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解构主义与被解构的“发展” ———解读《遭遇发展》

现代性的诞生,意味着浪漫主义的逐渐消逝。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巴西利亚的建造标榜了人类对社区地理规划的开始;包豪斯风格的发展呈现了人类关于功能与技术要求的回应;科学林业的普及,唤起了人类对整齐与一致性的追求;医院、学校、监狱和工厂的制式化管理,加剧了人类对时空规则的依赖。的确,现代化象征     

村庄规划中的农民市民化逻辑 ——以广州K村“新农村建设”项目为例

2000年后,社会学界关于“农民市民化”主题的研究日益丰富,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回应两大问题：其一,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关切为何;其二,农民市民化进路何在。本文通过对广东广州城郊K村“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成果调查与文件梳理,试图窥探村庄规划如何通过达标机制、生成机制、发展机制有效推动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市民化进程,以及其特征与局限性,并由此回应上述两大问题,论证新型现代性、城乡一体化和“人的城市化”对当前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     

灾害应对机制中的发展主义“框构”——以汶川地震灾害应对与甬温线高铁事故处理为例

［摘要］在追寻现代化的进程中，灾害应对也成为贯彻发展主义元叙事的一个契机。无论是面对自然灾害还是技术灾害，国家都有意识地通过一套日益成熟和完善的应对机制将其转译为发展主义与管理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并将其与治理合法性、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等宏大叙事勾连在一起。这一机制运作的结果是，灾后应对成为维护发展与技术控制的过程，灾后重建意味着受灾地区接受迅速的资本重组和商品化干预。正视这一应对机制的去政治化内涵，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思考灾害应对的价值与旨归。     

“以国之名”:农村征地策略中的国家在场分析

通过调查华北农村的高速公路征地项目,分析农村征地策略中"国家在场"的主要形式与特征,着重关注符号、话语和标准化的工作方式,洞悉征地过程中国家权力行使者对农民进行的情境构建与情境逼迫,从而探寻在国家权力趋于分散状态的当今农村,权力的实现形式、运作能力、合法化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权力形变与资本迁移:发展主义语境下的国家与乡村关系———以四川板村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纠纷调节机制为例

四川板村工业园区污染事件的处理过程及结果,折射出现代化浪潮之中,农村工业园区管委会、企业以及乡村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并直指这一关系产生的历史源头与政策支持。主流观点认为,“服务型冶政府确立之后,一系列政策都旨在重建农村、改造农业、造福农民。文章将针对此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新形式,提出其遵循发展主义逻辑的实质:随着国家权力形态的转变,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逐渐从通过行政力量的统治直接征取税费,转变为通过推进乡村社会的商品化、工业化,将乡村社会本身纳入商品化的范畴中,并依此完成乡村服务于城市建设乃至国家发展的过程与机制。     

殊途是否同归：“沉默型弱者”与“抗争型弱者”的差异与共性——以河北杨乡征地过程中农民维权的两个个案为例

文章通过对河北省杨乡高速公路临时征地中两个个案抗争过程的比较研究,发现抗争者的身份特征、所处环境、抗争动机和表达形式的不同,影响着他们在抗争过程中的遭遇与抗争利益的获取.在此基础上,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农民内部抗争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及其面临的共同的外部结构压力,探讨当前中国农民对于抗争的认知与农民抗争的实质,揭示农民抗争面临的困境.     

关系学的温柔一掌—解读《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国家权力，犹如一道密不透风的墙。人作为墙内的结点受控于有限的范围内。礼物是激光线，它穿墙而过却不损墙身，最终把结点连成网。关系学就是这张无形的网，它既沿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人与人的感情稳固地守护住，又缓和了现今社会的多种矛盾。可以说，透析了关系学就能准确地了解整个中国社会，因此，国内外学者对关系学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在《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