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韩非应为"势家"论

传统意义上,学界习惯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划入"法家"的阵营,这其实是对韩非政治思想极大的误解。在韩非思想中,"法"或"术"都只是他用以维护专制君主绝对统治的得力工具和必要手段,并非他的政治思想的最终目的。因此,若将韩非称为"法家"、"术家"或"法术家"都是存有疑问的。而"势"治的思想则可以说是韩非政治思想的归旨和核心所在,在理论上充分体现出其坚决捍卫专制统治的绝对君权的政治主张。因此,韩非应该称为"势家"。     

论韩非哲学和寓言的特点

本文认为,《韩非子》的基本内容是研究和宣扬实行绝对化的君主专制独裁,君主应该把权术阴谋和严刑酷法作为主要统治手段,韩非是一位君主专制独裁政治权术学家。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实际上为后代封建君主所奉行,中国封建政治的实质是“外儒内法(韩)”,韩非哲学的历史影响是大而坏的,有必要对韩非哲学思想和寓言中的糟粕进行分析批判。     

论韩非法哲学的技术性转向简

韩非根据“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思想，构建了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鉴于人人皆逐利的社会现实，韩非从道德理技术化、执一、守中及功效等几个方面探求了整合社会秩序的新的方式得以可能的条件，并认为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整合方式非法律莫属。韩非的法治理论范式的核心是君主制，即以君主为核心，在君主治国理政结构中，法是中心，势与术是推行法治的两条基本轨道。在此架构下，韩非探求了法、术、势三者相即不离、轻重有度的法哲学思想。韩非的法哲学理论无疑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理学与释"理"——试论戴震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之学与戴震之学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理"的哲学阐释上。朱熹将"理"绝对化从而产生"理"的本体哲学,戴震将"理"纳入生活则形成了"理"的伦理哲学。戴震在对善、义、理、道等作阐释时态度谨慎,并无意指责程朱。     

君主专制下的两难言说——论韩非的"谏说"思想

在韩非的政治理论中,"谏说"思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其对战国时期君臣关系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后得出的理论结晶之一。韩非的"谏说"思想主要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来论述,竭力从政治思想上维护专制君主权力的存在与利益,这是其"谏说"思想最根本的精神实质。韩非也从臣属的角度思考"谏说"行为的存在与发生,试图找寻能够对专制君主进行有效"谏说"的实际途径,确保君主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专制统治。     

王国维诠释"理"的三种路向

王国维关于"理"的诠释表现为三种路向,即知识论路向、形上学路向和伦理学路向.王国维诠释"理"的根本原则是知识论原则,并因此否定"理"的伦理学意义和形上学意义,由此显露出王国维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神秘意向;但这种意向的实践忽略了"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特殊内涵与特殊价值,从而也损害了王国维诠释"理"之实践的完整与意义.诠释主体如何在使其价值得到张扬的同时又照顾到被诠释对象的固有意义,这是王国维诠释"理"的实践留给人们思考的难题.     

古代中国人关于事物本体的发现——“稽”字的哲学之旅

正如古代希腊哲学家在ουσια的讨论中发现了事物的本质一样,古代中国的哲人则在"稽"的讨论中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春秋后期到战国末年,除了日常语义之外,"稽"字的内部渐渐地增加了一些哲学含义。《老子》有"稽式"一词,表示事物的存在样式。战国中期以后,"稽"的"考核""验证"等含义得到广泛使用,这与当时形名法术的兴起有关。在《荀子》中,"稽"与"道"相合,又成为把握事物之度的活动。在与韩非同时代的《鹖冠子》一书中,又用来指代"道"在具体事物中的表现。于是就有了事物本体(本质)的含义。按训诂可知,"稽"与"至"、"止"、"积"、"纪"、"计"等字相通,有到达、停留、积滞、原则和考核等含义。在《韩非子.解老篇》中,韩非提出"定理"的观点,认为"理"乃事物的"形象"或"规矩",只有"理定",才可"计会"(考量)。"道"指事物的总体存在,若没有"理"的规定,没有留止的特征,就是不可知的。"道"只有和"理"统一起来,才会成为具体事物的本质。"稽"字所有的含义与韩非的这些观点相吻合,所以才被他用来指代"道""理"关系。据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研究,古希腊的ουσια(所谓"在者的在",即事物本体或本质)就具有"停留"、"模式"、"根据"、"当下"等含义,归根到底,他称之为"常住的在场"。韩非用"稽"字表示"道""理"关系,恰恰具有相同的含义。如果说古代中国也有某种类似在场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的话,那么,韩非凭借着以"稽"为标志的理论创造活动就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传统的杰出代表人物。     

论企业管理者的"日理万机"和"日理要机"

管理方法和艺术,是实现管理工作和任务的"桥"和"船".处于不同层次的管理者采取的管理方法和艺术不同;企业高层管理者必须"日理要机"而企业中低层管理者要"日理万机"."超脱"管理是实现"日理要机"的重要举措;而要实现"日理万机"必须掌握多种管理方法和艺术.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论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刘述先新儒学思想始终贯穿着"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他在批判继承朱熹"理一分殊"说及卡西尔功能统一说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思想文化的特色,对"理一分殊"作了一种创造性的阐释,并将此作为自己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原则.他对古今中外文化问题的处理、对儒家思想特质的揭示、对系统哲学的探索,都是通过对"理一分殊"的现代阐释来把握的.     

儒学的传承与开新——以熊十力释"理"为例

熊十力对"理"的诠释,反映了他从儒学开出新外王的强烈而虔诚的愿望和理念,也展示了他在哲学上的卓越创造力.熊十力认为"理"应具有的本体之性有三--实有、至足、创生,三种本体之性又可以内在地推演出三种"末用义"--科学、民主和权宜,从而理论上实现了"儒学开出外王"之理想.在学术意义上,熊十力对"理"的诠释,不仅是对宋明儒"理"观念的综结和超越,而且彰显、发扬了"理"的积极元素,尝试性地开出了儒学的新统.对于儒学乃至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而言,所有这些都极富启示性意义.     

论先秦法家体系的“势”

韩非是先秦法家理论体系的完成者.这一体系中,法、术、势是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韩非关于“势”的理论,学术界认为是对慎到“势治主义”的接受,“韩非赞同慎子的势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韩非在新形势下发展了前期法家慎到……的思想”(《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任继愈主编).可是,有关慎到势观念的时代特质及韩非对势作出了怎样的发展,惜乎语焉     

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

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肯定不能照着、接着西方哲学讲,而应讲述中国哲学自己,直面中国哲学"话题本身";自我定义,自立标准;采取"六经注我"、"以中解中"的和合诠释方法,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解释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摆脱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的惟一选择是中国哲学的自我创新,对先前和当前的"问题"、"话题"做出新的义理性的化解。中国哲学的创新需要哲学自由,没有哲学自由,就不可能有哲学的创新,和合学是中国哲学创新的现代理论形态。     

援"理"入医,医"理"圆融——以朱熹等中医哲学思想为例

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互动"突出体现在医学与理学的彼此促进、互相发明上.朱熹是引医入"理"的代表;朱丹溪、赵献可等是援"理"入医的代表.理学对医学的影响不仅仅是理学概念之医学"植入",更关键的是理学治学方法在医学上的运用.援"理"入医、医"理"圆融,是五大因素的共同作用.     

《韩非子》社会控制观论析

韩非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出发，认为统治者应根据时势的变化制定社会治理的规章制度，这是韩非社会控制观的哲学基石；社会治理的根本就在于管理者运用好权威之法、御臣之术及威望之势，这是韩非社会控制观的内涵特质；其健全法制、刚柔相济、树立权威的思想对于我们进行现代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中国哲学中的"器物"与"道理"

文章对日常所见的"器物"与"道理"作诠释,认为中国哲学中说的"器物"与"道理"是统一的,即道在器中、理寓物内.因为这样,所以哲学家们可以以器喻道、藉物明理;反过来也可以制器证道、设物明理.而之所以能这样,在于古代哲学家有着万物一体、物我同道的思想,诸如这些,都表现出与西方哲学所不一样的特征,应引起关注.     

论韩非进化史论中的诸子共识及其对诸子学术的取舍

进化史论是韩非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观点是: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执政者应当根据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执政政策。从学术史角度将韩非进化史论与诸子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韩非这一思想的形成,在肯定历史发展变化以及分期总结历史的思维方式上,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思想共识。此外,在韩非的"上古之世"论、三世风尚相异论以及"不期修古"等具体观点上,则体现了他对诸子学术的取舍。     

论海德格尔的"终结"

海德格尔认为由于科学的发展,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应当"终结"。而其"终结"是一种非尽善美的"完成",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是"全部哲学史聚集在其中"。由此而揭开了哲学消亡的序幕,也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一种新的"视界"。     

论中国哲学中的"不言说"与"言说"

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的一个回答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哲学以"不言说"的实践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西方哲学则以"言说"的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言说",但其"言说的"的价值最终要由这"不言说"的实践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哲学对于用以"言说"的文字就不甚重视,往往有"得意忘言"的情结。中国哲学因其以"不言说"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表现为一种非逻辑的心灵体验哲学或实践学。     

颜元"理气相融"的宇宙观

作为明末清初之际经世思潮的突出代表,颜元从"理气融为一片"入手出发,提出了气为万物之本,气在理先,"理在事中"的宇宙观.同时他批判了理学的佛老因缘和虚静世界观,从而为建立自己崇本务实的实学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也为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理本论和心本论中的虚无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