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口述历史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与方法

近年来,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概念,几乎同时进入国人的视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产物之一,理应成为历史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的口述历史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应该发挥其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传承和研究中有所作为."口述历史"侧重的也是人的语言叙述.它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访谈,记录采集丰富的、鲜活的、客观的史料.它与传统史学所习用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等资料相比,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另外,由于运用口述史料的悠久传统和口述史学灵活多样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使它很快被多个学科接纳.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学科建设,口述历史的介入是其应有之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需要口述史的抢救性保护.与一般史学不同的是,口述史主要关注现实性的问题,现当代的历史事件参与者和当事人是口述史的重要载体.从某种程度上讲,人在史存,人无史亡.口述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抓紧时间抢救那些"活态"史料,或补文献史料之不足,或独辟蹊径自成一体.     

中国口述史研究的现状与走向

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开始兴起,强调关注"人"的历史和"活"的历史,不仅对传统历史学研究范式构成挑战,而且影响很快蔓延至其他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本研究在细致梳理国内口述史研究现状基础上,提出存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两种口述史研究路径,二者之间界限较为分明。正是因为不同学科口述史研究理念的差异,极大限制了中国口述史的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口述史跨学科研究的优势,超越于既有的研究范式,从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拓展并深化口述史研究。同时,口述史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经验,加强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并通过口述史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口述史叙事

后现代文化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带来了文学与文化的变革。口述史研究是后现代文化关注弱势群体,让处于边缘文化的民众进入社会中心舞台发出声音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从对历史、文学的口述史研究发展到影视的口述史研究。本文以访谈纪录片《消失的1945》为分析对象,提出"声音"是口述史叙事引人注目的听觉形象,电影口述史叙事充分发挥视听艺术的功用,让口述者的声音叙事引领着画面的切换,重现已经消失的历史。     

口述历史与历史的重建

本文试图重新审视口述历史价值 ,指出在史学整体化和大众化发展趋势的浪潮中 ,口述史学的主体性特点并未损伤其价值 ,而是在新的理论和视角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客体的重新诠释和解读 ,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实现了对历史的重建 ,从而肯定了口述史学在深入探索历史真实面貌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视域融合视野下的唐德刚口述史学

美籍华裔史家唐德刚对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诸多启示,体现出口述史学视域融合的特点。他认为口述历史不等于口述史料(回忆录、访谈等),而是口述者自我体验与历史记忆,研究者与口述者多重视域的融合。口述史学避免了其他历史研究不在场的距离感,但口述者的在场已不是当下的在场,对口述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原则,才能取得史料和学术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口述史自身的目标。     

刻不容缓地重视口述史,保存中国当代史不可再得的鲜活资料

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建设应该有非常多的话题,但我深深感到,最重要之一同时更是刻不容缓的话题应该是口述史的收集和整理,即以最大的热情、最认真负责的态度,最广泛地收集和整理各阶层各个人群的口述史.两年前笔者开始进行1965 -1988年间的上海皖南小三线的研究,在此以这个课题研究为例,说明当代史研究必须高度重视口述史的收集和整理.     

我国“教师教育学”学科建设进展研究综述

"教师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下的二级学科,是当前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本文着重从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学科建设的已有研究内容和现有的建设策略三个方面对取得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试图在总结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从而为"教师教育学"学科建设发展尽绵薄之力。     

中国当代抗战口述史学的发展和研究内容

文章首先对中国内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抗战口述史研究发展的表征进行了分析;其次,对这一时期抗战口述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即日本的侵华暴行、中国军民的抗战、抗战历史人物和抗战时期的教育等方面的口述史研究开展的情况及其成果作了概括和分析。     

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

口述史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了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打通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方式。     

采写《山西抗战口述史》过程中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再认识

口述史是通过当事人的讲述,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符合实际的说明,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口述的方法可以补史,可以证史,可以修正甚至改变人们对历史已有的思维模式,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已经出版的《山西抗战口述史》在一些方面起到了上述作用。通过实地采访中得来的最新的一手资料,就抗战的几个主要问题从理论再到实践展开论述,以期对抗日战争得到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

有人说“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我以为,只有国内学者做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真正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其实,这些年中国的文革研究一直在进行,上海的文革研究亦并非是块“不毛之地”,其史料有著作、辞典、方志、大事记、报刊等出版物类;有档案、群众报刊、传单、民间日记等非出版物类。上海文革研究要在学术层次上有所提升,必需从搜集、整理史料着手。     

历史苦难的边缘性诠释——"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考察

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涌现,对童年生命的苦难的揭示成为其一大主旨。这类童年叙事着意表现儿童在历史中沦为非人的境遇,在普遍人性畛域和政治历史语境之间寻找苦难成因。这种立足于个人童年记忆的生命言说,从边缘性的一个新维度深化了对文革历史苦难的挖掘和诠释。     

新中国道德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自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我们把这５０多年分为从建国初期到１９６６年、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个世纪末和２００１年开始的新时期等四个时期。展望今后的发展可以预计　，从２００１年始，我国的道德建设必将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向前迈进。以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回顾和总结这５０多年道德建设的历史，展望我国道德建设的未来发展，　对我们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革"对自贡盐业的干扰破坏

1966年6月,自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随着"文化大革命"在自贡的展开,盐业管理机构受到冲击,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无端受到迫害,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政治局面动荡,社会秩序混乱,产销指挥系统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自贡盐业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管理机构瘫痪,基本建设受影响,盐业生产下降,四是市场供应紧张.     

有关成长的记忆痛史——评苏童《河岸》和陈家桥《少年王》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共性的集体生活便开始干预我们的个体记忆,而有关传统生活话语的记忆并未隐退,三者一直存在着一种复杂纠缠关系。《河岸》与《少年王》都是不久前文坛关于“文革”历史或者后“文革”历史书写的新作,两部作品都突破了先前文坛的“文革”叙事范式,更侧重于对历史掩映下的个体记忆、传统记忆以及集体记忆三者之间的关...     

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

研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必须将落脚点置于历史的情景中 ,在关照历史情景中进行研究 ,既不能忽略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否定当时文学的价值 ,也不能以当下的审美标准简单的批判当时文学的意义。在真实关照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细致深入地研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 ,对于全面梳理与研究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曲折 ,总结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是大有裨益的     

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

从1956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许多正确思想,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失误。全面了解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页沉重的历史记录--"五·七干校"里的中国作家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势力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迫害的场所。大批文学界精英文革中曾困居于此。从他们在干校时期留下的一些作品的断简残篇中 ,可以看到作家们的美好情操和他们当时矛盾复杂的心境。     

余华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的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余华的创作,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他80年代的作品中,文革记忆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暴力叙述主题的内因;90年代,文革记忆直接进入余华作品中,但对现实政治作了很大程度的过滤。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