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

“大礼议”是嘉靖初年的一个重要事件。传统的研究认为 ,“大礼议”的过程是明世宗借重张璁等一批低级官僚的力量打击内阁 ,是皇权与阁权相互斗争的过程。本文认为 ,“大礼议”一方面反映了皇权与阁权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 ;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当时朝内几种主要势力 :皇权、阁权、宦权、勋戚权力相互整合的复杂互动。皇权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不在于议礼新贵们的理论优势 ,而在于明世宗藩邸的“从龙功臣”充实锦衣卫 ,具备了武力优势并进行武装镇压的结果     

“大礼之争”是非考辨

关于明嘉靖年间的“大礼之争”,史家历来鲜有定评。《明史》卷一九○责难杨廷和“未暇为世宗熟计审处,准酌情理,以求至当”;夏燮认为,天子有统无嗣,继统不可以伦序言,世宗之天下,受之武宗,既然继武宗之统,“则当祢武宗而祖孝宗”;谷应泰则持两端议:“兄称武庙,因欲并考孝宗,则孝以无孙反因得子,于义为诬;称子逼武,二统嫌孝,于理亦碍。……所疑者,考兴献则疑于无孝宗,皇兴献则疑于跻武宗。凭几弥留,奉迓入继,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仅欲召兴献而乱其统”。笔者认为,“大礼之争”,杨廷和等议礼诸臣的主张完全合乎古礼,无可厚非。下面谨——胪陈辨析。至于“礼争”的由来、影响及与皇权的关系等     

论“大礼议”与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冲突

明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到嘉靖三年（１５２４）间,以杨延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同张璁等新进士大夫之间围绕着当时“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所进行的“大礼议”之争,前后经过三个回合,最后以张璁等人的主张得到采纳而告终。“大礼议”的论争不仅是当时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主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更体现了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相维与制衡:明代权力中枢间的阁臣群体

阁臣群体是直接服务于明代皇权的中央核心辅政官僚群体,这个群体在维系明代皇权延续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他们的辅政活动与明代整个国家机器运转构成了良性互动,他们在明朝中央权力运行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制衡作用。历史中的明代阁臣群体并未获得史家比较客观的评价,明代阁臣群体的政治地位值得进一步肯定。     

明世宗祭礼改制对嘉靖政治、经济的影响

嘉靖时期明世宗对国家祭礼进行了全面的变革 ,旨在追崇其父兴献王 ,塑造帝系正统 ,为自己藩王入主大统“伦序当立”的合法性作礼义上的论证。祭礼改制伴随着大批郊、庙等祭祀之所的建设 ,大兴土木 ,劳民伤财 ;同时 ,祭礼改制也激起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说 ,嘉靖祭礼改制对当时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明代著名政治家夏言

夏言是明代著名政治家,也是明代第一个被杀的内阁首辅。他在历史上有着突出贡献:在政治上加强内阁权力,限制宦官势力,整顿吏治,重视人才选拔,改革科举制度;在经济上查革冒滥,节省开支,安抚百姓,查勘庄田;在军事上巩固边防,击安南收国土,议复河套以取百年功。明中期阁权以及阁权与皇权之争十分激烈,夏言遇到强有力的政治竞争对手排挤,自身骄慢又引起明世宗不满,最终造成他悲惨的结局。     

明代言官与严嵩

嘉靖中后期,严嵩擅权乱政二十余年,言官对他进行了长期的弹劾和抗争。由于世宗刚愎暴戾,厌薄言官,喜谀恶谏,严嵩善于趋媚迎合,并利用各种手段分化打击言官,因而言官得祸颇重,而严嵩则屡劾不倒。嘉靖时言官与严嵩的颃颉抗争是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后言官蜕变加剧,与阁臣閧斗不已,对明亡产生了恶劣影响。     

从“王抑庵入阁”之争看明人对阁臣标准认识的变化

明朝内阁初创时期,阁臣成分复杂,除解缙、三杨等人外,还有一些次级阁臣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内阁事宜,王直即是其中之一。王直入阁既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头衔,也没有奉明确的“入阁办事”诏谕,因此后世史家往往不将其视为阁臣。万历时人沈德符撰《王抑庵入阁》对此加以考辨。其实,明代内阁及阁臣的身份、地位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后世史家以身处时代之状况推及以前,所以对于特殊时期的一些事例,把握难免有失偏颇。     

政治人格与人际生态的张力--以谢迁“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为中心

正德初年,刘瑾为打击谢迁等异己力量,连坐全体“余姚人”的京官仕途,兴起“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反映了当时以谢迁为中心的阁臣与宦官、阁臣与阁臣之间的政治人际生态。“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折射出谢迁的政治人格,展现了以谢迁为代表的传统士人的君子气节和从道不从君的价值追求。     

读杜探疑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于永泰、大历年间(765—766)客居云安(今四川云阳县)达九月多时间.本文拟就诗人“棲泊云安县”的住地及后来“船下夔州郭宿”之夜的有关疑问,谈谈自已的看法.在《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一诗中,杜甫第一次提及自己一家客居云安的住地——水阁(诗中亦称“江阁”).由于水阁现已荡然无存,故后人多据明代嘉靖《云阳县志·古迹》所载而云水阁在“县江南飞凤山东岑”.再加上为纪念杜甫所修建的“杜鹃亭”现又存于江南飞凤江麓,张桓侯庙之东侧,这就更增添了“杜甫所居水阁在大     

明代皇权与中央双轨辅政体制述评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皇权高度发达的时期,朱元璋和以后嗣君为了实现“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对国家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明朝独特的政治体系———中央双轨辅政体制,使皇权得到了空前强化。     

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

汉语中的“专制”一词并不用于君主,而是广泛用于人臣,这是中国古代帝王臣民普遍认可的观念。鸦片战争以后,人们逐渐习惯于将“君主”与“专制”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一观念放大到古代,这是一种误读。一般说来,君主总是尽可能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军事指挥的特殊性和笼络重要人士的需要,才授予臣下“专制”之权。古代人臣专制有受命与不受命之别,是否奉承了君主之命,是判断人臣专制合法与否的唯一标准。历代君主对“背法专制”者无不施以重罚,以巩固自己的权位。人臣超越制度的规定行使权力,即使所做的事利国利民,也要受到责罚。专制制度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官吏,专制帝王需要的是俯首贴耳的驯民。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权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是非常突出的矛盾,撇开法律和制度的制约,绝大多数君主都难以防止皇权的异化——人臣专制的发生。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大势是君权不断强化,人臣专制是暂时的,他们想要建立的最高权威不外乎皇权,其实质是专制王权的变态与向专制王权的回归。古代“专制”的应用语境直接关系到专制政治的定义,是研究君主专制制度应当重视的问题。     

北京的四坛与南内皇史

正如果要问四方游客什么建筑物最能代表北京,我想除了气势恢宏的紫禁城外,当数北京大大小小的坛庙了。而在这些坛庙之中有几处却是因"大礼议"之争而始建的。嘉靖皇帝登基后,一直想让其父称宗庙,但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为了找到合适的理由,嘉靖皇帝便对明堂礼制、庙制,大祀的郊祀礼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提出要天地分祀,方案提出后就引起了大讨论,众多朝臣认为合祀制度是由祖宗制定,沿用了100多年岂能说改就改,少数拥皇派却找到《周礼》中的有分祀天地的古礼记载,因     

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其权力呈现逐渐增长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这种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形成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的削弱,相对于行政系统的增大,以及阁臣间更频繁争斗的局面。这些变化对明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吴谋荆州述论

孙吴谋荆州述论杨洪权荆州为东汉末年热点地区，为三国鼎立症结所在。因陈寿为蜀汉人，故国之情使其在《三国志》中叙事先蜀后吴，述蜀、吴荆州之争含糊其词。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孙吴谋荆州过程，辨明一些史实，以厘正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借荆州之非”条①，加深对荆州争...     

荷校考

明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封建帝王曾以廷杖羞辱惩罚臣下,百官庶僚动辄被杖,血溅龙庭。武宗正德时谏南巡、世宗嘉靖时议大礼、神宗万历时劾夺情,皆有正直官员毙命杖下。在明代,作为羞辱惩罚官僚士大夫的手段,除廷杖外,还有荷校。荷者,负担也;校者,枷也。荷校即以枷加颈之谓。史称此法古已有之。唐代酷吏横肆,创“凤凰晒翅”、“猿猴献果”诸名色,逼供案犯。宋代“天禧中河决渭台,齐鲁承其敝,朝廷遣兵数万人,塞其横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负薪,邑官荷校以督其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13)。     

于敏中卒年和中进士年份小考

于敏中是清乾隆年间的名臣,以文章为高宗所重,曾督学山东、浙江,官至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领阁事,清延修《四库全书》,受命为正总裁,力主搜辑《永乐大典》佚文,而后又先继董国史馆、三通馆。高宗用兵金川,廷谕多出(?)中之手,功成“天矛嘉公劳绩、特赐轻车都尉,世袭罔替,加赐黄褂孔雀双眼翎冠,图象紫光之阁,儒臣际遇,百余年来无公比肩”。(见《章氏遗书》卷十六)。然而关于敏中‘西’历卒年和中进士年份各书或有误记,现略考如下:     

“清远有礼”是傅玄树立的德目

本文认为“清远有礼”作为臣节是晋朝散骑常侍傅玄上疏朝廷要求树立的德目。清浊之争自东汉以来成为政权上斗争的焦点,社会公认“清”是正直官僚、士子的形象特征,“浊”是宦官佞臣的标识,“清远有礼”是对直臣全面的道德要求。傅玄认为,“举清远有礼之臣”不仅有利于朝廷做到“教化隆于上,清仪行于下”,而且也有助于改变曹魏政权以来朝野盛行的“虚无放诞”之风,有助于巩固仁义道德之礼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