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符牌浅析简

我们现在所述的符牌,大多数人认为为辽代契丹人所发明,辽代之前没有符牌一词合称,但有符和节并用。契丹人根据自身特点以及习惯改符和节为符和牌,符用于军事,调兵遣将之用,牌则有任命官员、传达圣旨、赏赐功臣、身份象征、授命凭证等多种用途。“牌”在元代又称“符”,金、银牌与金、银符,合称为牌符。元代的符牌渊源于辽金时期的符牌制度,但又具有浓厚的草原特点。     

论元代的符牌系列——兼论“圣旨金牌”上的汉字之谜

元代符制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元代的符牌有长形、圆形以及不同质地、不同级别,不同规格、不同用途,已形成一个庞大系列。牌面更有不同文字。目前发现的元代符牌共计1 1块,包括当前被人们热烈议论的"圣旨金牌"。这块"圣旨金牌"仅是元代符牌中较低级的品类,所以其上才有粗糙的汉字刻画和编号,这是由它的用途和级别所决定的。     

新发现元代金牌及元代牌符文献研究

我国牌符文献历史悠久 ,据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汉代 ,事实上可能更久远一些 ,牌符文献在历代统治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都发挥过很大的作用。本文对新发现的元代金牌以及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元代牌符做了较全面的介绍 ,对元代的牌符制度、功用、管理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扬州出土元代圆牌之八思巴文和波斯文再释读

0.1 《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发表了蔡美彪先生的大作《元代圆牌两种之考释》,对“兰州发现的银字圆牌”和“扬州出土的元代圆牌”从牌符类型上;从语言文字上作了辨析和考释。关于“兰州圆牌”,因为郝苏民曾于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过《对西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圆牌的译释兼论其意义》一文,对“兰州发现的银字圆牌”的八思巴文作过释读的尝试,故无赘述必要。而蔡先生关于“扬州出土的元代圆     

试谈“出恭”的由来

“出恭”词义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出恭入敬”说。此说认为“出恭”源于明代国予监或科举考试的“出恭入敬”牌,事实上,“出恭”早见于元代,而元代科举考试并不曾设置“出恭入敬”牌,可见此说不能成立。本文认为“出恭”即“出肛”,其理据就是把肛门中的东西排出来。     

元代邮驿史研究综述

近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元代邮驿史的研究,内容涉及到元代邮驿的方方面面,有通史性研究、区域性研究,也有驿路、驿站及元代牌符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论文,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表明元代邮驿史的研究大有可为。对已经发表的元代邮驿史研究文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总结,探讨了他们的不足,对未来元代邮驿史的研究提出了建议。只有不断进行阅读、比较、借鉴,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合理运用古籍图书、文牍史料,元代邮驿史的研究才会达到新的高度。     

李直夫的《虎头牌》谈片

《虎头牌》杂剧作者李直夫是元剧第一期作家中的女真族人。《虎头牌》写的是女真人女真事。然剧中故事的时代背景究竟是金国还是元代作者没作明确说明,致使后来论者意见发生分歧(见严敦易《元剧斟疑·虎头牌》)。从作品向我们提供的事实看,我以为《虎头牌》写的是金国之事。剧本主角山寿马首次登场自报家门是“完颜女真人氏”,他的祖公“是开国旧臣功”,他自己原是金牌上千户,因“战番兵累次建功勋”被天朝加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行枢密院事”。山寿马作为一个女真族将领能被朝廷委以如此重任,这情形只能发生在金国而不可能在元代。据《元史·百官一》记载,     

论元人诗学观的特色

作为金、南宋之后的一个统一的朝代 ,元代的诗学思想显示出新的特色 :其一 ,主张吟咏性情 ,跟宋代大异其趣 ,现出复归唐音的色彩 ;其二 ,提出诗乐相合的观点 ,为兴起的“今乐府”寻得《诗经》以来的诗学传统 ;其三 ,以是否合乐作为标准 ,将诗歌分为“古诗”、“近体”两大类 ,较仅从格律上作区别更具理论色彩 ;其四 ,提出了“诗学”的观念 ,把诗歌作为一种“学”来探讨。由此四点可以得出结论 :元人的诗学思想较前人更显系统和深入。它既是对前此诗学思想的总结 ,同时又开创了诗学思想的新局面 ,为古代诗学思想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元代艺术观念述论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结于礼乐制度的整体性和集体性在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社会环境中开始发生裂变,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日益萌生,元人的艺术观念因此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内蕴。元代艺术家在继承了儒家传统“抒情言志”艺术观念的同时,更赋予“情”在艺术活动中更加广泛的内蕴,表现出对于情感的本体确认、对于个性情感的张扬和对于世俗情感的肯定等鲜明的时代特征,推动了中国艺术和艺术观念向近代的演进。     

岳麓秦简中的"为符官"与"致所官"考论

通过对岳麓秦简中“为符官”和“致所官”这两个新见官署名的考证和分析认为,秦代的“为符官”不仅负责符券的制作颁发,而且还负责符券使用过程中的监管,同时具有对符券传递过程中不尽职者进行举劾和论处的权力,而“致所官”则只是一个按照“为符官”所发符券要求负责物资发放的县级官署而已。     

元杂剧中的家庭戏与女性犯罪

元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朝代,民族、阶级、新旧经济、南北文化等等矛盾集中在一起。由于诸多的原因,元代各阶层女性在元杂剧中均表现出较少礼教束缚的特点,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与维护自己家庭利益,甚至不惜为此犯罪。     

论高校学报编辑规格标准化

学术期刊编辑规格标准化已在我国全面推行.高校学报(社会科学学报)作为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施编辑规格标准化尤为必要.学报编辑规格标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学报整体外形上编排格式合符标准和学报内形上编写合符规则.     

“贞观之治”与治吏反腐

“贞观之治”与治吏反腐魏春艳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强盛的朝代，也是在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中影响巨大的一个朝代。它的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贞观年间，认真地总结并吸取了隋亡的历史教训，在“安人宁国”方针的指导下，采用“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立法...     

从所知学的角度看语义的确立与理解

“语义的确立”的实质是把一所知 (语符 )作为另一所知 (语义 )来知。“对别人所使用的语符的理解”的实质是从别人使用的语符中识别出被理解者自己关联到这一语符上的理解者所知的内容。某语符的语义应该以最早使用这个语符的人所理解的语义为准     

试论元代儒家思想的传播途径

自儒家思想于春秋时期兴起，到元代时，儒家思想和文化已经成为社会主导文化，而且封建统治者都用儒家思想来指导国家管理。可以说，我国封建制度的发展与儒家思想的相得益彰，儒家也因此成为古代文化发展相对完善的学说。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又是少数民族创立的封建王朝，因此儒家思想在元代的传播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值得分析研究。     

论金代符牌制度

符牌是古代皇帝或朝廷传达命令、派遣使节或调动兵马的凭证。金代符牌制度的变革与其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穆宗、太祖、熙宗和章宗朝对符制皆有建树,侧面反映了金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特点、军事体制、边境形势和外交关系。     

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

庙学(儒学、郡县学、路府州县学)和书院是元代儒学教育的重要机关。即在元代的官办学校例规集所谈的庙学典礼中,两者也被合称为“庙学书院”、“儒学书院”、“路州县学书院”、“府州军县学校书院”等。简言之,以“学院”作为两者的通常称呼,是指庙学与书院受到了同样的看待。这不外乎是两者在元代的性质相同和受到官府的同一支配的缘故。无需赘言,庙学即是官办,设立于各路府州县学。书院与庙学的产生不同,尽管它是属于民间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关,但自南宋末期已有官办化的现象;至元代,许多名贤书     

古代“身份证”：老百姓无缘佩戴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镇馆之宝——动漫版《清明上河图》里有一个细节：两名卫士在一条路口执勤。一位骑马的官员从身上摸出一只金属小物件，于是顺利通过。这个金属小物件叫“鱼袋”，里面装的是“鱼符”。“鱼符”者，即符号、标记，它就是宋代官员的“身份证”了。鱼符又称符牌，系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其形为鱼，分左右两片，里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官职品位等内容。     

明代茶马金牌停止时间考

茶马金牌是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由朝廷颁发给西北藏族部落用以纳马易茶的一种铜质牌状凭证.“其额上篆文曰:‘皇帝圣旨’,其下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死’.”金牌一式两面,“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朝廷“三岁一遣官合符.”持有金牌的藏族部落三年向明王朝纳马一次,总数为一万三千多匹,并按明政府确定的茶马比价获得一定数量的茶叶.这种纳马数量、易马时间、茶马比价都有定规的差发马制度,是明王朝在藏区实施的“以马代赋”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既反映了明代汉藏两族之间的经济关系,也体现了明中央政府和藏族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关系.通过差发马的征发,国家强化了对西北藏族的政治统治.     

“虚名无处逃”——元散曲叹世归隐之作中的儒家精神

元代鄙视功名利禄、赞美隐逸生活题材的作品之多、感情之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能与之并驾比肩。这固然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也不可完全视其归隐为真。元代的下层文人大唱归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牢骚,他们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懑。那些达官贵人也是受了时代的传染,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大唱归隐当作官场倦怠时的自我安慰罢了。虽然在元代道家思想对文人有所影响,儒家思想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有所动摇,但他们骨子里仍是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