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夏县王村墓顶山林图在墓葬空间中的叙事性研究——兼论汉墓中仙山信仰的塑造

汉代人对于山林图像的塑造源于他们在“绝天地通”的历史背景下对成仙的渴求，山西夏县王村墓横前室墓顶南段的山林图就是汉代人在墓室中表现升仙信仰的典型案例，通过对于图像在整个墓葬中的空间位置、墓葬中其他图像的关联性分析以及对图像本身的分析可以发现，墓顶的山林图既是整个墓室壁画空间观看的终点也是叙事逻辑的终点，但其表现的并不是现实的山岳，而是汉人幻想中的仙山。通过对墓葬内其他图像的空间与内容分析可以将整个墓室壁画的内容串联成一个以升仙为核心的故事，作为理想家园的具象化体现，墓顶的山林图既是升仙进程的终点，又是故事观看的核心。     

汉画像石西王母仙境图中的蟾蜍图像探析

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仙境中有许多蟾蜍图像,它们成为汉代人企盼永生不死、羽化升仙的重要印证。在西王母仙境中,蟾蜍的构图方式以动态形式出现,与西王母的文静雍容成对比,使仙境图像更为丰富而具有张力。从神话思维、民俗学以及汉代的阴阳五行诸多方面揭示蟾蜍物象作为汉代艺术升仙符号的重要文化内涵。     

重庆地区汉代画像的发现、研究与展望

经过多年考古工作的积累,重庆地区发现了丰富的汉代画像遗存。主要见于三类载体：一是画像石棺（含崖棺）、鎏金铜棺饰等葬具,二是画像石、画像砖、崖墓墓壁等墓葬本体,三是石阙、碑刻等。在地域分布上,多见于长江、嘉陵江干流及其支流沿岸;在画像制作上,以平钑减地为主要技法;在题材内容上基本趋同,以双阙、凤鸟、伏羲女娲或西王母为固定组合,是这一时期求仙思想的实物反映。目前,重庆地区汉代画像的发现与研究存在考古工作系统性、资料刊布等方面的不足,研究局限明显,有待于更高层面的全域时空梳理与研究。     

曾家包二号墓墓门画像考辨

1975年年,成都市文管处在市西郊曾家包的两座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画像石和画像砖。其中二号墓葬出土的两扇墓门,内外均有石刻画像。这些画像为我们了解、研究汉代的风俗习尚和墓主的身份及生前生活的情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现试就画像的内容作一简略的考辨;     

汉墓画像武士的形象及其辟邪作用

汉代是一个尚武崇勇、以强悍矫健为荣的时代,在墓室画像中也有所体现,有大量的身强力壮、威风八面的武士形象,有的威猛强壮、力大无比;有的亦神、亦人、亦兽、亦鬼,狰狞凶恶;有的武艺超强;有的佩带各种武器。墓葬的一切设置都以墓主死后的生活为核心。这些武士形象不但有道德教化的功能,更具有辟邪镇墓的功能。武士威猛强壮、狰狞凶恶的形象,与汉代社会辟邪的巫者形象极为相似;武士的高超武艺恰恰具备了驱逐鬼怪所必须的力量;武士佩带的武器,就是辟邪的重要工具;武士形象多与神仙的画面一起配置在墓门,有辟除疫鬼、保佑墓主安全升仙的作用。     

汉代墓葬图像仙境的象征符号研究

仙境是古人对不可知世界的理想化想象.本文从汉代墓葬仙境的发展形态、仙境的象征符号、墓葬中仙境的特征、获取不死观念的手段等角度,梳理考察了仙境思想在汉代的表征形态.     

汉画思想论——兼谈汉画的研究方法

作为墓葬建筑材料的汉画像表达的是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状态,每一幅画面都有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即汉画思想。汉画思想是在汉代社会特定思想环境下的产物,也是对汉代社会思想的系统反映,而这些汉画思想在每一个墓葬单元内又构成一套完整的汉代埋葬习俗。透过汉画思想的系统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汉民族文化的原有特性。     

论汉画像石中“祭案”与“庖厨”的意义

<正>在汉代画像石墓葬中,祠堂与墓室均发现饮食的画像,分别为祠堂和墓室的"祭案"、"庖厨"图。从丧俗研究出发,祠堂是祠祭死者的重要场所,墓室是墓主灵魂的安乐处;人们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不灭,还会在另一世界继续生活,其饮食起居一如阳世,而墓葬就是死者灵魂的住所;汉人则通过祠祭与墓葬希望死者之魂尽快归来,无妄行,在自己的墓室——"幸福家园"中安心生活。本文试从墓上到墓下的转变,意在揭示汉人对生死的理解和早期道教《太平经》对这一时期观念的影响。     

汉代及以前有关灵魂升天的艺术作品探索

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的蚌塑龙、虎、鹿图案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灵魂升天图。两周时期的人物龙凤合体玉雕也是表现灵魂升天的一种艺术作品。楚国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和汉代非衣帛画以帛画形式表现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主题。壁画墓则以壁画的形式来反映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主题。画像石墓、画像砖墓则随着墓葬建筑材料的变化,改变为雕刻的画像形式。虽然艺术形式千变万化,但表达的都是关于死后灵魂升天的同一主题。     

淮河流域汉代墓葬形制研究

淮河流域汉代墓葬广泛地分布于苏北、鲁南、豫东南、皖北地区,尤以江苏徐州、山东临沂等地分布最为密集.墓葬形制复杂多样,以土坑墓、崖洞墓和画像石墓最为多见,另外还分布着画像砖墓、砖室墓、石棺墓、瓮棺墓、砖棺墓、石室墓和砖石墓等.具体形制又变化多样.土坑墓分布很广.徐州地区多汉代王侯墓,其墓葬形制多为"凿山为藏"的崖洞墓.苏鲁豫皖交界地区从西汉晚期开始画像石墓较为多见,终有汉一代均有分布.     

安阳大墓主人应是后赵石虎

有关部门宣布有六大依据确认曹操墓葬,其中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铭文的八块石牌,证明墓主人就是魏武王曹操。然而,说曹操"挌虎"于史无据,不可相信。今安阳大墓出土的诸多文物,亦非曹操《遗令》中说的"敛以时服。那么,墓主人真的是曹操吗?"魏武王"会不会另有其人呢?从研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石牌入手,遍稽史书,居然有所发现,找到了安阳大墓的真正主人——后赵石虎。并就这个问题兼及"七十二疑冢"问题,提出一得之见。     

天界与冥界:汉魏晋南北朝死后世界的想象及图像

战国楚墓帛画人物形象兼具巫觋与墓主双重角色,是汉代关于死后世界想象和图像出现的先导。汉墓帛画描绘天象与天府(太一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墓壁画、画像石描绘天象与仙界(西王母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代冥官系统复杂,但缺少冥界图像。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照墙与墓室覆斗顶四坡描绘西王母与东王公共同主宰的天界图像,天象图像较少出现。南北朝时期,孝子高士与渐趋科学的天象认识组成的天界想象出现。对天界的无限向往与对冥界的极端回避是汉魏晋南北朝中国人关于死后世界想象的基本原则。     

曹植游仙诗新论

曹植游仙诗的创作年代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 ,且都语焉不详 ,通过对有关材料的辨证可以拟定为黄初二年 ;这些诗作的主要思想意蕴是由“忧生之嗟”、对自由的无比向往与获罪被贬后的复杂心境等所构成 ;此外 ,还对游仙诗是否为曹植历经打击磨难之后进取心逐渐衰竭的表现之观点进行了商榷。     

“镜子意识”与北宋史籍刊刻

北宋对史籍印本的刊刻、传播,使其朝野上下灌注有强烈的"镜子"意识。宋人的史学意识上,首先表现为史学观念上突出封建伦理纲常的重要性,其次,则表现为对"上天感应论"持矛盾辩证的批判态度。宋人的历史辩证思想虽不能挽救北宋王朝的灭亡,但却促进了宋人"历史直觉意识"的形成,进而宋代文人也从史籍印本中揣摸出简洁、形象、生动的古文师法。简概而言,历史赋予宋人的直觉意识是,创作者虽有"意旨"主导,但是创作走向及过程却是作者无法事先控制的,它取决于作者当下创作意识的瞬间呈现,是作者以生成的观念理解存在,是对历史生活"直觉"把握的结果。此种直觉意识,也使得宋人的诗词、文章有了更多的"新变"。     

魂归何处：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中的阴阳、神仙思想

学界一般认为,马王堆汉墓是一个受黄老思想及楚文化共同影响的汉代墓葬。实际上,道家阴阳学说与神仙思想对于汉初的葬仪葬制影响也很大。在道家的宇宙生成逻辑中,气聚成精,继生万物。生人若要干预墓主死后命运,力所能及的便是设法聚合死者的精气,故而T形帛画中描绘了大量阴阳合气的场景,旨在期冀墓主由此能“出死入生”。同时,该帛画上的璧、龙组合促成了死者从肉体存在到永恒灵魂、由此世到彼世的转化。流行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神仙思想认为,人类在神的指引下修炼成仙,可和神一样超脱时空约束,但又不像神那样完全与尘世俗乐隔绝。从神仙思想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帛画除却“铭旌”与“魂幡”的第三种用途：把灵魂从地府召回之后,正面朝下平铺在内棺盖上的帛画与内棺、轪侯夫人尸体在第三重棺内部会产生某种互动,它指引逝者的灵魂循着灵璧的孔进入神仙世界,而不是引导灵魂上天或入地。     

论宋代传奇小说叙事的实录色彩

传奇小说的"立身之本"在于虚构,即创作者有意识地虚构故事,借故事来传达主观情志,但宋代传奇小说在虚构的同时,还保留了实录的叙事风格,以期备补史阙。这在宋传奇的题目、开头、结尾和语言上都有所体现。探其原因,一方面,宋传奇的文体渊源可上溯至史传,实录是宋传奇对史传叙事方法的一种继承;另一方面,在宋人的小说观念里,文言小说仍是史书的附庸,因此应当与史书一样秉笔实录。宋代传奇小说对实录补史的追求,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规律与宋代时代精神结合的产物。     

辽代壁画及其高仿作品

通过对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尤其是契丹族留下的灿烂历史文化遗产---壁画的研究、思考与模仿,开创了高仿辽代壁画这一独特的草原画派,丰富、发展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本文重点介绍了契丹人的墓室壁画和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主的辽代壁画,并且对高仿辽代壁画作了详细的介绍,这有助于推动对契丹以及辽代历史文化的研究。     

打虎亭汉墓墓主为张伯雅夫妇说质疑

打虎亭汉墓墓主人张伯雅夫妇说与史籍资料、地理方位、形制规模相悖,应予以否定。民间打虎亭汉墓为“常十冢”的传说,既吻合东汉帝后墓葬形制,又有嘉庆17年残碑等旁证资料,其真实性应予重视。1960年墓道中出土的残片文物为1753年官伐墓时的弃物或伐后50余年间的抛填物。     

汉代羽化图像的发展及其原因

汉代墓葬中的壁画、画像石 (砖 )所描绘的内容无不是羽化思想的体现 ,而羽化图像的形成与发展自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因素。作为外在因素的外来文明一直是汉代艺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外部环境 ,而本土的鸟图腾崇拜以及神仙信仰等内因却是羽化图像迅速发展的必备土壤 ,他们在相互影响下一同孕育出扑朔迷离的汉代“羽化”艺术。     

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

通过对莫高窟第61窟与皇庆寺关系、窟前上层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供养人画像与题记、壁画内容、绘画风格、西夏、元二代莫高窟营建史实等问题的研究,否定了甬道壁画绘于元代说,详细交代了可能绘于西夏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