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论中西交往中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建构

在异国形象建构中往往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即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以形象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为基础,通过对异国形象构建过程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倾向进行本质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式的形象和乌托邦式的形象本身就只是一种社会想像,是一种关于他者的文化表述。其只是反映了形象建构者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归根到底还是形成于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中西交往过程中,西方人塑造了大量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通过对西方构建的中国形象以及构建过程背后的心态进行剖析,我们也可以发现和论证这两种倾向的文化利己主义特点。     

镜与影：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自身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因而形象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乌托邦形象,是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质疑现存秩序,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意识形态形象,是按照本国价值观塑造的,通过主观整合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本国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象征模式。本文反观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变迁,解析这两种功能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表现。     

解读英国文学中乌托邦类型的中国形象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通常具有乌托邦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我们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对英国文学中乌托邦类型的中国形象加以剖析,透视英国作为中国形象的塑造者的心理动机、现实需求和深层的文化结构,阐释乌托邦类型的中国形象所具有的寄托希望、质疑现实以及颠覆现存秩序的功能和意义。     

晚清去“夷”化后的英国形象——比较郭嵩焘与薛福成出使日记中的英国

在晚清中国人眼里,英国不再是夷模鬼样的异国形象,相反成了"乌托邦"理想国。文章通过比较早期驻英使臣郭嵩焘和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对英国形象的塑造及其对英国和本国关系的摆放,论述了晚清去"夷"化后的英国形象。郭嵩焘笔下的英国成了一个处处胜过本国的典型的"乌托邦"异国形象,而薛福成则把其亲见的英国塑造成一个能够与历史上的中国媲美的"乌托邦"形象,以此方式尽可能地保存和维护了关于本国的神话。     

自我形象的映照——《镜花缘》中的"他者"形象透视

比较文学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指的是文学中所塑造的异国异族形象。这种异国异族形象是通过他本人所属社会或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对《镜花缘》中乌托邦类型的异国形象加以剖析,认为作者对海外诸国的认识只是当时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本质上是当时中国自我形象的映照。     

西方现代性源起的中国灵感

中国形象曾经作为西方现代文化乌托邦精神的象征,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中国形象进入西方现代文化,先后出现了"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三种形象类型,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三个阶段.马可·波罗时代强调的是物质上富强的中国形象,门多萨时代强调的是制度上完善的中国形象,伏尔泰时代强调的则是一个思想上具有深刻启蒙意义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性经验中纵深研究中国形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性是一个跨文化空间生成的概念,正如中国现代性离不开西方的启蒙,西方现代性中也有中国灵感.     

罗素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罗素对中国形象的表述与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下对中国形象的表述有所不同,他对中国既有由衷的赞赏和褒扬,又有诚恳的批评和建议。罗素在其"中立一元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避免了"乌托邦化"中国形象和"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两个极端,然而罗素对中国形象的表述仍然是典型的西方人在西方现代性危机背景下注视中国时流露出来的欲望和恐惧的体现,这对现今西方社会的中国形象表述也有重要的影响。     

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跨文化形象学的终极问题

在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中,从中国的自我想象人手来反思形象背后的文化问题是核心课题.中国的自我想象,无论是乌托邦式的想象还是意识形态式的想象,都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存在差异.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之间不是对应关系,而是错位关系.导致这种错位与重塑的原因在于中国为回应西方的挑战而建构的现代性叙事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中国现代性叙事纠缠于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冲突,这种植根于中西二元对立的矛盾,在跨文化的全球叙事中有可能被化解.     

哥尔斯密笔下的中国形象

英国作家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借中国人的眼光来观察英国社会,对英国的政治、法律、宗教等进行了有益而有趣的评论,用中国的和平谴责欧洲历史上绵延不断的战争;通过中英法律的对比,批评了英国法律的不公;借来自异国的孔子之徒李安济之口,揭示出英国宗教的虚伪。哥尔斯密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乌托邦色彩,旨在从中国形象中汲取一种变革现状、颠覆现实的力量。     

近代西方视域下中国人形象的后殖民解读

异国形象的文化学解读是当下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近代西方对中国人的服装、头发等身体形象的几种表征描述,大都是丑陋滑稽的。西方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代赞美过中国人,近代以来却将中国人形象定位于愚昧、肮脏、滑稽,并逐渐成为套语。究其原因不过是为了证明西方文化的价值与优越,并为西方扩张与征服提供意识形态根据。     

严歌苓女性乌托邦的写作策略

女性形象是严歌苓作品一直关注的中心。文章以严歌苓的女性作品为文本,探讨其女性乌托邦建构的策略,并着重分析其对男女两性关系的建构所具有的独特性。持续再现的"雌性"题旨是严歌苓女性乌托邦理念的重要维度,其雌性乌托邦话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在于,将东方传统道家哲学与西方主体间性思想融合起来,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女性话语。     

形象学视野下的“他者”言说——解读陈河小说《沙捞越战事》

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异国形象",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不同的文化身份使得海外华文作家在书写"异国形象"时有着不同的切入视角。陈河作为海外华文作家的优秀代表,其小说《沙捞越战事》站在"他者"的角度,以历史记忆的独特方式对"异国形象"进行了全新阐释,对投射中国新一代移民的身份坐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画屏”上的景象——论毛姆眼里的中国形象

在英国作家中,毛姆的作品最具异国情调。他凭借丰富想像力所构设的艺术世界,显现着浓郁的域外风情,同时也呈示着那种以欧人心态观照异国的文化视角。他来中国追寻的是古代的荣光,昔日的绚烂,因为他心目中的中国是在汉唐盛世甚至是在庄子的《秋水篇》里。透过他那画屏上的古典中国形象,我们也看到了西方文化优越感心理作用下的傲慢与偏见。     

试论《孽海花》中的异国英雄形象

《孽海花》塑造了俄罗斯虚无党人和日本武士等一群异国英雄形象,并揭示了他们“义”、“忠”、“勇”等性格特征。小说作者通过塑造这些典型的乌托邦式异国形象,表达了渴求学习异域先进思想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迫切愿望。     

跨文化形象学: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三组问题

在中国文化自觉的历史语境中研究跨文化的中国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起点,相关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即"自我东方化",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义"问题;三、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的网络形成,及与此相关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彼此东方化"的问题.     

双重他者形象的背后--论赛珍珠的《西风·东风》

在<东风·西风>中,赛珍珠运用双重视角,同时塑造出了两个"他者"形象.首先,她以叙述者的视角为西方受众塑造了"意识形态"的中国他者形象;其次,她在东方语境中为自己国家塑造了一个"乌托邦"的他者形象.而这两个他者形象的参照系则是赛珍珠心目中虚幻而完美的美国.     

论林语堂英文小说的乌托邦与异托邦镜像

林语堂海外的英文小说存在自我与"他者"的纠结。林语堂试图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构筑起一个乌托邦与异托邦二元世界,而他也正是在这个二元世界里,寻求着他的跨文化认同。文学文本中所建构的异托邦之所以能够形成,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素之一:一是本土文化心理;二是异域空间;三是异域和本土文化场域中的文化认同危机。林语堂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美国)的个性化阐释,使得世界真正地了解了中国和西方。西方世界也正是通过他建构的异托邦世界,还原了"东方主义者"永远也没有表述清楚的中国。     

现代性·乌托邦·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现代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导致的社会分裂,使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形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情结.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对传统理想的弘扬,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机制.从民生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发展过程展示了现代性、乌托邦与社会主义选择中的历史关系.只有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     

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元素的探讨--以《消失的地平线》中“香格里拉”的解读为例

西方文学对中国的描述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当西方文化自我批判、自我改造时,中国的形象就呈现为肯定的一面,而当西方自我认同、自我陶醉时,中国的形象就表现为否定的一面。文章从乌托邦文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分析《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并非是对中国的肯定与赞美,而是西方社会的避难所。     

异国形象与他者——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后殖民主义角度解析《情人》

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以两者交叉重合的视角分析《情人》中的异国形象。文中详细列举了小说中对于中国情人、殖民地和被殖民者等异国形象的描写,将异国形象与"他者"架构起来,通过结合上述理论分析"我"——文中的唯一叙述者是如何被解构为殖民者形象的以及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野下这部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关注这种形象被塑造的方式,透过这些表面的形象和创作方式,挖掘和探寻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以及"他者"被排斥、被扭曲和被憎恶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