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神经网络”理论发展的自然辩证法意义

对人工神经网络理论的发展过程作了简单的回顾,从中归纳出：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将会在各学料体系继续分化的同时,向高度综合化、整体化、社会化的及相互渗透、溶合的方向发展;非线性问题以及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问题将是未来科学发展和人类研究的主题;人类将不断的创造出更加灵巧的智能化机器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工具,高度智能化的机器只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征服”与“报复”的对立及发展安全

随着启蒙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虽然经典作家们已看到自然的报复也随之越来越大,但是他们在思维至上性原则支配下仍然坚持生产力的提高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布莱曼极限)证明思维不是至上的;系统认识论指出认识是结构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结构与环境(宇宙暗物质)是支配地球和人类社会的看不见的手;蝴蝶效应同时证明了属人世界的脆弱性;协同学绝热消退原理更指出,系统中慢变量役使快变量,人类文明在地球生态史上发展越快,消亡也越快,人类文明面临发展和安全的悖论,需要回归抱瓮灌园的安全发展理念。     

“现实的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生态自觉”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自古以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对待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定位。近代以来,不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没有意识到人类的实践活动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在一起,他们的抽象自然观中人与自然都是独立开来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认识,从而导致了工业文明时代社会发展的"生态缺位"。马克思的自然观坚持"现实的自然"的基本立场,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本质,主张实践是中介,自然是前提,人与自然辩证互动,强调应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走出"抽象自然"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从"现实的自然"出发,理性地控制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共生"。同时,理性地反思传统的发展理念所带来的生态影响,重新审视旧工业文明时期唯经济利益至上发展观的片面性,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进行文明发展的价值重塑,才能从"生态缺位"走向"生态自觉",并通过构建环保型的生产体系、选择生态化的技术、建立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等"实践觉悟",切实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实现人类发展与保护自然的双赢。     

“意识”怎么变成“意识形态”——寻找消失的“观念”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对“意识”(Bewußtsein)的使用与观点,是从将其视为“需经理解与认识”的一种带有“哲学特定意涵”的对象,转变为将其作为“独立”的、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的概念加以阐释。“意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转变为“意识形态”前,它必须先具体化为“观念”,并以两种模式来演变。一种成了代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式”,即广义的、具有中立性质的意识形态;另一种则质变为带有负面意涵的意识形态,这系因人类的异化劳动、阶级建构等因素,使它在具体化为观念的过程中,产生了负面意涵。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霸权”与“均势” 的超越

［摘要］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霸权主义和均势体系在国际秩序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特别是霸权主义滋生的五大均势体系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深 重灾难。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霸权” 与“均势”的新型国际秩序观：汲取了历史上霸权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 深重灾难的经验教训,是一种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新型权力观;顺应 当今世界发展与变革潮流的客观要求,是一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 型利益观;深深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是一种和而不同、兼 容并蓄的新型文明观。     

宇宙进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及其发展

宇宙发展中,物质演化过程到了它的高级阶段——出现人类以后,发生了天、人及其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富有哲学意义和实践意义,对人类的认识和行为具有巨大深远的影响力,为历代哲学家所关注。在理论上,它是哲学基本问题在自然观上的具体表现,是自然观中核心问题;在实践上,它直接影响人类生产行为和社会行为,是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尤其在当代,它和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着,日益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天人关系,从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到马克思主义的天人对立统一观,是人类对天人关系认识的质的飞跃,它科学地解决     

“SARS”的生态伦理警示

通过对"SARS"病原体的研究资料分析,揭示了"SARS"病毒来源于人与动物的密切接触的相关行为;在吸纳深生态学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深刻论证了人类与生态系统中动物及环境的道德关系,并阐明了人与动物的道德身份、主体地位平等的本质差别;同时,提出人类应该从抗"SARS"的斗争中觉醒,在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的生态伦理观的指导下,建构一种新的道德行为模式.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环境与发展会议”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6月5日-1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环境问题为主题召开的政府间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人类环境行动计划》,筹建并随后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大会召开的这一天,即6月5日被联合国定为"世界环境日"。"人类环境会议"开启并初步奠定了全球环境治理的体系,从此,人类进入了全球性环境治理的新时代。由于会议在斯德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人类正义的新秩序——从“语境主义”化解马克思正义难题引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内在地要求公平正义。马克思是否追求正义,相关争论形成了"塔克—伍德命题"及其反对派。"塔克—伍德命题"存在着理论症结,尼尔森提出的语境主义是对其的破解。它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是兼容的,正义有法权正义与人类正义之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追求的是人类正义;马克思的人类意义上的正义、自由与平等内在一致,它们作为整体也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马克思将自由自觉的活动看作人类的类本质,"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人类整体利益,追求人类的尊严和幸福,是对被遮蔽的人类本质的复归。     

“败家女”的美丽救赎

传说,上帝缔造世间万物,赐予狗60年寿命,人15年寿命。人类惧怕死亡,大哭不止,狗心中不忍,主动提出跟人类交换寿命。人类大受感动,承诺永远与狗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生生世世,狗与人类遂成为朋友。狗始终对人类坚信不疑,人类却渐渐忘记了最初的承诺,慢慢的,狗开始流离失所。     

“失控”与“无为”:走向一种合伙人式的人机关系

人工智能的突破式进步印证了凯文·凯利有关未来机器“失控”式自主发展的预言,引发了人们对被机器奴役甚至毁灭的恐惧。文章借助解构主义、凯文·凯利提及的“无为”之治及其他学者所论述的人机合作、共同进化的设想,通过分析机器失控发展对传统二元人机观和主体概念的冲击,旨在指出在真实与虚拟界限消解、“人”的概念不断刷新的后人类时代,传统二元人机观已经过时,且将带来新的人机关系危机。人类需从视机器为客体及他者的思维转向多元动态的后现代主体观,从单一主体的中心式掌控转向共进、权力共享的合伙人式的人机关系,如此才有助于维护和谐的人机互动,而人类对机器失控式发展的恐惧最终也将迎刃而解。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物”与“历史”内涵的统一性与差异性解析

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物"与"历史"概念的解读,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本质,以及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过程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从其统一性与差异性的解析着手,剖析人类现实历史发展的进步性与现实性,可以让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展现出来。其中,对"物"的解析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物质生活的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其贯穿于"历史"中的客观规律客观法则。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涵义的分析,涵盖了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赋予和实现人类存在发展可能性的过程、精神生活依赖物质生活展开的过程、人类社会各层面各领域矛盾运动的过程,以及人类社会由低向高、由简单向复杂运动的过程。     

数字化与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时间、空间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信息化革命使人类活动的时空从传统的自然平台进入到数字化平台,使人类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和更大的活动空间,从而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     

重视对“广义政治”理论的研究

“广义政治”是我们对“政治”这一概念进行重新探索时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它与“狭义政治”相对称,意指所有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共同特征和最一般本质。其基本含义是:社会的政治主体及其历史惯例或法律规范的社会利益全局关系所支配的公共权力活动和过程。根据广义政治论,政治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政治生活如同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一样,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阶级政治是人类社会特定的政治生活形式。广义政治理论为理解整个人类社会政治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     

“非典”引发的伦理学思考

"非典"不仅引发了人类对SARS病毒的医学思考,而且引发了人类对自身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伦理学思考.面临重大疫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在更高层次获得统一;职业道德要求无疑应该高标准并成为必须的选择;国难当头,追求经济利益必须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的需要为重;自我保护要以不伤害别人为前提;环境道德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     

环境基本法的发展脉络——从“人类环境会议”到“环境与发展会议”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启动了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纪元,其重要影响之一是推动了世界各国环境基本法的产生和发展。回顾历史,各国环境基本法的发展出现了两次高峰期,一次在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一次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这两次会议之所以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是因为它们汇集了人类对于环境保护思想的大智慧,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环境保护新思想和新策略。历史进程表明环境基本法的产生和发展需要重大理论支撑,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和公共性,要求使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国际环境法对国内环境法具有深刻的影响,尽管中国环境基本法落后于世界,但是从环境基本法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环境基本法实现飞跃的时机还在,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把握好机会。     

中国“乌托邦神话”的地理特征

中国"乌托邦神话"是人类对极端理想化生存状态的一种幻想,是"原始乐园神话"概念的延伸.中国"乌托邦神话"有其鲜明的地理特征其一,高山与大海(海中之洲或岛)这种封闭性地理环境是乌托邦神话诞生的地理背景;其二,农业社会中对财富与气候的现实期盼最早根源于乌托邦神话;其三,通过天地之间相互交通的地理幻想,人类最终完成了对自身行为能力的极限超越.     

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方法论辨析

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是我们对一切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有三重规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人类直接追求的目标和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和平与发展”是在一定限度内存在着的事实;“和平与发展”是一个特定的实现过程。这三重规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正确、全面地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三重规定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澄清目前学术界在有关时代问题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模糊的或不准确的认识,科学认识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社会发展战略,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时代中发展的特点。     

《论语》的“和谐”意识

孔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明确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是人类和平共存的最基本的原则和保障.本文主要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浅析了<论语>中的和谐、和平意识.     

“慢城运动”:人类生活的升华与回归——现代社会发展“快”与“慢”的辩证法

自近代开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对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改变,同时也是最深刻的影响,即生活节奏的加快,这背离了发展应有的"以人为本"之价值取向,而使发展本身成为目标;肇始于20世纪末期的"慢城运动",为了重塑和回归"以人为目的"的发展价值观,对现代社会发展"快"与"慢"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新的实践探索。"慢城运动"的本质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在这一宗旨之下,其赋予"城"之内涵一种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