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汉”到“中西”:民初清遗民视野中的“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是儒家文化核心观念,有种族之分和文化德性之分。清末满汉对立思潮崛起,强调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辛亥鼎革后,清遗民一方面反对这种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从文化德性之分的角度强调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并且从金、元等历史资源中寻求支撑;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君臣大义”的绝对性。与此同时,他们将民国后国内外的混乱皆归咎于西学,认为让世界久安之道必然还是“莫备于周孔”的中学,至此在他们视野中,中西夷夏地位逆转。清遗民的“华夷之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君主制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合二为一的道德主义论述,虽然其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已然“错置”,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对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墨子“非攻”思想伦理释义

墨子认为“攻”是侵略战争,它在动机上“亏人自利”,在手段上攻杀无度,在后果方面“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因而“攻”是不义之举,与其所推崇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之义相悖。所以,墨子主张“非攻”以除“天下之害”,从而达到相爱、相生、义利天下的道德境界,并通过对“诛”与“攻”的“义”之辨析,阐述了“诛无道”的社会正义旨归。这一思想对处理当今社会冲突与解决国际争端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论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

扬雄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夷貉则引之”的思想,主张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他写作《方言》一书,就是出于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需要。扬雄主张用儒家思想引导周边地区人民进入礼仪文明社会,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之辨”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检讨“有私无私”境界论

公认的“有私无私”境界论是以“私”的有无多少区分人的道德境界。这种观点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无法对现实人的道德境界进行层属鉴别,二是由它提出的最高道德境界让人无法企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它将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加以提倡的道德选择当作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人们努力去追求的道德目标。另外,即使在特殊情境中,用“有私无私境界论”划分人的道德境界也不适用。鉴于道德境界是个人道德素质的综合,伦理学应为人们提供多方面的道德修养指标,这才是研究道德境界的方向。     

儒家"中和"哲学与社会和谐理念

儒家文化崇尚中道,主张“和而不同”。“中和”精神是儒家推崇的人生境界,集诚信与仁爱为一体。它表现在人的行为中,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中庸之道,表现在社会存在中,是礼治仁政的“群居和一”之道。礼制文化是一种等级和谐,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而中和精神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和谐理想,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有益的文化资源。     

关于孙中山文化思想演变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孙中山接受过西方国家13年正规学校教育和专业训练,一生中有30余年在海外,“平生主张,颇有合于西洋治国安民之大径”,对西方文化和西方事事物物是“熟察”的,并偏爱西方。但是,待及晚年,他出人意料地将自己文化思想的渊源归续于传统文化的因袭,而有三民主义“首渊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同时还宣称“要恢复固有的道德、知识和     

论冯友兰“道德境界说”与和谐社会理想人格的构建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在其终极意义上标识的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性生成的人格境界。以此考察我国当代社会人生境界之整体状况，表现为：自然境界本然存在、功利境界居于主导、道德境界严重缺失和天地境界远而高玄。其中“道德境界”在这一生成过程中自身所具有的难实现、难保持、难统一、难提升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特征决定了其生成的艰难性，这也为理解当代社会道德境界缺失确立了客观的逻辑视角。而道德理念、和谐理念和生态理念观则是和谐社会理想人格构建必不可少的价值诉求。     

和谐社会应是多样性的统一——关于儒家文化“和”理想的现实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一种和谐、和合精神，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和”理想，在哲学上说，这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是处理“多样性”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保持“多样性”的一种联合。它通过选择与重构以后，应当是今日构建和谐社会汲取精神滋养和文明动力的宝贵资源。     

从《喜福会》看中国式的“慈”与“孝”

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向西方读者展示了古老神秘的中华传统文化,让他们认识了西方文明以外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作品中着力体现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慈”与“孝”,使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东方文明文化能够更加深入人心。     

竹与修身——德育的“另类”言说

竹文化是根植在中国传统诗性文化土壤上的一种价值创造,它承接了孔子的诗教。这种诗教追求诗化的人生和人生的诗化。因此,中国竹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诗性德育的价值。从孔子的“比德”和“三月不知肉味”到苏轼的“无竹令人俗”;从郑板桥的“种竹似培佳子弟”到个园的园林艺术;从传统社会的竹文化到市场经济中竹园宾馆的企业文化建设,我们看到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薪火相续,感受到了诗性德育的魅力。竹,常绿不衰．中通外直。中国传统文化中,“竹”有一种善美合一的诗性之关,它是正直、虚心、有活力的人格象征,在竹的背后有一片陶冶人格的诗性的文化海洋。竹对人有着妙不可言的教化力量,它使道德境界涵蕴审美境界,审美境界附丽于道德境界,这种力量是理性所不能概括的。     

百年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播与现代转型

儒家文化在中国20世纪的传播虽历经坎坷和曲折,却逐步实现了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向知识分子倡导“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和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儒家道德层面的现代化转换.十七大以来提出的“文化命题”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创造性地改变和转换儒家文化中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并予以传播和发扬,使儒家精神代代相承服务当代道德文明建设是其新的使命.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对清末民初"尊孔读经"问题的考察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命运的变迁聚焦于“尊孔读经”问题。清末新政使儒家“经学时代”沦入山穷水尽的窘境。辛亥革命创建民国 ,资产阶级既摧垮了封建帝制 ,也涤荡了为封建帝制服务的儒家文化。民初帝制死灰复燃与“尊孔读经”借尸还魂之如影随形 ,既证明封建专制主义天道观根深蒂固 ,也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对“孔夫子”为拥护“德先生”之必要前提乃时势使然。考察这一问题 ,有利于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儒家文化“批判继承”。     

析“忠恕之道”及其当代意义

“忠恕之道”的本质精神不是“忠君” ,而是推己之心以爱人。它不仅是道德原则规范 ,而且是道德实践方法 ,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从现实看 ,“忠恕之道”尽管不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体系 ,但作为优秀的传统道德精华 ,它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建设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并成为引导人们弃恶扬善 ,趋善避恶 ,从道德低境界走向道德高境界的重要阶梯     

清末“礼法之争”对今天法制建设的启示

本文论述了清末新政中因修律而引起的“礼法之争”,认为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的固有排他性和中西方伦理价值观的差异是引发冲突的深层原因 ,并分析了清末“礼法之争”对我国当前法制建设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认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既要借鉴西方的先进法律文化 ,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 ,走出一条稳健与成熟的新路子     

孔子的“好古”与“复礼”

在孔子的政治文化观中有着极为浓烈的崇古情结。他不满于当时社会的混乱 ,立志对社会进行改造 ,历史文化信仰成了他创立救世方案的丰富资源。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构造了一个向后看的乌托邦———有道之世。在这个有道之世中 ,孔子一则认同了等级制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 ,二则制造了一个圣王修己治国的政治神话。为了使社会回归 ,孔子提出了一个“克己复礼”的社会改造计划 ,即通过对人进行道德改造使人的本质得以恢复 ,从而达到救世的目的。孔子“克己复礼”的仁学弘扬了人的道德价值 ,但却把等级制的“礼”视为价值的核心、“百世不变”的古“道” ,从而使道德沦为政治的工具 ,也使人的本质为等级制所扭曲。     

对“中体西用”的再思考

“中体西用”是近代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核心问题 ,它是清末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追溯“体”与“用”的历史渊源 ,可以了解中国士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以及他们“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从 1 9世纪 60年代 ,一些有识之士就相继阐述过“中体西用”的思想 ,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现实背景的演变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加剧而变化。到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明确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一主张是有特定的思想内涵的 ,谈“中学为体”实则提倡“西学为用”。它成为甲午战争后的一种“流行语”,主要流行于文化教育领域     

论孟子“尽心”思想的道德教化理路及其启示

孟子在儒家“心”“性”这两个概念范畴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心性分立到心性合一的创造性思想变革,开创了中国心性哲学的思想传统,并构建了以“尽心”思想为核心理念的道德教化模式。孟子这种尽心道德教化模式以心作为道德的本体,肯定了人之本心与先赋之性善、天命之义理的同一性,由此而主张道德教化以人之先验善性作为心性基础,以存养、扩充、求放心为主要方法,最终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道德人格境界。孟子尽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孔子以来所形成的儒家思维框架,为儒家道德教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对于当代道德教育而言,孟子以尽心为核心的道德教化思想,可以推动人们重新理解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本质属性、主体关系以及最终旨归等,实现道德教育与心灵世界的有机融合,最终促进个体的心性与品格的完善。     

试论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观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中国的乾坤生成观决定了“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孔孟荀对“天人合一”观所进行的生态伦理思想的阐述和完善,是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基础。而西方文化中科学的思辨方法则是儒家文化生成为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     

论学衡派的历史错位——反现代性

学衡派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提出了他们“道德救国”的主张,这个主张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与他们所受到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影响有关。他们所主张学习、保存的“中西文明”,大多是前现代思想,在实际的应用中就变成一种反现代性思想。这就与中国现实社会强烈要求发展现代性形成了一种历史的错位。这是包括学衡派在内的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长期被冷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