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政策工具的机制检验、政府行为差异下的异质性特征

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探究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正向推动作用是通过政府补贴、信贷倾斜、税收优惠(以上称为“资源补贴”工具)及行业准入制度等四种政策工具实现的。第二,“资源补贴”是通过提升R&D投入这一中介机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而行业准入制度是通过推动行业内部形成竞争市场结构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三,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面临政治考核压力而追求短期利益时,产业政策的“资源补贴”工具失效,但行业进入制度依然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此外,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大。建议把握好政府介入市场的方式,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和加快地区市场化改革,使其与构建功能型产业政策相匹配,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     

区块链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了吗？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不断积聚,成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挑战。数字经济时代,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化存量、控增量”已成为隐性债务治理中极具战略意义的论题。基于区块链视角,以2015—2020年我国30个省份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显著抑制了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扩张。区块链技术主要通过提升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能力,抑制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扩张。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内陆地区及数字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容易发挥后发优势,区块链技术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扩张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鉴于区块链在促进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提升债务治理能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应当充分借助科技赋能,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论我国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的诺斯悖论

我国的企业并购是政府主导型,政府行为的诺斯悖论在其中有多种体现。其形成原因包括有政府行为目标多元化、地方政府独立经济利益的形成和制度环境的影响等。要化解诺斯悖论,可从几方面入手:进行国有资产管理政策改革,推进企业并购市场化;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地区协调;改革财税政策。     

各尽其责 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防范应该是一个 “系统工程”， 只有政府、银行、企业和居民个人各尽其责， 协同配合， 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四者的主要职责是政府在于金融监管， 银行在于内部管理与控制， 企业在于理性的投资决策， 居民个人在于金融意识和金融风险意识的提高     

加强粮食购销贷款管理的对策

作者根据我国粮食企业收购粮食过去由政府定价收购 ,银行供应资金 ,财政给予补贴 ,结合当前粮企改革 ,粮食企业实行市场化自主经营 ,研究金融如何加强粮食购销贷款管理提出对策。对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均有指导作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市场稳定性研究——基于大宗商品金融化视角

近年来"大宗商品金融化"现象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市场稳定性面临诸多挑战,探究商品金融化视角下的金融市场风险防范对维持经济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系统梳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大宗商品金融化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机理,同时基于改进的商品期货定价模型,从金融化视角详细剖析金融市场稳定性受商品价格、供给和需求冲击的边际效应,比较其在长短期和市场波动环境方面的异质性特征。其次,利用2000—2020年一季度美国金融市场和2010—2019四季度中国金融市场样本,分别构建金融化指标和金融市场稳定性指标,通过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考察金融市场稳定性、商品价格以及金融化程度之间的结构化关系。最后考虑市场波动差异,特别是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这类不确定性"黑天鹅"事件的冲击,实证检验商品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中美两国商品指数市场中,金融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短期冲击影响程度最大,各个市场受冲击后的1至2年内价格水平均能恢复均衡状态;金融市场稳定性受大宗商品金融化影响显著,特别是在商品指数市场;相较于大宗商品供给、需求和价格,金融市场稳定性在短期内由大宗商品金融化程度主导;商品金融化程度在短期内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负面影响较长期更显著,影响程度也更深;从长期看,金融市场稳定性由大宗商品价格主导,而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影响则较弱;进一步通过门限模型证实,相对于金融市场低波动环境,在高波动环境中大宗商品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短期影响力更强。据此,对尚处发展阶段的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持仓报告制度体系,强化对金融交易者持仓识别与金融化程度监测;第二,分市场环境监管机构投资者持仓,避免"一刀切"持仓限制,因人施策差异化管理市场金融投机行为;第三,建立金融市场联动应急响应机制,提高金融市场风险识别效率,防范金融风险跨市场蔓延,合理应对大宗商品金融化现象,维护金融市场长期稳定。     

评析"安然"的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

文章剖析了安然公司的金融创新活动和金融风险及安然的资本结构和金融风险,企业短期的繁荣可以通过许多方式获得,但企业持续增长的力量却只能从长期以来传承的价值公理中获得;要规范企业运用金融创新工具并使其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服务,建立更为完善的金融风险防范和风险监督机制,完善市场、法律以及政府的监管制度.     

政府行为、金融环境与区域创业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创业活动类型和创业环境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差异，经济体系中呈现"强政府、弱市场"的资源配置格局，金融市场化尚不完善。研究中国的区域创业差距问题必须基于中国目前转型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背景。文章旨在解决以下两个问题：政府行为和金融约束对中国区域创业差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转型背景下政府行为和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是否会对中国区域创业产生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影响?文章在研究框架上对流行的创业折衷框架进行修正，创新性地引入政府的行政规范程度、非税负担变量和宏观流动性约束变量，建立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行为和金融约束对中国区域创业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管制程度的提高，无论对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都将产生抑制作用；信贷环境方面，在目前金融市场化尚不完善的背景下，银行信贷资金在中国整个企业融资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信贷约束的放松和信贷可获得性的增强对中国的机会型创业行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区域金融风险传导效应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易通过存贷款渠道、担保渠道、政府救助等渠道相互传导,从而将金融危机与财政危机联系起来。基于山东省2012—2018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SVAR模型,度量山东省政府债务风险指数和金融风险指数,分析二者的关系。结果显示:金融风险引发政府债务风险的滞后期为5个季度,平稳期为15个季度;政府债务风险引发金融风险的滞后期为1个季度,平稳期为20个季度。由此建议,通过加强投融资的管理、整顿地方融资平台、理清并化解债务存量、制定合理的财政预算、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等防范财政风险金融化;通过建立财政准备金制度、采用安全稳健的经营策略、加强对影子银行监管、规范银企关系等防范金融风险财政化。     

碳排放信息披露会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基于我国防范化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信息披露提升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代理成本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以及企业所处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主要提高了长期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表现为“投机获利”动机。异质性分析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在非高碳排放行业、自愿形式披露以及管理层短视行为较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当完善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薪酬激励机制,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相关的法治化建设,引导企业管理层坚定绿色发展信念,立足长远,聚焦主业经营。     

财务柔性能促进企业金融化吗？ ——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引入融资约束实证检验其是否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且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业竞争与不同地区条件下不同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企业中呈现显著差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财务柔性更能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其促进效果尤为显著；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细分财务柔性后发现，在高竞争行业中，融资约束对负债柔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现金柔性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而负债柔性对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企业应提高财务柔性意识，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政府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帮扶力度，拓宽其融资渠道，缓解其融资压力。     

贸易政策不确定能否倒逼出口企业创新

利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显著倒逼我国出口企业创新。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对我国高市场化程度地区、非国有及劳动资源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更为强烈。进一步从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及政府补贴效应三个渠道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劳动力成本和政府补贴强化了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的创新作用,而融资约束阻碍了这种影响。     

政府补贴具有社会溢出效应吗？——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证据

政府补贴企业的初衷在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等经济目的,较少有学者关注政府补贴社会效应的发挥。根据政治成本理论,企业接受政府补贴后,可能面临政治成本上升的压力,从而可能做出更多回报社会的善意举措。本文以社会责任为切入点,利用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政府补贴对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相较于税收优惠类政府补贴,直接补贴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结果在改变社会责任度量方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同样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成本等社会压力在政府补贴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政治关联越强、媒体关注度越高、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政府补贴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更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已有研究对政府补贴社会效益方面的理论,也更加深化了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内在机理认知。     

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研发的传导效应研究

各级政府投入千亿资金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的消费补贴,培育了消费市场,但是否促进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技术进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2010～2020年间A股上市的汽车供应链238家企业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整车上游零部件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传导和激励效应。研究发现,设定技术门槛的消费补贴能够推动新能源供应链的技术创新行为,专利增长率和研发投入未跟随技术创新难度增大而呈现规律性波动,消费补贴促进了上游供应链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产出,在补贴退坡之后,企业的研发强度依然能够保持。研究表明,为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府需要继续重视新兴产业的消费补贴,利用资金传导传递市场预期的积极信息,激励企业技术研发行为; 当产业发展趋向稳定,政府的消费补贴可以逐渐退坡,通过非货币补贴政策、加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继续传递政策支持信号,激励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异质性对高新技术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货币政策作为调整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仅会对国民经济起到整体调节作用,也会影响企业做出的投资决策。本研究以国家重点关注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与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负相关,这种负相关关系还随着分位点的增大而增大;同时,相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化影响更大。按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行分组研究发现：无论是数量型货币政策,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均对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产生更大的影响。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影响中国制造业创新研究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微观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鲜有学者探究它们对整个行业创新水平的总体作用效果。基于中国制造业所处的“大而不强”和粗放发展窘境,文章将国家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从中观层面检验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文章首先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进入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创新数量,但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部门的创新路径存在差异,机构投资对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促进效果明显低于低技术部门;政府补贴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抑制了制造业创新。基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检验结果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为进一步分析机构投资通过何种路径去影响制造业创新,文章以研发费用和创新效率为中介变量,通过逐步法检验表明,机构投资可以引致研发费用的增加,并提高制造业创新效率,而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产业的集聚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最后文章将产业多样性集聚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进行研究,考虑其在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发挥作用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多样性集聚会抑制机构投资的正向效果,增强政府补贴的负向效果。文章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国家专利数据库、清科机构投资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多个微观和中观数据库进行匹配汇总,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还考虑了区域企业间相互作用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效果。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文章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创造良好的机构投资环境,引导机构与制造业企业合作,推动创新;加大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力度,引导高校、研究机构等研究成果的落地应用,促进实质性、高水平创新;制定更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减少寻租行为;充分考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将多样化的集聚转化为市场的发展优势,培育产业链集群协调创新。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基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逐项回归法,研究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信息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且将资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为此,信息技术企业应完善自身资本结构,合理举债,提高盈利能力,为研发活动预留充裕资金;政府应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补贴,在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支持。     

银行长期贷款促进了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吗

企业性质、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外部市场竞争度存在差异的情形下,银行长期贷款对企业投资效率有不小影响。研究发现：银行长期贷款的存在弱化了负债对企业投资的刚性约束效应,且在国有企业中,这种弱化效应更加明显,从而使得国有企业拥有更高的投资水平;银行长期贷款的存在弱化了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的刚性约束效应,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在政府干预程度强的地区,银行长期贷款不能形成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有效约束,使得企业更容易出现非效率投资;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增强了银行长期贷款对过度投资的刚性约束作用,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     

我国大飞机产业补贴的策略

从经济学视角并借鉴数理经济学方法，在分析政府补贴的经济学意义以及政府补贴与大飞机产业创新关系的基础上，以提高政府补贴效率为目标，对大飞机企业技术创新补贴的方式、强度和补贴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设计进行探讨，并提出调整和完善我国大飞机产业补贴政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