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主体对行政契约的单方变更权

公共利益是行政契约得以缔结和履行的重要基础,行政契约的公法属性也决定了行政主体需要享有单方变更权等特权。为了使行政契约的目的得以更好实现,应当承认行政主体为了避免公益之重大损害,有权对行政契约予以单方变更。单方变更权的行使不以合意为前提,但应当受到公共利益需要和比例原则的限制。同时,还需强化对该特权行使的程序控制,完善告知和听取意见、协商等程序性制度,并依据信赖保护原则对相对人的损失予以充分补偿。     

关于行政合同单方变更与解除

行政主体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单方变更或解除行政合同,这一制度已经得到许多西方国家法律的肯定.我国没有关于行政合同的专门法律,导致了行政合同实践的混乱和无序.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我们应该着重从实体、程序以及司法审查三个方面来建构我国的行政合同单方变更与解除制度.     

论行政变更判决的适用

中国行政变更判决存在＂适用范围单一＂和＂适用稀少＂两个典型特点。考虑域外立法和中国变更判决适用现状,司法变更权可以扩大适用至以下情形：针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予以直接剥夺的行政争议,行政给付争议,具有民事争议因素的行政争议,羁束行政行为产生的争议和＂裁量收缩至零＂的行为及行政机关违反《行政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行为引起的争议。在扩大法院司法变更权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     

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从大陆法系几个主要国家（地区）对行政契约含义的阐释来看,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一、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契约标的理论＂,即行政契约是以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为标的;二、以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三标准＂：即以＂合同主体＂＋＂公务目的＂＋＂特殊权力保留条款＂作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三、混合标准：我国内地部分学者采契约标的理论,部分采三标准,部分将契约标的理论和三标准共同作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论行政许可变更

行政许可变更是行政许可决定的一种具体形式,因此行政机关只能"依申请"而不能"依职权"启动变更程序。尽管行政许可转让、被许可人更名、行政许可撤回等与行政许可变更的后果极为相似,但它们的法理基础不同,适用规则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我国,散见于不同位阶法律规范中的行政许可变更条款很多,但内容差别很大,这不仅有违立法的严肃性,而且也制约了我国行政许可法治化水平的提高。着眼于未来,为了规范和统一我国行政许可实践活动,应当通过完善《行政许可法》中的变更条款来统帅我国行政许可变更的法制建设和实务操作。     

情势变更的经济学基础

情势变更背后隐藏着令人信服的经济学逻辑。一方面,在情势变更情况下,当事人对履行的估价及履行成本都发生了变化,原合同已经不再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因此应予以变更或解除。另一方面,按照经济效率的要求,风险应该分配给优势风险承担人。由于合同双方可能都不符合其要求,所以情势变更规则通过调整或解除合同将风险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      

论诉的变更

诉讼标的是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内容与诉讼请求形式的统一。诉是由诉讼主体、诉讼标的和事实理由三个要素构成的特定程序。诉的变更是指诉的要素的变化 ,可分为诉在量上的变更和诉在质上的变更 ,诉在质上的变更又可分为诉的追加变更和诉的替换变更。对诉的变更应加以限制 ,对诉在质上的变更的限制要严于诉在量上的变更     

论行政复议“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适用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确立了行政复议"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救济制度中所确立的一项原则,他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过程中,行政机关不得作出或者要求其他行政主体作出对复议申请人较原具体行政行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既不能加重对复议申请人的处罚或者科以更多的义务,也不能减损行政复议申请人既得利益或者权利。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一原则,将对我国行政复议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公司治理水平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以云南省上市公司为例

我们从公司业绩角度将募资变更划分为补偿性变更和损失性变更,分析了自上市以来云南省上市公司股票融资和募资变更的基本情况,并以1999-2010年云南省A股IPO、配股和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治理水平的三个方面以及公司治理水平整体分别检验了公司治理对两种募资变更行为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较差的公司,募集资金更倾向于发生损失性变更,且公司规模越大、闲置资金率越高、杠杆率越高,越有可能发生募资变更。     

情事变更原则的价值研究

目前学界对情事变更的论述主要是解决我国合同法是否应该规定以及如何规定的问题，作者认为只要准确定位制度的立法价值，如何规定就是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与其设想将来的法条如何规定，不如在对制度重新澄清的基础上研究情事变更原则的价值。讨论情事变更原则不是老生常谈，而是要通过对情事变更原则的讨论来正确把握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平衡。从“契约恪守”到情事变更原则是正义内涵的发展和转变的一种体现。在审视德国的交易基础障碍制度的前提下，梳理情事变更原则存在于我国合同法的可能性。而当明确了民法制度的价值理性后，如何规定就是民法制度的形式理性问题，法律技术上的处理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关于行政合同理论的几点思考

行政合同应以具有法律约束力为前提,如一方违约,另一方应有权获得法律救济。并非行政机关为执行职务而达成的协议均为行政合同,具有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之间更不会形成行政合同。我国行政法采用的行政主体理论与德国行政合同所依托的行政主体理论不同,不能简单地套用德国关于行政合同的分类。在行政合同的范围上,相比德国而言,法国的理论更为优越。     

论行政合同的涵义

两大法系对行政合同有不同的定性,但我国尚未对其形成统一的界定。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基于相反方向的意思表示达成的关于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法律关系的合意。其特征体现在:当事人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目的是执行公务,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内容是产生、变更、终止行政法律关系的协议;缔结、履行和救济适用行政法规则。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合同的法律属性及法律适用探究

政府作为购买主体利用财政资金，采取市场化、契约化方式向购买对象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该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合同。这种行政合同具有合意性、双务性和非权力性特征，由此决定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合同的缔结、履行、变更、中止或终止应适用《政府采购法》，在《政府采购法》没有相应规定时应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缔结合同，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应受限制；当事人履行合同，须本人履行，并不得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同时购买主体享有指导、监督管理权；当事人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必须是出现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但遭遇不可抗力的当事人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可以终止合同的履行，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须购买主体的认可。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一项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然而由于我国行政诉讼起步较晚,在诸多方面都不够完善,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也存在着立法内容简单、司法实践指导性较差等问题,在第三人的资格认定以及权利救济等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疏漏。在合理界定行政诉讼第三人时,关键是要考虑第三人参与的诉讼时间、利害关系的范围等因素。第三人的界定包括范围界定、时间界定、权限和地位界定,通过制度完善合理界定第三人,有利于为保障行政诉讼第三人合法利益奠定基础。     

行政契约缔结原则研究

行政契约缔结原则,是指导和规范行政契约缔结的原则,它具有解释和补充法定欠缺、弥补行政契约内容不足、平衡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控制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缔结过程中行政权力行使的多维功能。基于行政契约的行政性与契约性的双重特点,其缔结原则可分为共通性原则与特殊性原则两类,其中,共通性原则主要由公开、公平和诚实信用构成;其特殊性原则主要有平等、竞争和有限契约自由原则。     

合同纠纷中无效合同的认定和处理

如何认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在处理合同纠纷的实务操作中至为重要。准确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认定无效合同的关键;就无效合同的判定而言,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不应一概而论;合同无效时,过错方的赔偿责任仍应依法承担。     

论行政第三人

行政第三人问题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行政法律关系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方主体即行政第三人。在此基础之上,对行政第三人的涵义及其与行政相对人、行政诉讼第三人之间的界限,以及研究行政第三人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英美法系的合同受挫制度研究

合同受挫制度涵盖了意外事件导致履行不能、履行不现实和合同目的落空三种情况。其适用必须满足4个要件：寻求救济的当事人对发生的不利事件没有过错、没有承担不利事件的风险、不利事件的不发生是订立合同的基础以及不利事件的发生导致履行不能、不现实或者无意义。在发生受挫之前已经履行的部分义务,当事人可以获得相应的报偿。发生受挫后,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而且受不利事件影响的当事人可以免除违约责任。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实体研究

违约方在不具备合同约定和法定解除条件,也未能与守约方达成解除合同协议时,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在学界及实务 界均颇有争议。基于合同主体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合同正义原则、合同效率价值以及节约社会资源要求,可赋予违约方 以合同解除权。然基于契约严守原则,违约方解除合同应受到严格限制,缘于自由相对性及鼓励交易原则,如合同标的不可替 代或者替代标的不具备现实性以及损失难以计算等,则不应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一旦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则须赔偿 守约方的履行利益,包括合同约定价格与合同替代履行价格差额和合同替代履行费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