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环境弱势群体——农民的环境权益保护

农村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农民在身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弱势群体的同时,也成为了环境弱势群体。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农民成为环境弱势群体的原因,同时,指出针对现状必须加强农民环境权益的保护,这不仅是维护环境公平和正义的要求,也是保护生态安全、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最后笔者就如何保障农民的环境权益提出建议。     

农村环境自力救济及其出路

农村环境自力救济是农民对影响其权益的环境问题的一种抗争,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政府对于污染行为的庇护、环境执法不力、农民维权能力不足和环境公权力救济途径的不畅。农村环境自力救济,可以引起全社会对农民环境权益问题重视,对解决相应的环境问题具有推进作用,但也存在社会成本过高的弊端。因此,今后应采取措施来减少农村环境污染,强化公权力对农民环境权益的救济,从而最终减少农村环境自力救济的发生。     

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的个案研究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关注那些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的群体在缺乏传统的政治资源时为何能获得一定的博弈能力.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中,村民环境维权的政治机会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结构性机会”,包括选举与“乡政村治”、环境诉讼、寻求专家学者和民间环境组织帮助、信访等,这些结构空间发挥的作用不大.与此相比,相对开放的媒体对于事件的解决起了关键性作用,这种状况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二是“象征性机会”,包括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对环保问题的强调、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张力,以及农民维权被镇压的危险明显减少等.象征性机会通过影响农民的主观感知和心态而对他们的策略选择产生间接影响.在不同情境中,“政治机会格局”可能对媒体的实际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制度紧张、乡村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湘中农民“大行动”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农民环境抗争不断爆发而多数未能实现其抗争诉求。案例中,受到环境侵害的易村农民通过"结盟"与"树敌"、"依法"与"依势"、"示弱"与"示强"、"求内"与"借外"等多元抗争策略,试图借助政治机会、伦理道义、外部资源等提升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政治文本为农民环境抗争提供的政治机会在实践中被地方政府以无既定规则的非制度化应对策略予以封闭。同时,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不断在乡村社会中拓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极大地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由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联接和制衡机制,农民环境抗争大多处于孤立无援、进退失据的困境。     

边民经商的结构、实践与转型——基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关联性考察

通过对宏观政治机会结构与微观边民经商的关联性考察,发现二者是一种单向的形塑与被形塑的关系。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轨时期抑或市场经济时期,边民经商的历史演变与行动策略、商业实践与经营转型均深深地嵌入政治机会结构之中。集体沉默、矛盾心理和跨界行动是边民基于政治机会认知和经商成本评估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深入改革经济政治体制,构筑民心相通之路是优化边民经商政治机会空间的当务之急和根本之途。     

论农民环境权益保护的依靠主体——以农村工业污染防治为视角

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推动农村经济飞速发展,同时也将工业污染这一异质性难题植入农村。面对愈演愈烈的农村工业污染,维护农民环境权益,有效保护农村环境的问题迫在眉睫。各级地方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个体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直接依靠主体,但目前各主体普遍存在角色错位现象。在农民环境权益维护过程中,各依靠主体角色错位的制约因素有哪些,如何对症下药使其角色归位以形成齐抓共管的系统化机制,理应是当前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媒介运用与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以反核事件为例

政治机会是决定一场环境抗争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民众反核事件为例,探究我国环境抗争中媒体与政治机会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另类媒体上,行动者们借助新技术搭建网络,将"有影响力的盟友"纳入其中。在传统媒体平台上,议题受到的大规模报道和争议放大了精英之间不稳定的同盟关系,为反对行动营造了明确的政治机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为"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协同发挥作用,并通过"媒体循环"进一步推动政治机会升级。     

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的凸显与调控

环境正义评价标准可区分为分配正义、制度正义、承认正义三个层面,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中国环境非正义的实质问题主要集中在分配正义层面,主要表现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环境权益分配与责任承担方面呈现不平等关系;制度非正义层面主要体现为环境规制被虚化、有法不依,环境权益诉求机制缺失;承认非正义则往往被社会所忽略而未被有效认知.在我国,环境非正义的调控策略主要在于遏制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对环境的破坏、向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保障环境制度正义、塑造环境主体正义品格四个方面,这是一种在“发展中协同控制污染”的环境治理模式.     

转型抗争: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理解 近阶段中国农民抗争

目前学界对农民抗争的解读,观点林立、侧重不一,虽相互补充但又不尽全面,并带有陷入细节化争论的倾向,这就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章结合转型时期既有传统存续又有现代变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强调是国家的转型和行为变迁、基层权力变化/村庄权威与秩序转变,以及农民逻辑和行为的演变,共同塑造了所谓的转型时期农民抗争的特点,以此构造了“转型抗争”的概念,从宏观的视角探讨动态性和多元化的抗争的缘起、内容、目的和手段,以便统揽已有的经验研究,更好地理解近阶段的农民抗争.这一概念有助于在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与经验事实的过程中,更加清晰地把握和理解农民抗争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     

论我国农民环境权的保护

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工业化的今天越来越受到关注。环境权更关注的是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环境权,而作为具体的个体,在目前农村环境恶化的趋势下,农民应享有的相关环境权利被忽视。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如何将环境权理论更好地与现实结合来深入研究农民环境权显得更加急切和重要。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

从环境政治学的"政治机会结构"视角来说,中国的环境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精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性"政治机会环境"。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的成功案例和国家制度性渠道的渐趋开放,从理论上说为其展现了比20世纪90年代初宽阔得多的政治成长/参与空间。但在实践层面上,这种"政治机会结构"却呈现为一种似乎难以消化的"政治挑战"。绝大多数民间草根性环保社团(对于大量的政府依赖型环境NGO来说更多只是一种资源渠道拓展问题,不具有太多的社会学/政治学意涵)似乎既不太确信这样一种政治机会环境的真实出现,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而没有选择主动加入或引领近年来明显增加增强的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或"环境集体抗议事件",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甚至"主动划清界限"的心态与立场。结果是,这种战略选择在遭到日益激烈的媒体与社会责难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环保组织的"转型迷茫"、"策略窘境"和"合作困境"。     

殊途是否同归：“沉默型弱者”与“抗争型弱者”的差异与共性——以河北杨乡征地过程中农民维权的两个个案为例

文章通过对河北省杨乡高速公路临时征地中两个个案抗争过程的比较研究,发现抗争者的身份特征、所处环境、抗争动机和表达形式的不同,影响着他们在抗争过程中的遭遇与抗争利益的获取.在此基础上,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农民内部抗争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及其面临的共同的外部结构压力,探讨当前中国农民对于抗争的认知与农民抗争的实质,揭示农民抗争面临的困境.     

基于农民政治抗争路径的村民自治制度完善

随着农村经济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政治民主诉求也逐步提高了,作为村庄政治主体的农民会通过理性选择政治抗争的路径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农民在现实条件下一般都会选择日常反抗的形式,这种抗争路径非常不利于村庄的民主化进程。因此,在乡村基层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实现村庄治理、维护村民利益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章认为,构建一种健全的、切合实际的村庄自治模型将有利于实现国家与农村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有效博弈。     

论环境权益

环境权益是公众对环境享有的包括日照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优美景观权等法益。环境侵权行为不侵害环境权益,侵害环境权行为才侵害环境权益。环境权益不能通过侵权法来救济,只能通过环境法及其他公法得以救济。     

中国的环境抗争：一项文献研究

环境抗争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社会问题,并对社会结构产生着深刻影响。学术界有关环境抗争的研究议题,包括抗争困境论、政治机会结构论、文化与心理论、网络与策略论以及性别差异论等5个维度。虽然环境抗争研究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加态势,但与当前的污染事件及其引发的抗争频率和态势相比,仍然不匹配。中国的环境抗争研究需要在4个方面予以加强：一是加强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二是对海洋污染事件中环境抗争的特殊性加强研究,三是加强环境抗争的比较研究,四是加强追踪研究,探索环境抗争的倒逼机制。鉴于涉及问题的深层次性,环境抗争研究需要由“多学科”向“跨学科”演进。     

论环境权益及其救济

环境权益,是指通过环境对主体造成实际影响,且这种影响被法律确认或现代社会的法观念普遍认为具有可谴责性时,主体所享有的对抗该影响的法律权利或法益。环境权益的本质属性是法律权利和法益的混合体,因此,无需在立法上寻求确立其概念。对环境权益的救济应分类通过一般侵权法、环境侵权法、环境法等公法、一般人格权制度来实现。     

社会转型中农民环境权益的保护——以广东农村为例

农村环境质量急剧恶化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不仅对农民健康权和财产权造成巨大损害,而且导致农村返贫率上升,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人与自然关系恶化,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该文在大量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将如何保护农民环境权益放在社会转型这一背景下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保护农民环境权益的若干建议。     

中国发展模式的资源环境负面作用及其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导致了资源环境方面的诸多问题。其根源在发展模式中存在着上下一般粗的政府经济责任,以及由此派生的政绩考核制度和财税体制等制度性缺陷。此外,资源与环境问题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也容易产生危害。因此必须从发展方式转型入手,反思现有发展目标,选择节俭的发展道路,采取"五位一体"的环境综合治理模式,落实公民环境权益,积极应对转型期的资源环境问题。     

环境权国际进程探析及启示

从时间维度看,环境权国际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政治认可阶段和法律确认阶段;从问题维度看,环境权国际进程主要聚焦五大问题：第一,环境与人权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二,确立独立类型的环境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是否是必要的？第三,环境权的内涵如何界定？第四,环境权应该优先保障程序权还是实体权？第五,环境权是否属于“第三代人权”的范畴？环境权国际进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实体权利争议难以短期内得到妥善解决的背景下,应切实推进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请求权等程序性环境权的发展,并通过程序性权利的发展催生实体性权利的最终成熟。     

从抗争到共建：环境抗争的演变逻辑

面对环境侵害，Ｊ 省 Ｎ 市高路社区农民的环境抗争经历了从个体抗争到群体抗争再到社企共建的过程。 在抗争过程中，农民运用理性的抗争逻辑在与 Ｈ 钢的博弈过程中，体现了个体理性抗争（找 Ｈ 钢理论）— — —诉求得不到回应、污染加剧—群体抗争— — —经济补偿后矛盾暂缓— — —污染危机生存，抗争升级— — —社企共建的行动策略演变；同时，从 Ｈ 钢的回应策略中可以看出，作为企业，Ｈ 钢表现出了经济理性人的一面，在不涉及企业正常经济生产的阶段，对农民抗争视而不见；到农民群体抗战阶段，则采取与农民代表谈判的策略；再到与社区共同建设，发展农民能力，避免直接与农民发生冲突。 不同阶段，Ｈ 钢采取了成本最小、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