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环境抗争的历史演变与策略转换——基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关联性考察

通过对宏观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微观的农民环境抗争演变的关联性进行历时性考察发现,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约束与被约束的关系。农民环境抗争的发生与演变、形式与策略、效果与后果无不受到政治机会结构的形塑、规范和限制。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轨时期抑或市场经济时期,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之间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这种紧张在牺牲农民环境权益的同时促使环境问题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转化。化解这种紧张的根本之途在于深入改革经济政治体制,理顺中央、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农民环境权益的表达提供更为通畅、合理的政治机会空间。     

社会互动与滇越边民国家认同研究

社会互动是边民惯常性的行为表达。血缘、族群记忆及国家关系造就了边民社会互动的主体内容,边民有序的社会互动有助于国家治边意志的实现,而边民无序的社会互动行为则直接背离着民族国家的治边行为。在滇越边民区域性的社会交往互动中,文化诉求感的满足是传统时期边民社会互动的关键性需求,然而经时间改造,物质利益的满足逐渐上升并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影响滇越边民社会互动行为的核心要素。民族国家只有基于边民生活实际,合理性设计并施行制度,以迎合边民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性需求,进而在边民意识中形塑极具象征力的民族国家形象,才能从根本上使边民产生并长期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文化嵌入与关系网络：互市场域中的边商行动——基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的实地研究

互市是边民日常生活的图景,是边境地区人与物跨界流动的重要场域。黑龙江省黑河市既是中国最重要的对俄贸易口岸城市之一,也是中国边境地区商人群体最主要的聚集地之一。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对互市场域中的边民经商活动进行田野调查,以期剖析边民互动的内在逻辑。边商在边境地区互市场域中通过文化嵌入和关系网络构建的策略性行动,实现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资本积累和转化。中国和俄罗斯边民互市场域中文化嵌入的非均衡性与主流的边境和跨界流动研究中的边民互动,促成了文化交流的观点存在差异;关系网络的脆弱性是区别于西南、西北边民互动特点的特殊性存在。对边民互动的多种模式进行微观考察,是兴边富民的重要基础。     

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

箐脚村苗族边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表明,跨国民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不稳定特征。国家认同的构建基点在国家与边民的持续对话中正在从政治转向经济方面,并日益明显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代跨国流动方式与国家认同性质、要素、结构的深刻改变,都要求开创与之适应的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富有弹性的国家认同构建方式。     

记忆、身份与认同：滇越跨境民族心理调查

国家边界弱化为滇越边民自由结交创造了条件,从而培养了边民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但战争的突现,中越两国关系恶化,许多边民因此而沦为没有国籍的难民。生存权的丧失使滇越边民模糊的国家观念渐而清晰化,欲求国家惠边的心理极为强烈。然而客观闭塞的边区环境又加重了国家富民的成本,国家政策惠边行动很难真正涉边。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获取机会缺失的现实背景下,滇越边区逐渐异生出以财富为标准的另类的民族认同感,边民的国家意识摇摆不定。     

从“三不要地”到国家口岸:广西边民互市传统的自反性延续

广西防城峒中口岸曾经是被称为"三不要地"的断裂地带,现在已开始建设国家一类口岸,这一过程并非国家单向权力主导,而是边民互市意志形塑的结果。这种互市传统看似背离了历代王朝主观的治边策略,却暗含着与世界的长久联系,呈现出边疆特有的自反性特征,从而揭示了边疆发展的内在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始终遵循以边民利益最优化为原则。     

房地产市场与住房利益分化的“机会结构”

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不仅为城镇居民居住条件的极大改善带来了可能,同时也塑造了新的“机会结构”。以往解释模式中的体制性因素假设和市场能力因素假设,其着眼点主要都是与劳动力市场相关联的机会结构及其变化对住房利益分化的影响,而由房地产市场所塑造的机会结构及其对住房利益分化的影响并没有引起社会分层研究的足够重视。经验分析表明,根植于房地产市场的机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成为人们参与分享城市发展红利的“结构场景”。规范、调节由房地产市场所形塑的机会结构及由其导致的利益差异,促进人们均等参与分享城市发展红利,是合理化利益分化机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与边贸良性互动的对策思考

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与边境贸易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边民的传统文化既开启、促进着中越边贸的复兴,又制约着边贸经济的现代化升级,特别是在中越两国政治经贸关系在世纪之交上升到一个成熟期而且边贸逐步规范化、各种机遇与挑战日益显现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促进边民文化与边贸经济的良性互动、同步发展。中越应加强边境区域合作,共同运用该地区经济文化互动的规律,调节边民文化与边贸的互动关系,在提高边贸规范化、电子化的同时,协力提高边民文化资源开发手段的现代化,实现边境文化经济产业的分工合作、双向交流,同时培育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民族中小企业群,形成“边贸带旅游、旅游唤文化、文化促经济”的相互联动格局,建立一条“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中越边境经济区和增长带,实现当地经济、文化的“双赢”和中越两国的“双赢”。     

促进中越边镜民族文化与边贸良性互动的对策思考

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与边境贸易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边民的传统文化既开启、促进着中越边贸的复兴 ,又制约着边贸经济的现代化升级 ,特别是在中越两国政治经贸关系在世纪之交上升到一个成熟期而且边贸逐步规范化、各种机遇与挑战日益显现的情况下 ,迫切需要促进边民文化与边贸经济的良性互动、同步发展。中越应加强边境区域合作 ,共同运用该地区经济文化互动的规律 ,调节边民文化与边贸的互动关系 ,在提高边贸规范化、电子化的同时 ,协力提高边民文化资源开发手段的现代化 ,实现边境文化经济产业的分工合作、双向交流 ,同时培育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民族中小企业群 ,形成“边贸带旅游、旅游唤文化、文化促经济”的相互联动格局 ,建立一条“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中越边境经济区和增长带 ,实现当地经济、文化的“双赢”和中越两国的“双赢”     

利益关系网络变迁与社区治理多元模式的形成

内嵌利益关系网络是城市社区结构诸要素关系的基础。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制为载体的管控式利益网络是“单位—街居制”一元模式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区结构的异质性不断增强,给内嵌利益关系带来明显变化,形塑了多元治理模式。在仍存留单位制社区、老旧社区、公（廉）租房社区和“村改居”社区,政府运用有针对性的利益管控手段,依然维持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在新型商品房社区,政府缺少有效的利益管控抓手,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取决于政府、社会和市场在利益博弈中的行动策略和角色,社区治理亦走向协同治理。     

凤凰与早期中国理想士人人格的赋形

西周初形成的天命观以君权神授、以德配天为核心内涵，解决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凤凰被形塑为传达天命的使者，代表天临鉴人间君王之“德”，并成为“明王”的预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凤凰的知识和信仰被转换、改造，用以建构和形塑理想士人人格。孔子将“知天命”作为君子人格的本质，将“德”由政治面向的君王的德行转换为人性面向的士人的德性，将天命转换为理想士人人格合理性的来源，同时将凤凰出现与否和君子的穷通联系起来，将其形塑为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的形态与仁、义等德目的对应关系随后也被系统地建立起来。屈原虽不言天命，但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思考没有超越周初的天命观，而且，他极其关注士人的人格，张扬凤凰被放逐、被囚禁以及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将其形塑为洁身自好、取义成仁的骚人人格的表征，透露出士不遇的焦虑，这得到了宋玉的发扬。汉代士人则基于时势的体验，主张“知命”、“委命”，建构适应大一统的新君子人格，潜藏着吁求君德和消解士不遇焦虑的文化动机；基于环境判断或远翔或降临的凤凰被形塑为审时度势以选择进退的新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虽被不断形塑为不同内涵的理想士人人格，但都潜藏着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不遇焦虑的...     

空间变迁与族际居住格局的演进——以武陵民族地区历史移民为例

武陵民族地区的族际居住格局演进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区域共居式、社区共居式、社区互嵌式三种样式和阶段的演进。历史上的移民,特别是汉族移民在族际居住格局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形塑了族际居住格局,还形塑了区域空间。他们首先将一个边缘空间形塑为具有三个层次的区隔空间,然后形塑为整体的互嵌空间。区域内部的族际居住格局与区域空间结构具有同构关系。推动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是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抓手,应该把握历史规律,充分吸收历史经验教训,有序推进。     

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研究——以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为例

作为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共同体的传统行为,中越边民通婚并未因两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排斥而中断,但却因之而给入境通婚的越南女性及其家庭、子女的权益、以及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通过对位于中越边境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边民通婚的调查研究表明:便利的地理是导致边民通婚的自然基础,作为以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建构出的核心共同体、边境地区远离政治国家权力中心的特殊生活场域、以及两国边民在地缘、族缘、血缘的亘久认同依然是促成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的重要动因;中越两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差异或互补也是中越边民通婚不可忽视的现实促动因素。     

边民互市的经济与政治功能——以绿春县平和乡为例

边民互市是边境地区常见的经济贸易活动.从绿春县平和乡边民互市的情况可以看出,边民互市具有增加边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边民互市不仅加强了两国边民的联系,增强了两国边民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对增强我国边民的国家认同感起到重要作用,客观上达到"怀柔远人"的作用.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转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系统，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上，这就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历史维度来看，虽然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但国家（政府）始终是传统治理体系的“主力军”。而面对一个现代转型社会，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应该更加多元化，行为边界更加清晰化，并且在要素行动的同时形塑国家治理的价值观念，为治理体系提供稳定的文化支撑。但在治理要素的耦合过程中要正视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张力，通过要素调节实现系统稳定。     

进城经商是创业吗?——基于进城经商经验的分析

通过对进城经商和创业间的关系的解读认为,在形式层面,进城经商符合日常生活中社会民众对创业的认知,如经济组织的实际指向、拥有经济组织的所有权、产生经济效益等;在实质层面,进城经商对经济行动主体和社会发展产生结构性影响,如价值理念、社会经济再生产的生成等。在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劳动生产形式比较中可见,进城经商的创业属性和特征明显。转换进城经商为进城创业的表达,一方面要打破非正规经济视角,从创业视角审视进城经商现象,将其与政府的制度安排有效对接;另一方面,从本土相关社会学知识出发,明确创业概念,重构创业知识体系,有效促进本土社会科学的发展。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政治与行政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科学合理地对政治与行政模式进行定位与调整.在我国现代化转型道路上.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的均衡逐渐改变,功利本位形塑冲突结构与高风险社会的形成,社会内部交易成本不断累加以及西方民主模式的现实挑战,决定了追求和谐是当代中国必然的现实选择.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道路和我国社会独有的内在特质,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套用以冲突为基点的政治与行政模式,而以合作为基点的合作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在合作主义的指引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对政治与行政模式进行如下调整与改造:行政过程要始终贯穿政治的思维与实践;促成多元主体合作与共治;以显规则治理替代潜规则治理;推动"强政府-大市场-有序社会"组合的构建过程.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的几个向度

政党为实现其纲领和目标,在社会公众中留下符合自身需要的形象是政党或不可缺的重要任务。学界近年来关于政党形塑的学理化研究已经构建起基本的骨架,但以当下政党形塑研究为出发点而构建的理论框架,在阐释抗战期间中共政党形塑时,有必要厘清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价值,拓展中共形塑研究的内容,注意区分不同地域的表现特征,关注战时中共形塑的共性与个性。只有在具体时空与场域下探讨政党形塑,注重现实关照对历史的触发与历史审视对现实启迪的双向融通,其学理意义和历史借鉴才具有现实价值。     

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对浙江省义乌市H村的调查分析

本文认为H村的传统副业形成原因主要是其与农业的内在联系及其改善生活状况的功能;经济行动嵌于社会关系之中;经济行动改变或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该村的"两委"同时拥有"同意权力"、"时势权力"、"教化性权力",从而有效地改善经商办厂的环境条件,同时促使村民传承勤劳致富的传统,不断推动非农经济的发展.     

找回城市：城市政治学的现状与未来

当下的城市政治学研究存在着城市缺位的问题,即城市只是作为一个容纳各种经济、政治、社会议题的容器,而不是作为形塑上述现象的结构性因素。改变这种现状的方式是重拾城市性,将城市塑造为一个发挥结构性作用的实体,并以此作为城市研究的学科边界。对于处在引介西方学说为主的国内城市政治研究来说,通过找回城市的视角构建,可以为确立自身的研究脉络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