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看待现代管理中的"古典热"现象

依据泰罗、法约尔和韦伯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总结出各自管理理论的精神实质。根据现代管理环境对管理的要求 ,分析评价了这些精神实质对现代管理的重要作用及意义。指出“回到泰罗去”,“重新认识法约尔”,“韦伯热”等“古典热”现象的本质是将泰罗、法约尔和韦伯管理理论的精神实质扬弃地应用于现代管理中     

从"共治"到"善治"--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探析

中国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加入WTO后将发生进一步的变革。面对WTO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全方位的挑战,市场、政府、社会任何一方的“单兵作战”都将难以应付。政府与社会“强强联合”,实现从“共治”到“善治”,将是应对共同挑战的客观抉择。政府在达成“善治”目标的进程中要完成两件任务一是培育社会的自治能力,二是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题型转换":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尝试"及意义

在中国诗坛相对萧条的前“五四”时期,出现了一种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的前“五四”白话诗“尝试”。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出现,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     

公众参与方式与社会转型中的“逆转型”现象——以Y市政府搬迁中的公众参与为例

以Y市政府搬迁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动员式公众参与”的方法推动完成了迁市过程，也引发“社会逆转型”危机。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经历的转型过程相反，Y市的社会转型呈现出了一种“逆转”的现象，即从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社会形态向以农业生产加工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转变。Y市案例提示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需要实现彻底的转型，即从政治动员式公众参与向权利性公众参与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完成不仅需要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更需要将社会政策、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带人公共领域，实现社会学知识范式的转换。     

城市文明、城市功能与城市精神

城市正日益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生存与发展空间,21世纪的城市化应该更关注城市文明的扩散和辐射效应。城市精神的提出标志着城市文明进入“后建设”时期,城市功能建设将是连接城市建设和城市精神的中介,以“生活”为中心的“三生(生产、生活、生态)”是现代城市的基本功能。城市文明的提升是一个渐进过程,城市精神的核心是现代的市(公)民意识,“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城市精神的基干。     

和平解放西藏与"一国两制"的政策

根据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指示 ,邓小平拟定了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的“解放西藏公约十章”。中央政府以此为蓝本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总的原则是 :西藏和平解放 ,中央统一管理国防与外交 ;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不变。这一政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条件。但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于 195 9年发动叛乱 ,“一国两制”政策被迫中止实施。     

"尚雅"与"崇礼"精神

中国美学尚“雅” ,以“雅”为人格修养和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雅”之境是人与自身心、性的构成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相互对待、相互造就中的构成。“雅”的开端 ,是“作人” ,就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言 ,“雅”与“俗”的区别首先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精英审美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之间的疏离与对抗 ;从人生美学来看 ,中国古代“尚雅”审美意识的确立 ,与中国文化中的“崇礼”意识分不开。雅俗之争 ,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中 ,对如何确立人的地位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人的自我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地方合作主义"中的权力"越位" --对转型期地方"红顶商人"现象的反思

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是转型期中国所存在的“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是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强的背景下出现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驱使下容易成为利益主体;同时,地方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对地方市场、企业拥有一定的干预权力,“红顶商人”是一种“地方合作主义”的产物,这往往会带来地方政府非法的权力“越位”。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和“城市病”及其治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且相互影响。农业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相对贫困和部分群体绝对贫困;“空心村”的普遍存在是现阶段“农村病”的主要表现。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承载力薄弱、“城中村”环境和治安问题等为表征的“城市病”集中爆发,并向二、三线城镇蔓延。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东中西各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与方式有悖于健康城镇化要求等等,这是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化解城乡间与城市内部的双重二元矛盾;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治理“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基本思路。     

论毛泽东、邓小平的"四化"观

实现“四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毛泽东一再坚持的理想,也是邓小平坚定不移并倾尽心血、不断实践的信念。毛泽东认为“四化”应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经济和文化,但最终没有坚持下去。事实上,毛泽东把苏联作为我国的“四化”标准参照对象,并认为实现“四化”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需要。邓小平继承并丰富了毛泽东界定的“四化”内涵,转换了中国“四化”标准参照对象,对“四化”重要性的感受更迫切、更深刻。     

后建设时期城市管理的现代化：香港的经验和启示

我国城市发展进入了后建设时期。面对新的环境,政府必须主动求变,更新理念,转变职能,将工作重心从建设转向管理,实现城市管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充分发挥现代化城市硬件设施的效用,满足居民日益丰富和发展的需求;通过管理的现代化实现有效率有效力的政府治理,推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城市管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香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其百余年城市管理中的制度建设和积累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作为公共产品的城市管理--以无锡市为个案

城市管理是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城市政府为城市社会提供的最主要的公共产品之一。传统理念和体制下,城市管理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效率十分低下,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形势。在现代公共管理及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框架内考察城市管理,不失为一种新的视角,是探索城市政府职能转变、城市管理体制创新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改善城市政府治理能力,整体推进城市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国政务微博发展对策研究--基于2014年的数据分析

2014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发展的节点。总体而论,其规模、格局、政府参与度和信息传播效果等,皆超越往年,基本实现“软着陆”,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石。但是,治理理念相对滞后,区域、部门及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官民“互粉率”偏低等问题依旧存在。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政务微博的发展对策：一要提升认知水平,基于“国家公民”双本位的互联网政治新格局,明确主客体关系,重建治理结构;二要“去科层化”,超越传统治理模式,彰显网络技术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的功能意义;三要整合政治资源,增进专家治理的力度;四要妥善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优化治理生态,大力培育社会治理新元素;五要加紧升级农村硬件系统,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差距,力求均等化治理;六要根治现代公民的政治冷漠病,积极建构“政府公民”的互动互信关系。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行政发展的历史脉络

行政是人类的一项社会治理活动,有悠久的历史。在整个农业社会,人类的行政管理属于统治行政的范畴,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社会秩序的获得上。近代以来,管理行政逐渐成长起来。在政治学的视角上,近代以来的政府被设定为有限政府;在管理学的视角上,政府的行政则属于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的政府职能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变革。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合作治理出现,政府职能也表现为引导型职能。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     

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的理解框架重构:一种价值形态演化视角

大数据时代,政府开放数据被认为蕴藏着巨大的潜在价值,而要全面有效地开发利用其潜在价值,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是一个必要条件。不过,到底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以及怎样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在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对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是什么、价值生成机制及其实现过程如何、价值生态系统怎样以及价值形态有哪些等基础性问题进行省思的基础上,通过诠释价值形态演化视角,尝试构建一种包含资源形态、资产形态、知识形态和智慧形态演化阶段/层次的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理解框架。在这种理解框架中,政府开放数据的潜在价值通过从资源、资产到知识再到智慧的演化以及社会化建构将得到充分挖掘和实现,并最终与智慧社会建设深度融合在一起。通过基于价值形态演化的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理解框架可以发现,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耦合系统。推动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需要坚持前瞻性、整体性、发展性思维,完善政府开放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健全政府开放数据制度规范体系、改进政府开放数据价值转化体系、优化政府开放数据价值生态体系、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人文价值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有效地开发利用政府开放数据潜在价值。     

城乡比较视角下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网格化管理日益被视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模式而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实践。从城乡比较的视角看,作为一种最初孕生于城市社会的治理模式,网格化管理与城市社会的高密度空间格局、高频次治理事务的特质相适配。而乡村社会的分散化空间格局、低频次的治理事务,以及乡村基层政府相对灵活高效的部门协同机制,决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与乡村社会基础之间的适配错位。网格化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诱发大量简单事务和治理对象的私人性事务涌入正式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主体的避责式消极应对,整个基层治理体系也由此偏离了简约高效的基本定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构建与乡村社会相适配的治理体系,网格化管理在乡村社会的推广应用需要更加审慎。     

管治理念及中国大都市区管理模式的重构

管治 (Governance)作为一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权利平衡再分配的制度性理念 ,已经愈来愈成为全球性的共同课题 ,并迅速渗透到城市与区域规划、管理的具体行动中。探究管治概念的由来与本质 ,客观评价其局限性 ,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以管治的理念探讨中国大都市地区管理模式的重构 ,对我国相应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代企业制度到现代学校制度 ——对椒江"现代学校制度"实践的理性思考

中国教育学会椒江教育改革试验区在"教育股份制"①办学基础上提出的"现代学校制度"及其实践,对现行政府、学校、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传统结构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借鉴现代企业制度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把椒江推行的"现代学校制度"界定为:以学校法人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为基础,以学校依法自主经营为核心,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政府专注于制度建设和公平保障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