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信任变迁与美韩联盟转型

联盟信任与联盟困境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双边不对称联盟中,联盟困境的"抛弃"与"牵连"对联盟信任的作用更为强烈,进而成为推动联盟转型的重要变量。在美韩联盟发展过程中,其联盟信任不断变迁。联盟初期,由战火锤炼铸就的美韩双向情绪性信任,中经"尼克松冲击"转变为情绪性—工具性信任,后冷战时代历经双方的战略调整与实力变迁影响,转为双向工具性信任。受联盟信任变迁的影响,美韩联盟也实现了由军事联盟向战略性联盟的转变,这是联盟信任下降与共有利益拓展的共同结果。     

北约再转型悖论及中国与北约关系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美国公开将中国视为战略敌手,北约开始寻求利用中国这一新的话题来增强其合法性。北约在伦敦首脑峰会中首次将中国议题纳入议程,凸显了其对中国崛起的关注,中国与北约关系的走向备受瞩目。北约自冷战结束后一直寻求通过转型应对生存危机,应对中国崛起能否成为其再转型过程中解决合法性危机的新选择。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双重回归,中国崛起的"威胁感知"的确使北约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并思考再转型之路,但是北约的再转型却面临三大悖论,涉及北约扩大的悖论(即不扩大,合法性不足;扩大,合法性受损),欧洲追求战略自主与美国保持战略优势的悖论,以及北约核心任务的全球扩张与聚焦成员安全的悖论。在面临再转型悖论的情况下,北约很可能将中国当成特定领域的竞争对手,而非整体上的敌人。中国要灵活主动地处理与北约的关系,在合作中趋利避害,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安全威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集体安全与军事联盟的逻辑。     

东南亚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正>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东南亚地区具有非常重要和独特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东南亚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更为关键的是,在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东南亚就如同冷战时期的"中间地带"——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被美国视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主要场所。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意识形态领域,东南亚地区都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了最大的挥洒空间,而维护美国在东南亚的主导(领导)地位,则构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     

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进展、实质与战略影响

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重大举措。该组织主要聚焦于军事技术合作，试图为澳大利亚分享核技术并部署核潜艇舰队，同时深化三国军事技术合作。一年来，AUKUS不仅积极落实预定目标，而且扩大了军事技术合作，并完善了组织架构、人事安排、军官培训等方面的合作。然而，从成立的动机和战略环境看，AUKUS的根本目的在于遏制中国，其实质是一个潜在的对华军事联盟。不同于传统军事联盟，AUKUS又具有安全合作的伙伴性、文化身份的同质性、合作内容的技术性和聚焦海洋的地缘性四大新特点。作为21世纪在印太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新型军事联盟，AUKUS势必将加剧全球“新冷战”、诱发国际军事危机并恶化全球科技生态。对此，中国可以从政治、军事以及科技三个维度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该联盟带来的负面影响。     

戴高乐的挑战:美欧结构性矛盾的最初表现

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环境和美欧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背景下,戴高乐对冷战两极结构和美国霸权地位发起挑战,力图重塑法国世界大国地位。戴高乐改革北约、建设"欧洲化"欧洲的设想与肯尼迪的"宏伟计划"产生严重冲突,1966年3月戴高乐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的决定标志着大西洋纷争的顶点。然而,约翰逊政府的灵活应对不仅使危机得以化解,美国领导地位还得以加强。戴高乐对大西洋联盟的挑战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虽然他的目标未能实现,但他维护了法国的独立和尊严,对大西洋联盟的革新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提供了一种跳出两大联盟对抗的独特的战略构想。     

关于亚太地区国际环境和安全的思考

1991年底苏联完全解体,原来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立而形成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式宣告瓦解,冷战时代也随之结束,世界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苏联解体后,美国虽然保住了其超级大国的整体优势,但是国力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增强,经济活力也在下降。同时,原来在苏联强大军事压力下,靠荚国军事保护维系的西方国家间的凝聚力,即联盟关系,由于失去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正自然地松弛下来,西方阵营中离心倾向在增强,美国的     

近年日本军事转型探析

冷战结束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为适应国际战略格局和安全环境的新变化,日本对其安全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专守防卫"战略的内涵不断扩展,自卫队军事实力全面提升,以编制体制调整为核心的军事改革有条不紊地推进,日美同盟实现根本性转型,国内的核武装言论甚嚣尘上.为实现"正常国家"、"正常军队"的梦想,日本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又一次重大转型之中.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及其面临的困境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对国家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在理念上,实现了由"一国和平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的嬗变;在体制机制上,逐步强化首相官邸的决策权,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为推动国家战略转型做铺垫;在行动层面上,日本的防务空间逐步显现"本土区域—周边有事—俯瞰全球"的自本土向全球辐射的态势。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承袭了既往的改革成果,集中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践行协同并进的大国化战略,并在推动国家战略转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从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来看,日本依然面临着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纠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及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等困境。     

领导力、均势与日本联盟战略的新选择

随着21世纪以来"本战略文化加速朝现实主义方向转型,其联盟战略的选择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着力改变自战败以来一直坚持的依附美国的单一化联盟结构,转向打造以地区大国和结点国家为合作伙伴的多元化联盟。这并不能在"美同盟的框架内做出充分的解释,体现出的不是"本传统“与强者为伍”的联盟战略理念,而是贯彻着领导力和均势的内在逻辑。以领导力和均势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既解释了 "本双边安全合作“联盟化”构建的一般取向,又解释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性。"本基本构建起了以"美同盟为第一层,以"印、"澳战略联盟为第二层,以日越、"菲志愿者联盟为第三层,以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为第四层的多层安全保障体系。     

新国家安全战略下的美国全球军力调整

"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反恐和防扩散上升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位,而防止新兴大国的挑战不再处于优先地位.依据美国面临的新安全威胁和新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军事变革,涉及军事理论、作战模式以及军事部署.     

新国家安全战略下的美国全球军力调整

"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反恐和防扩散上升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位,而防止新兴大国的挑战不再处于优先地位。依据美国面临的新安全威胁和新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军事变革,涉及军事理论、作战模式以及军事部署。     

从"大规模报复"到"星球大战"--论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

核战略是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对核威慑的运用,是在国家政策与战略理论基础上,受政治、军事、财政、心理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国家战略。核战略是核国家逐渐成熟的标志,也是其不可忽视的国家军事指南。核战略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经历了大规模报复、灵活反应、现实威慑和星球大战四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核战略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与背景中,适应了美国国家政策与政治战略的需要,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既定目标与方针,通过理论认证,内部辩论从而成为美国国家战略、走向国际舞台的。核战略在实施过程中所暴露的弊病和弱点被修正,直至其自身已无法调整,为新的核战略所替代。     

美国的印度洋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印度洋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应对苏联,冷战后美国成为印度洋的主导力量,开始在印度洋地区进行军事前沿部署。近年来,随着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高,美国提出了“印度-太平洋”概念,并强化其在印度洋的战略利益：保持主导地位、保护海上交通线安全、控制战略要冲等。美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的驱使下,通过军事部署和制度安排在印度洋取得霸权地位,但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印度洋霸权是“弱势”霸权。     

英美海洋联盟:历史与理论分析

英美海洋联盟的发展历程体现出世界海上霸权由英国转向美国的历史潮流,同时也彰显出英美各自的海洋战略取向。英美海洋联盟具有坚实的战略基础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推动英国借助美国力量捍卫海洋大国地位,促使美国通过扩展海洋联盟体系强化海上霸权,并深刻影响了世界海权格局的变迁。     

中国周边安全新形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处于首要位置。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形势变化对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影响。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美战略竞争迅速加剧,不少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出现显著调整,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一系列变化。一方面,美国"印太战略"主导下的联盟体系正朝着协调牵制中国的趋势发展,周边中等强国之间也逐步构建了以联合制华为目标的防务后勤支持体系;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正在被削弱,寻求同中国经济相"脱钩"和深度"挂钩"的趋势并行发展。未来,中国需要面对更加复杂而严峻的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精准判断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影响,准确把握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在此基础上调整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才能妥善应对不同的战略问题及挑战。     

“五眼联盟”转型：内容、原因与影响

"五眼联盟"历经多年发展,目前正在由以情报合作为主的"议题联盟"向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大国竞争的"多边联盟"转型。"五眼联盟"的转型显著体现为联盟职能调整、联盟内容拓展和联盟机制强化,其原因在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大国竞争加剧及其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与优势。未来,该联盟有望继续强化,不乏扩员的可能性,且其合作机制会进一步增强。"五眼联盟"的转型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也导致大国竞争加剧和国际安全环境更趋复杂。不过其转型也不乏困难和不确定性,主要是情报共享与保密之间的张力、成员国内部利益分化、政府与民众之间对于情报监控的"民主赤字"。面对"五眼联盟"的转型及其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做好防范和反制的准备,避免"五眼联盟"不断强化成高度一致的制衡中国的联盟。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澳同盟转型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美澳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美国实施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澳同盟的转型进程加快。从同盟针对的目标来看,美澳同盟将围绕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进行全面转型;从同盟内部关系来看,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的引导和塑造能力明显增强;从同盟性质来看,美澳同盟将从防御性同盟转型为进攻性同盟,进攻能力和威慑能力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从同盟合作范围来看,美澳同盟的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美澳同盟转型是美国调动盟友资源、推进“印太战略”部署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措施,同时也适应了澳大利亚缓解战略焦虑和制衡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这不仅使得两国在战略上深度捆绑,增强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量优势,也使得澳大利亚处理对华关系难度加大,并冲击地区和平与合作的进程。     

论“不对称”军事制衡

"不对称"制衡是针对他国的弱点来发展与对手不同的技术或战略,从而抗衡他国权力的扩张或缩小双方的实力差距。技术能力和军事战略文化是决定一国能否采取"不对称"军事制衡的重要原因。冷战后,中美两国形成了动态"不对称"的海洋军事制衡。中国旨在通过发展导弹、潜艇、陆基航空兵以应对美国海上力量过于依赖航母等大型战略投送平台、前沿基地和C4ISR系统等弱点,而美国则试图在太空和空中作战两方面形成"不对称"的技术优势。动态"不对称"海洋军事制衡是中美两国军事战略互动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东亚和平与安全有着重大影响。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战略联盟绩效的影响机制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战略联盟决策,一方面要考虑其所处跨国公司战略网络的约束,另一方面必须与在华子公司的战略角色相协同.因此,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战略联盟的绩效,将受到子公司在全球网络中的嵌入程度以及联盟伙伴的联盟认知和联盟能力的影响.在华子公司在跨国公司全球网络内部的嵌入程度越高,其联盟绩效受到其战略角色的影响也会越大;稳固的联盟认知包括联盟伙伴的目标认知、风险认知和资源优势等为联盟绩效的提高奠定坚实基础;而包括合作能力、关系能力、组织能力及学习能力等方面的联盟能力是提高联盟运作效率,帮助联盟企业实现比其他中间组织形式更多的合作收益,最大化战略联盟绩效的保障.     

论后冷战时代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由于安全、经济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开始缓慢而坚定地释放其海权潜力,并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其战略目标。作为中国周边四大海域中面积最为辽阔的南海是中国发展海权的重点区域。区域外大国美国出于霸权护持、地缘战略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考虑,在南海问题上加强了对中国发展海权的制约。鉴于南海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且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其资源、航运价值以及军事价值对中国的发展不可或缺,中国必须对此进行反制。中美南海海权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霸权国进行控制与新兴大国进行反制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