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与传统:元代富山汪王庙的演变

元朝在江南建政初期,对南宋进入祀典的地方神灵采取抑制和分化的政策,徽州汪王神的主庙"忠烈庙"被改造成佛教的万寿寺,并由此进入颇长的低迷期。到元代中叶的泰定时期,在日渐成熟的本地精英的推动下,汪王神得到朝廷的正式敕封,汪王庙也获得可观的庙产捐赠。与此同时,伴随着理学思潮在当地的流行,围绕汪王神崇拜也产生诸多具有理学色彩的社会文化实践,诸如编制族谱、建设宗祠、置办祠产等都在此时显露端倪。在元代中后期的徽州,虽然还没有划一的国家文化政策,但在地方精英的推动下,地方神的信仰已经出现宗族转向。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五显神”崇祀考

"五显神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传播地域广泛的民间俗神崇拜。"五显神"原为宋代徽州婺源的一个地方民间俗信神灵,后来在南宋皇室及部分官吏的推崇下,被引入佛教寺院供奉崇祀;宋元以降,又演变为道教的神灵而得到广泛的崇拜。然而,宗教界及学术界关于"五显神信仰"的研究还非常之少,因此,关于历史上五显神产生的时间、神源、信仰分布状况、与民间俗神"五通神"信仰之关系、与佛教"五通仙人"等信仰之关系以及历史演变情况等,还十分模糊,有些论述似是而非。本文对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关于"五显神"的信仰崇祀状况进行考述,以求廓清相关史实。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宗族对九相公崇拜的塑造

九相公作为汪王信仰的附属神祇,是徽州地区广为流行的民间信仰,但各地的功能和显灵故事差异较大,需要详细的个案积累,才能逐渐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明清时期,徽州边缘山区札源村九相公崇拜的形成,与里社制度密切相关,进而与吴氏宗族的驸马传说相联系,成为札源吴氏共同信奉的神灵.该民间信仰在经历了与周边村落族姓的联合和分化过程之后,形成了一定的祭祀规则,反映了札源吴氏宗族所构建的社会网络与利益秩序.     

宋代城隍神赐额封爵考释

宋代是城隍神信仰迅速发展的时期,北宋末年至整个南宋时期,朝廷通过对城隍神的封爵赐额这一手段对其加以控制和管理,使得宋代城隍神的官方化色彩和人格化形象深入人心,并影响到了元明城隍神信仰的发展.     

屈原封号考论

历朝敕封屈原始自晚唐.唐末五代封“昭灵侯”、“威显公”,其核心元素“灵”与“威”是屈原“神灵”化民间信仰的肯定与提炼,又促进了这种朴素的民间信仰.宋代封“清烈公”、“忠洁侯”,元代封“忠节清烈公”,“侯”晋升为“公”,屈原被官方作为“政治楷模”的倾向明朗化.其核心元素“忠”、“洁”、“清”、“节”、“烈”挖掘了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奠定了屈原在士人阶层的伦理政治层面信仰的基石.作为“民间灵威之神”的宗教价值、作为“士人清烈忠节楷模”的政治伦理价值,可视为历史上官方正统意识对屈原信仰文化的核心价值建构的理解.封崇屈原固然是皇权政治维系其根本的政治策略,但客观上,屈原在民间和士人精神信仰上的凝聚力得以增强.     

地方、士人与空间秩序:晚期帝制时代中国士人的“地方”想象——以宋明间徽州士人的乡邦言说为例

南宋时期,徽州士人多以水土论风俗,认为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勤劳、刚烈的民风特点。这种论说虽然更容易彰显徽州的独特之处,但并不隐含与其他地方的对比,也很难将徽州的士人与天下的士人和士人文化连接在一起。到了元代,徽州士人开始强调自己儒学的一面,认为徽州是程朱之学的正宗,因而是天下的楷模;徽州与天下各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羊群里的领头羊。元明之际,徽州士人推出徽州为"东南邹鲁"之说,徽州因此超越了别的地方,但是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徽州与别的地方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特性呈现在共性之中。明代中叶,徽州士人又以祠堂、宗族等为一地之标识。此后直到清末,徽州人对于自己乡土的论说大体稳定,主要以"东南邹鲁"与祠堂、宗族并举。以宗族论徽州和以道学论徽州,都是强调徽州在追求共同的目标方面比别的地方做得更好,都是在共性之内界定个性。在这种强调"地方"之"特"但不强调"地方"之"独"的论说中,其他"地方"被认为和本地在社会道德的理想上以及士大夫努力的方向上大致相同。晚期帝制时代的中国,在士大夫的空间想象中,每一个其他的地方都应该是如同本地一样,包含了相同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而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是"天下"的缩写。徽州的个案提示我们,其实在帝制晚期,中国士人对于天下的想象更接近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人。     

清水江下游的家族“结盟”与地方社会建构

华南学派关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些观点与方法在清水江流域的观察中受到了某种局限,尤其在探究家族与家族的制衡关系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建构张力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家族之间“结盟”的“拟血缘化”聚落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有序化”显得尤其突出。潘寨“永镇村中”碑展现出清末的五个姓氏“结盟”的“拟血缘化”历程,呈现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建构“有序化”的一个案例。其间,我们发现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不仅仅是乡村的“自律”与“自觉”,在其背后还存在着国家在场的“国家权力”,这不仅是地方社会建构的背景资源,更是地方社会有秩序化的文化张力。     

近代汉语副词词尾“则”探源

在近代汉语中产生了一批“～则”类副词,如“都则”、“多则”、“敢则”、“总则”等.其中的“则”是副词词尾,约产生于元代,是中古副词词尾“自”的同音替代字.词尾“则”在明清时期并没有得到发展,在元代昙花一现后便渐趋衰亡.     

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安顺屯堡人的汪公信仰建构

生活在贵州安顺的屯堡人,日常生活中敬奉从徽州传入的地方神汪华。汪华从徽州地方官发展为家族神,发展成护佑徽州、安顺两地百姓的神祗,文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汪公信仰构成屯堡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屯堡人区别周边其他族群的文化因子。抬汪公活动成为屯堡人的凝聚和动员力量,在社会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     

徽州传统装饰图案“绘画特性”刍议

徼州传统装饰图案根植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其虚实相生与空白美、以形写神与形神兼备、图形符号的理想化与程式化及色彩的单纯朴素化等特征反映了徽州传统装饰图案与中国传统绘画在艺术特征上所具有的共性,并显示出徽州传统装饰图案所具有的"绘画特性".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硕果——元代“四大悲剧”与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比较

中国元代之后的学者们将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马致远的《汉宫秋》和白朴的《梧桐雨》并称为“四大悲剧”,这是名符其实的赞誉。我还认为将这“四大悲剧”跟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写的“四大悲剧”进行平行研究,更有其重要的价值。中国元代戏剧家跟莎士比亚尽管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又相距遥遥万里,但由于人类在天性、情感和心理结构等等方面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相似、类同的地方,又由于     

侗族“栖居”的文化研究

侗族栖居之所适应了侗族的生存需求 ,蕴藏着原始情感 ,寄托着精神信仰 ;神、人、鬼的“三界”在这里和谐相处 ;侗族在栖居中形成宁静的文化心态 ,其哲学意义是“阴阳”的相生相化     

元杂剧《黄粱梦》的道教文化阐释

元杂剧<黄粱梦>蕴含丰富的道教文化精神,剧本集中反映了道教多神信仰的特点和二元对立的度脱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这种道教文化对元代神仙道化剧的题材内容、创作模式及元代文人的隐逸思想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神道设教”与“神道助教”--儒家“神道”观发微

《易传》“神道设教”的观念,在儒学发展中经不断诠释,其“神道”获得了自然义与德性义的肯定。汉以后的儒者尚有“神道助教”的说法,其所谓“神道”指信仰和祭祀的“神灵”。在儒家的政教实践中,关于“神道”的理解常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立场,存在“道义化”与“神义化”的紧张。儒家的“神道”观念,奠基于中国人的存在领悟,并通过存在境遇的开显而与“教”相统一。     

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探讨——以清代台南大天后宫为考察对象

妈祖信仰普遍存在于清代台湾社会,其庙宇不乏与佛教关连者.台南大天后宫自竣工时至日据时代皆有僧住持,其宫内存碑、牌记二件.乾隆重修“碑记”保存妈祖宗教归属二说:其一,视其行迹近“仙道”,实则杂糅佛道以佛为多.其二,将其视为佛、菩萨“化身”;咸丰铸钟“牌记”从佛教角度解释宫内“佛像”(含“妈祖像”)尤其是“大钟”的佛教功用,赋予更多佛教内涵.因僧住持庙宇使民间神的妈祖信仰被赋予佛教内涵与色彩,谓之“佛教化”.此类现象在台湾鹿耳门妈祖庙、北港朝天宫、鹿港天后宫等皆有.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可远溯至宋代南方.     

土族民间信仰中的“发神”习俗探析

土族民间信仰中的“发神”活动作为土族信仰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艺术、宗教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在保留和遗传古风的同时融入了多种信仰文化,具有融合性的特点.     

民间文学中的“神”与“神思”——从壮族民间故事《叶限》说起

本文以民间故事《叶限》为切入点,结合当代壮族的民间文学与民俗事象,解读民间文学的“神人”、“神物”等形象。民间文学与民间信仰关系密切,“神人”与“神物”等形象是崇拜对象在民间文学中的反映。“神思”作为具有超凡脱俗的灵感和想象力的艺术思维,交融着民间信仰的神秘力量。它对民间文学的创作与传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庄子“神人”观念与魏晋精神生态

神人、真人、至人、圣人是庄子哲学中精神自由的代表,具有自由自在、自至而成、自然而然、自性逍遥的特征。“神人”观念在被道教用来深化方士的神仙思想、构建游仙思想时,演变成为一种信仰。由于道教理论基础的先天性不足和宗教实践方式的可验证性,游仙思想最终走向了破产。但“神人”观念却由此从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两个层面对魏晋时期的精神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之中。     

从胡峄阳传说信仰看祖先神传说在民间的传播演进

祖先神传说是中国民间传说的组成部分之一。清代早期以来,以山东即墨县（含今即墨市,青岛市区和城阳区、崂山区等）为中心波及到胶东半岛以及东北三省的胡峄阳传说与信仰,是祖先神信仰普泛化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胡峄阳传说具有神奇性特征,它是胡峄阳信仰在民间广为流传并演进为地方保护神的重要基础。布衣学者胡峄阳由“人”到“神”的演进过程属于底层民众造神的选择,反映了具有神奇性特征的历史人物传说在社会民众中的传播和在信仰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三山国王“受封于宋”考辨

三山国王的信仰崇拜,是粤东地区源远流长的一种神明崇拜。但是千百年来,三山国王从自然神、地方神过渡到国家神的原因,却一直成为人们难以解开的谜团。至今流传的原因解释有"宋初说"、"宋末说"等若干版本,结合元人刘希孟的《明贶庙记》与其他宋元时期史料可以发现,这些解释都与现存史料所含的内在逻辑有冲突之处。根据现有史料来看,"三山国王"的受封时间应在宋朝真宗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