调查分析

健康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中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战略举措,健康扶贫绩效研究对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8-2019年在我国5省份进行的"精准健康扶贫与人口发展"专项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从客观医疗支出和健康状况及主观健康扶贫的效果感知两个层面对健康扶贫的绩效进行评估,以期为提高健康扶贫项目绩效提出合理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健康扶贫政策能有效降低贫困户的医疗费用,贫困户人均医疗支出占比为15.42%,比非贫困户低2.65个百分点;第二,贫困户的患病人数占比没有因健康扶贫政策下降;第三,农户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认同度较高,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对医疗卫生的认同度均为2.48,对改善健康状况及健康扶贫政策的认同度一般,均在2.1左右。本文建议应该加大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建设和政策倾斜力度;加强精准识别与救治,重视以预防为主的健康干预关口前移;拓展健康扶贫内涵,提高健康扶贫实效。     

云南健康扶贫的现状分析、实施困境与路径完善

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啃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硬骨头,对云南打赢脱贫攻坚战意义重大。深入推进云南健康扶贫,要坚持健康优先,切实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实施"靶向治疗",提升健康扶贫的精准度和满意度;补齐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短板,让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更加平衡和充分;强化政策衔接和产业培育,使健康扶贫的成效更加持久;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完善贫困地区公共卫生体系;评估健康扶贫政策成效,深化扶贫领域调查研究,以问题为中心整合学科,把握好健康扶贫的方向、节奏和力度,在破解问题中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定点扶贫县健康扶贫患病人群医疗费用负担研究

了解健康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国家定点扶贫县贫困患病人群的医疗费用负担,探究健康扶贫政策实施效果及不足。通过比较2016—2018年4个国家定点扶贫县贫困患病人群医疗费用情况、医疗费用分担构成以及住院和门诊费用差异,发现健康扶贫政策在减贫控费上取得成效,贫困患者不同年份、不同地域医疗费用都存在明显差异,医疗总费用呈上升趋势,而个人自费费用负担并未加重。医疗费用补偿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为主,医保资金压力大,其他补偿作用不明显;慢性病患者增多,慢性病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64.66%,加重了医疗负担。建议继续加强健康扶贫政策作用,提高贫困患者医疗保障政策的精准化、公平性,减轻患者疾病负担,提高贫困患者获得感。加强与慈善组织的合作,稳定筹资渠道,健全大病保障机制,提高分类救治效果,增强农村地区慢性病健康管理,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互联网+”视角下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

“互联网+医疗”是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的行业新业态。健康医疗大数据是指所有与人口健康、医疗服务及公共卫生相关的数据集合,二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在“互联网+医疗”时代,健康医疗大数据为医疗模式精准化、健康管理定量化及卫生管理科学化带来新机遇,但其自身发展也面临健康医疗领域治理机制转型和政策、技术制约等挑战。要正确认识健康医疗大数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助力“十三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中国”建设。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下中年群体健康扶贫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健康扶贫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文章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基于2010—2020年6次CFPS数据分析我国贫困中年群体慢性病患病率，并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下对2020年CFPS数据中的贫困中年群体自评健康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微观层面影响因素为午休习惯、情绪积极、较高学历；中观层面影响因素为看病点医疗水平不好、对医生信任度好；宏观层面就业问题不严重对贫困中年群体自评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可从个人参与、社会支持、政策优化三个方面构建健康扶贫逻辑，强调对贫困中年群体健康扶贫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远程医疗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与路径——基于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在张家口市赤城县实践经验的探索

在中国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约占四成以上,大力开展医疗扶贫是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但因多数贫困地区医疗资源相对短缺、医疗水平也比较落后,仅靠改进和提高当地医疗力量短期内很难达成扶贫目标,因此,充分利用日益兴起的远程医疗模式就成了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以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在张家口市赤城县开展的远程医疗工作为基础,在梳理实践过程的同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并结合现代远程医疗的最新成果,提出了改进和完善远程医疗扶贫工作的具体建议。     

健康中国战略下脱贫户健康扶贫质量及其治理

健康中国战略是指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全民健康意识，确保人人“能看病、看好病”以及做到“少生病、不生病”。“健康中国”战略提出了全民健康的理念，要求实现全体公民的 健康平等权，实现从健康不平等到全民健康、从疾病治疗到疾病预防、从只关注身体健康到关注身体、心理与精神健康的转变。通过 ＳＰＳＳ软件中的交叉分析法对Ｇ省获取的８２８份实证调查问卷分析发现，由于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与非贫困户相比，脱贫户在身体、心理上的健康状况明显弱于非贫困户，而精神上的健康状况却没有明显差异。究其原因，与脱贫户健康素养不足、心理健康长期被忽视、贫困与不健康的恶性循环有关。为此，有效开展健康扶贫、大力培育乡村医生、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提升脱贫户健康素养就显得比较重要。     

健康扶贫背景下的互联网+远程医疗发展路径

精准扶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期,但深度贫困地区普遍面临医疗基础设施滞后、医疗资源匮乏、医卫人员流失严重等问题。传统健康扶贫措施在这些地区的效果渐微,而互联网+远程医疗可以破解此困境。首先梳理了国家在互联网+远程医疗方面制定的相关政策和部分省份的实践;其次剖析现有远程医疗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支付标准还未规范等;最后提出贫困地区互联网+远程医疗的发展路径,包括发展当地远程医疗特色模式、融合社会资本推广PPP模式、制定合理运行机制、统一规范支付标准等,从而有效推进深度贫困地区的健康扶贫工作。     

我国健康医疗数据治理的标准化路径——以美国相关法律为借鉴

当前，健康医疗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我国健康医疗数据应用市场的爆炸式增长与健康医疗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不完善、健康医疗数据治理的流通共享程度较低、健康医疗数据治理主体的耦合性不足等矛盾凸显，顺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规范和推动健康医疗数据的治理迫在眉睫。文章以美国健康医疗数据治理标准化中《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Health Insur- 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PA）、《经济与临床健康信息技术法案》（Health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for Economic and Clinical Health，HITECH）与卫生信息交换标准（health level 7，HL7） 为借鉴，提炼其政策法案及管理亮点，以期对推动我国健康医疗数据治理标准化有所助力。具体而言，从形式标准化、内容标准化和协同治理标准化三方面践行健康医疗数据治理的标准化路径，以“医疗健康机构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标准化”为目标，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意愿、资源、能力约束下精准创业扶贫模式运行机制的实证研究

中国情境下的创业扶贫工作受到创业意愿不强、创业资源不足、创业能力不高的约束,必须将创业扶贫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精准脱贫。聚焦于意愿、资源、能力约束下精准创业扶贫模式运行机制及政策设计,以陕西省礼泉县栖霞镇袁家村创业扶贫为案例,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旨在有效构建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破解与精准创业扶贫模式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下创业扶贫的“输血”“活血”“造血”“换血”等典型模式需赋予其“精准”内涵;精准创业扶贫模式可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机制实现;精准创业扶贫政策需从系统性、整体性、时效性、层次性等角度予以优化。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如下结论与启示:当前中国贫困县中开展的 “互联网”“科技特派员”“经济共享发展”“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典型创业扶贫模式需从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破解视角予以完善;不同的精准创业扶贫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意愿、资源、能力约束条件,且在运行中必须将多种扶助机制融会贯通;针对具体的精准创业扶贫模式,相关政策仍需从意愿瓶颈突破效应、资源缺口补偿效应以及能力差距缩小效应等角度予以评价,并建立基于以上效应动态监控的精准创业扶贫政策优化方案。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是农村贫困现代化治理的实践载体之一,通过梳理“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体系的内涵,分析其可行性,阐释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应然性,并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基于此,通过重构贫困区“互联网+农业”格局,“互联网+农业”精准扶贫归入主流扶贫体系,建立信任机制,强化贫困地区“互联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多元的增值服务平台等多元化治理路径,以获得“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理论、实践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理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体系,通过理论分析,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逻辑和世界意义。研究发现,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在坚持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基础上,立足贫困现实,以社会主义为制度基础、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扶贫开发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紧密衔接原则,开发利用贫困地区优势资源,重点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促进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全面提升,最终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态势和过程。研究认为,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理论基础,立足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基本前提,着力消除贫困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价值追求,把准核心要素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总体架构。在改革开放推进中逐步形成,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逻辑。而其世界意义在于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东方智慧和"中国方案",促进全球减贫目标的实现。     

精准扶贫主体的行动逻辑

扶贫资源在从上到下的传递过程中极易出现“瞄不准”和“瞄不久”现象:村民在扶贫实践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导致扶贫资源在传递过程中层层偏离;县乡政府追求自身政绩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依托资源优势影响扶贫信息及资源传递;村干部为完善乡村治理利用亲缘关系影响贫困户识别结果。因此,探索长效脱贫机制激发贫困者的内生发展能力;优化贫困者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位置;转变基层政府在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真正成为扶贫实践工作中的协作者;健全多元扶贫监督机制及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成为了新时期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超薄板脉冲微束等离子弧焊熔池振荡频率特征

产业扶贫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外包制”的方式动员企业主动承包产业扶贫项目。“行政外包制”的强激励—弱监控机制,驱动政府按照关系型合约治理、嵌入性分工协作、差异化政策激励、程式化监督控制等与企业形成外包关系,助推产业扶贫。但理性交织下的“行政外包制”容易形成分利共谋的治理逻辑,导致产业扶贫出现目标替代、选择性应付和考核虚化等形式主义问题。改善“行政外包制”运作效果,关键还在于突破行政外包制的机制性缺陷,形成一种良性可持续的政企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