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扎实严谨的开拓之作——评龚缨晏教授的《浙江早期基督教史》

2010年春节期间,杭州出版社推出了龚缨晏教授的新著<浙江早期基督教史>.作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浙江历史文化专题史"系列丛书之一,此书深入研究了19世纪初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基督教(基督新教)在浙东地区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外国传教士在宁波的活动,真实地还原了浙江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历程.     

“第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于年前在香港召开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 4 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海防人物与思想”、“海防史史料研究”、“海防策略与海军建设”、“民国时期的海防发展”、“海事与中国近代社会”、“地区防卫”、“海军、外交和亚太地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现择要综述如下。一、关于海防人物与思想戚俊杰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长、教授 )的《戚继光兵学与中朝御倭海战的胜利》认为 ,戚继光不仅是我国明代的抗倭民族英雄…     

罗伯斯庇尔与“非基督教化”

与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进程同时发展的“非基督教化”,同罗伯斯庇尔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他在“非基督教化”中如何促进宗教的道德化,并最终制造了“最高主宰崇拜”,对于法国大革命史和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一) 一位当代西方史学家在分析法国大革命中的“非基督教化”时曾指出:一些史家所概括的“非基督教化”无非是指破坏教堂,虐待教士,捣毁圣物等行为,并往往把它的功绩     

国民党左派历史之研究

苏维初1987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公开进修学院历史学高级讲师。著述颇丰。本文系其著作《国民革命中的国民党左派,1924—1931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之“序言”,因篇幅所限译稿略有删节。该书出版后在海外学术界颇获好评,美国著名民国史学者科布尔教授称“此项研究甚为出色,有助于我们了解国民党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和派系”(《中国季刊》1992年冬季号)。另一位美国知名民国史学者盖斯白教授也认为“所有想理解国民党政治内幕的读者都得就教于这一资料详备的专著”(《亚洲研究杂志》1992年冬季号)。此篇译稿得到苏维初博士的热诚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中国大革命期间苏联的军事援助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这种援助(尤以军事援助为突出)直接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进程。一、苏联对孙中山国民党早期的军事援助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维埃政府两次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声明废除帝俄与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建议恢复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与中国南北各大政治力量开始了全面的接触。1920年8月苏俄远东共和国的优林使团抵达北     

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安徽企业发展研究

198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小三线建设初步调整原则，开启后小三线建设时代（以下简称后时代）。进入后小三线建设时代，安徽大部分小三线企业转产民品，部分企业军品生产能力得以保留，但并未放弃民品生产。20世纪90年代，这些企业大力改革、多措并举获得了较大发展。至世纪之交，这些企业再次陷入危机，纷纷以兼并、破产和“债转股”等方式应对困局。尽管其效果并不理想，但这些企业在新阶段依然展现了无私奉献、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亦有积极作用。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

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一般认知和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治理对策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无疑是反映民国社情的标志性报纸。1912～1934年期间,在《申报》和《大公报》充分提供的时评版上,知识界人士站在政治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就治匪问题之方方面面贡献方案,以提供政府作为治匪政策和策略之参考。他们借助报刊论政,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但是书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复杂的社会纷争,他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第二人生——知青子女返城问题透视

人类对于自己的“根”的追寻,是那样的执着,这种执着近似大雁的南来北往,也近似鱼儿的洄游,这种动物性的追寻在打上了人类的感情烙印以后,便呈现出一幅幅人间悲剧与喜剧的画面,也奏出了一幕幕感情与理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的人生和社会的交响乐。自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以后,知青问题便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当然由此也引发了种种的不安定的因素的时断时续的暴发。七十年代末的“返城风”,把大多数的知青刮回了城市,就象飘零的孤叶落到了树根。知青问题以“知青办”的取消为标志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知青都回到了“老根”上,有的仍然象一叶孤舟漂泊于海上,他们知道港口的所在地,但他们却无法驶入港口。命运的嘲弄,现实的冲击,内心的折磨以及对根的执着的追求,他们无法忍受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港口”对他们的排斥态度。不论从怎样一个角度讲,对他们实行一种“补偿”性的政策都是必须的,是人道主义的,也是     

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安徽企业发展研究

198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小三线建设初步调整原则,开启后小三线建设时代（以下简称后时代）。进入后小三线建设时代,安徽大部分小三线企业转产民品,部分企业军品生产能力得以保留,但并未放弃民品生产。20世纪90年代,这些企业大力改革、多措并举获得了较大发展。至世纪之交,这些企业再次陷入危机,纷纷以兼并、破产和“债转股”等方式应对困局。尽管其效果并不理想,但这些企业在新阶段依然展现了无私奉献、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亦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