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埃斯库罗斯《奥瑞斯特斯》三部曲的悲剧性

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特斯》三部曲是在人神有别的英雄时代展开的悲剧,三部曲的核心情节《阿伽门农》中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杀夫和《奠酒人》中的奥瑞斯特斯弑母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而这种不同在《报仇神》才得以呈现出来.悲剧虽以和解结尾,但却揭示了人的生存处境的悲剧性.     

《诗经》原型兴象诗之一:图腾兴象诗

《诗经》兴象诗是上古文化的诗歌形式。上古以泛自然为神。自然神主宰生死祸福,与上古人有各种神秘关系,成为上古人的图腾。在祭祀仪式以及日常生活中,以诗歌呼祷图腾以求福佑,成为社会风习。《诗经》图腾兴象诗有三类:祖灵图腾兴象诗、自然神图腾兴象诗、天帝图腾兴象诗。     

《芙蓉女儿诔》中“人神相恋”的悲剧意蕴

《红楼梦》中《芙蓉女儿诔》一文继承了楚辞《二湘》人神恋爱模式的祭歌传统,实现了由凡人相恋向人神之恋的转化,其人神相恋悲剧所表现的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悲剧,无论从模式结构还是从意蕴内涵上看,诔文都是对楚辞的拓展和超越。     

周礼与《诗经》婚恋悲剧——《诗经》婚恋悲剧探源

探讨《诗经》婚恋悲剧产生的根源,固然不能忽视周礼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诗经》时代的周礼与后世封建专制时期吃人的礼教至少有三点不同：一、周礼不下庶人,它的作用范围十分有限;二、周礼重自律、不重强制,它的实际制约力是有限的;三、周礼在西周末年开始走向废弛,其实际有效性也是有限的。因此,不能因袭“礼教吃人”的思维程式把《诗经》婚恋悲剧的根源简单地归之于礼教,除了礼教的因素之外,更多的追求专一的婚恋悲剧应当从这一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过渡形态的婚姻形式以及男权文化的集体无意识诸方面去探讨其产生的根源     

从“舞乐”到“歌乐” ——论《诗经》颂诗的演变

《诗经》中有三组颂诗,曰《周颂》《商颂》《鲁颂》。三《颂》虽同为庙堂祭祀之乐,而辞风却异,简言之,《周颂》简略古拙,《商颂》《鲁颂》词繁夸侈。造成三《颂》辞风差别的原因在于祭祀中的主导表意方式的变化,即《周颂》承袭了远古祭祀方式,以舞娱神,是谓"舞乐";而商、鲁二《颂》受礼乐文化较深,借歌表意,是谓"歌乐";以舞娱神,则歌诗非其所重,其辞必简;借歌表意,需长歌方能尽其情,其词必繁。从《周颂》到《商颂》《鲁颂》,体现了《诗经》颂诗的演变。     

受苦与正义:《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神义论问题

神义论是古希腊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文章探讨了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名著《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神义论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具体含义,同时指出,这一探讨可以为深入理解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对诗或悲剧的著名批评做必要的准备。     

“人神恋爱”模式的继承和发展：从《九歌》到《洛神赋》

人神恋爱主题在《九歌》中表现为单向的情感，造就出浓郁的悲剧氛围。汉魏以来，这类文学主题更受到推崇，其中曹植的《洛神赋》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吸收并继承了先秦以来人神恋歌这一文学传统，并结合创作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提炼升华出集“美与爱”、“神性与人性”于一身的审美形象，使这一文学母题得以丰富、完善和发展。     

《诗经》至《楚辞》山水审美意识之演进

通过对《诗经》、《楚辞》中所表现出来的山水审美意识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 ,可以发现 :《诗经》多以山水景物作比兴之背景材料 ,景真实而语简朴 ;《楚辞》比兴的背景材料更为丰富 ,景多虚而词尚丽。《诗经》多以“水”象征绵绵愁绪和渲染情绪与气氛 ,情景交融者较少 ;《楚辞》山水景物描写多呈感伤性色彩 ,且每每以自然山水历程之艰险象征人世道路之艰难 ,情景交融者甚多。《诗经》山水审美意识经历了一个由敬畏山水自然之神到以山水为比兴材料及愉悦对象的变化过程 ;《楚辞》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对山水等自然神的亲和感和热爱感。较之《诗经》 ,《楚辞》的山水审美意识更强了 ,山水审美的自觉性更高了 ,诗歌艺术境界更宽了 ,为迎接山水诗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较为丰富而宝贵的创作经验     

“浪漫主义出路”的终结──从《伤逝》中引出的几个问题

《伤逝》中的爱情悲剧蕴含着两个基本问题，即自由与意志的体论问题和爱的悖论问题。前者表现在自由的爱与爱中的自由意志的冲突，后者表现在让情侣充当神的企图和情侣担当不起神的重量之间的矛盾。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宣告了“浪漫主义出路”的终结。     

海明威小说的悲剧精神探索

悲剧精神是人面对生活的不幸、苦难与毁灭时,悲剧主体所表现出的抗争与超越精神。从《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到《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再到《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中的乔丹和桑提亚哥,这些悲剧主体所张扬的悲剧精神经历了从对悲剧的勇敢而自尊地忍受,到对悲剧的自觉规避,再到与悲剧积极抗争三个发展阶段。这种进步是海明威对人生不断感悟的结果,也是他艺术和思想上不断成熟的标志。     

《诗经》中的爱国精神

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结合,因而反映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思潮也往往有规律可寻。公元前五世纪前后,是世界爱国思潮大高涨的时期,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希腊悲剧兴盛于民主制战胜独裁和希腊人战胜波斯侵略的时代。它的基本主题是写古代的民主斗争,悲剧中贯穿了反对独裁、侵略和压迫的精神,歌颂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的英雄行为和爱国思想。”(杨周翰等编《欧洲文学史》第32页)这一时代精神,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同样地得到充分的反映。然而,过去对《诗经》的研究,大多注意讽刺     

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宗教性——理雅各对《诗》《书》宗教意义的认识

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系统翻译和研究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对于包含中国宗教思想和习俗的《诗经》、《尚书》尤其重视.基督教的立场和长期的传教经历,使理雅各对《诗经》、《尚书》的翻译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从而形成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对儒家宗教性的独特理解和认识.理雅各将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帝”、“上帝”、“天”与基督教的God建立了对等关系,将中国古老的宗教信仰置于基督教的框架之中.他坚持认为早期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是中国人信仰的惟一至上神,把信奉上帝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视为中国的国教,从而按照基督教模式构建了中国的一神教信仰.     

论《诗经》悲剧性作品的审美价值

《诗经》的悲剧性作品所占比重较大.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这些悲剧性作品的审美价值.一、善的悲剧——道德感是构成悲剧的前提条件鲁迅关于悲剧有一个著名的论点:“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个论点虽然有欠完善,但基本上是正确的.悲剧与人生的价值密切相关,离开了人生的价值.任何恐惧、怜悯,任何矛盾冲突都不能构成悲剧.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悲剧作品中是能得到充分证明的.     

从《诗经》中的鱼意象看其对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影响

《诗经》中有大量的诗写到鱼。《诗经》中的鱼意象一是象征富足、繁盛,二是象征配偶或是性爱隐语。《诗经》中的鱼意象继承和影响了传统的民俗文化。     

由《诗经》之“君子”谈《君子于役》的主题

《君子于役》的主题是一般的思妇怀人 ,还是借思妇怀人反映当时繁重的徭役带给劳动人民的痛苦 ,这两种观点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君子”身份的理解。本文考察了《诗经》雅、颂、风诗中的“君子” ,认为《诗经》中的“君子”属统统阶级上层 ,故《君子于役》中的“君子”不可能是劳动者 ,再加上对该诗个别诗句的分析 ,可知该诗的主题是一般的思妇怀人     

全部《诗经》是宣扬“周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吗?

前几年由于“四人邦”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厥,以致(井彡)响到有人发表长篇大论,全盘否定《诗经》。他们说全卩《诗经》是(宀一)扬“奴隶主阶级的忌识形态”,“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甚至说:《诗经》(宀一)扬的全是“周王朝的官方忌识形态”,是奴隶制的“(?)神支柱”。这就是说《诗经》都是奴隶主阶级忌识形态的本质反映,是其思想领域的专政工     

论西方悲剧精神的历史反思性

西方悲剧精神的历史反思性发生在古希腊时期。《神谱》、《荷马史诗》显示了人类历史进步必然冲决血缘亲属纽带,造成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二律背反的困窘。二律背反困窘后来更以冥冥中支配社会人生的命运形式,在戏剧类型的悲剧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现。基督教《圣经》为西方悲剧精神的历史反思性提供了更丰厚的文化资源。黑格尔凭借巨大的历史感在理论上说明了西方悲剧精神历史反思性所蕴藏的辩证逻辑。     

试论《诗经》中有关恋爱婚姻的诗篇及其评价问题

《诗经》三百五篇中,有关恋爱婚姻的诗篇占有很大的比重。正确评价这一部分诗篇,是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前几年,在“四人帮”大刮以儒法为线评价古代作家作品的黑风时,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了这股黑风的影响,在进行所谓“诗经问题上的儒法斗争”的研究中,全盘否定了《诗经》中的恋爱婚姻诗篇。他们认为,这一部分诗篇“反映了没落奴隶主贵     

论尤金·奥尼尔悲剧意识的形成

结合奥尼尔几部重要作品,探索奥尼尔悲剧意识的形成过程。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影响、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悲剧的伟大传统、西方现代哲学、现代心理学,以及家庭和个人早期苦难的生活经历等几个方面的研究,认为：在《送冰的人来了》和《月照不幸人》中,他否定了宗教对人类的拯救功能;《悲悼》体现了古希腊悲剧中命运锁链之罪与罚的情结;《榆树下的欲望》的恋母情结;《悲悼》中的恋父情结;《长夜漫漫路迢迢》中家庭生活的悲剧。     

试论《雷雨》的悲剧意识及其成因

《雷雨》的悲剧意识表现了相反相成的两极:揭示人生的悲剧性,暴露人的生存困境,也展示人在困境中的抗争与提升。而人类悲剧文化的熏陶与特殊的个体人生背景,是形成曹禺悲剧意识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