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伦理道德范式的变更将对环境刑法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非人类中心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取代传统的人类中心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将对环境刑法产生重要作用,环境刑法应以生态利益为本位,其保护的客体应是生态关系。因此,非人类中心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理应成为环境刑法的重要伦理道德基石。     

新生态伦理道德观与环境法

法律与伦理道德是密切联系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将对法律的发展变化产生重要影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观念正在向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念发起全面的挑战。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念将对环境法产生重要影响。环境法应以生态利益为本位。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应当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念应成为环境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生态伦理的演变与环境刑法的发展趋向

法律与道德具有内在价值的一致性,法律应当适应道德观念的变化而作出调整.人类的生态伦理经历了由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演变,故环境刑法也应当根据生态伦理的演变趋势进行方向性选择,其中包括强化对犯罪行为的认定、倾向于对行为犯罪名的认定、侧重于对自然犯罪名的认定等.     

论环境犯罪的伦理特征及其刑法控制基础

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要求刑法的介入,但环境问题的刑法控制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环境犯罪的伦理特征,进而确认环境刑法伦理基础的前提下.弱势人类中心主义在坚持人类利益以及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调下,为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提供了伦理基础,非人类中心主义却因其高层次的道德感,无法与作为代表最低限度道德的刑罚相融合.在弱势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环境犯罪的控制研究,是我国当前应对环境问题的重要课题.     

生态人文科学

生态人文科学是一种新的科学范式出现的征兆.生态人文科学是20世纪90年代晚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依托于后人文主义对人类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和西方科学的批判.传统生态学知识、本土知识和生物人文科学的发展,是生态人文科学的重要内容.其中,生物人文科学是一种包容性的知识类型,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联系起来.生态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元共同体观念.这个元共同体由人类与非人类构成,其基础是共同实质的亲缘关系、共生关联、协同进化和互相依赖.生态人文科学还从心灵延展和分布式认知角度预期了未来的知识建构.     

多维动态视域下的旅游伦理道德建设

旅游行业的道德建设是当下不可回避的主题.通过旅游与伦理的相互结合,以旅游为目的,伦理道德为导向,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采用动态视角,从旅游企业、旅游者、社会等多维度,对旅游伦理道德的建设作了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文章提出构建旅游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与途径,力求找到最为可行的路径来构建新常态下旅游伦理道德的基本范式.     

非人类中心主义能否替代人类中心主义——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对抗的层次

当代全球环境危机的出现使得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在如何重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对抗的理论观点.笔者认为,这种对抗源于这两个概念内核的不同,因此本文从分析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结构入手,通过对二者对抗层次的划分、理解与评价,试图澄清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它们理解上的混乱,从而得出非人类中心主义不能替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结论,并且指出这种理论对抗对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本身带来的后果及引发的现实意义.     

从生态伦理观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论西方生态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西方生态哲学主要经历了三次研究范式转变,分别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弱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通过扩展道德关怀对象的外延来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弱人类中心主义突出了"人"这一概念类的属性,提出应把人类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目标。这二者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把生态危机简化为伦理价值问题,却忽略了价值观产生的特定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克服了这一不足,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入手,强调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     

环境伦理的道德境界

学界有人把环境伦理的道德境界区分为由低到高的4个层次:人类中心境界、动物福利境界、生物平等境界、生态整体境界。对此,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因为道德境界的标准必须转化为解决人的利益与所谓非人类自然的利益等具体矛盾冲突的原则才有现实可行性。人的利益范畴已内在地包含着适度保护自然的所谓非人类自然的利益。人类不应追求和维护绝对不从人的利益出发的所谓非人类自然的利益。所谓非人类中心境界不能够也不应该超越所谓人类中心境界。     

环境伦理的代际维度——“人类世”中完善环境伦理责任的可能性

环境伦理学自产生之初就包含了"非人类中心论"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向度。然而自21世纪初,国际地质学界主张地球已经进入了"人类世",指出人类活动将持续对地质气候产生重要影响。这使得"非人类中心论"面临着现实效用和逻辑结构的双重困难。在环境伦理学中引入代际伦理的视角、确立未来人类的主体地位,能够解决"非人类中心论"的理论困境。同时,代际伦理研究可以促进跨文化、跨领域的共识,是"人类世"背景下完善环境伦理责任的可行路径。     

我国刑法有关生态犯罪规定的缺陷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生态犯罪问题日益加剧。因此,完善现有生态犯罪的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刑法应将生态安全作为刑法保护的法益,采用集中立法和分散立法相结合的方案,对生态犯罪进行规定,对污染环境的犯罪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加大污染环境刑罚的力度。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悖论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在消解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却又抬高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在以生态整体规律为其本体论依据的同时,却又违反了自然的系统进化规律;其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价值诉求必然导致无视人的自然甚至扼杀人的生命.这便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悖论.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生态范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在全球化背景中并在对全球性问题的解答中获得新的时代性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当代环境问题出发,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可能性,在生态理论基础上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其理论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生态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生态范式必然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视阈,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大陆新武侠的新历史主义

自"大陆新武侠"产生以来,新历史主义观念就渗透于其发展的各个层面.新历史主义所具有的历史图景、自我主体化、解构方式等特征,使得大陆新武侠小说呈现出了多重面貌,并在作品的历史观、人物形象、情节与场景、人文精神范式等方面产生了复杂反应.创作群、读者群等文学因素的变化,也在多种互动影响中,促进了新历史主义质素的出现.思考新历史主义态势与大陆新武侠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深入理解武侠文学生态有着重要意义.     

环境伦理之争与我国环境法的伦理抉择

正如古希腊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传统人类文明是以"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20世纪后期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西方学者最先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质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浮出水面,两者在伦理学界展开了争论,并对环境法律制度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反思

为推进环境保护,“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企图通过确立非人存在物的伦理地位,用道德良心来约束人对自然的滥用和破坏欲望.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环境问题的一些原因和传统伦理学在解决环境问题时面临的困境.但是各派“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理论都没有为非人存在物的伦理地位提供充分的本体论证明,并且它们都从生态科学的结论推论出生态伦理学,而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要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这不但使得这些理论显得很薄弱,还决定了它们的乌托邦性质.     

人类中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及科学发展观

生态哲学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看法,是不同范式的生态哲学争论的焦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基本态度是属于人类中心主义一方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充满现代色彩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它而言,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显得残酷,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显得虚伪。     

伦理道德变迁中的犯罪变化

自然犯、法定犯作为传统的犯罪分类方式,在现行刑法规范中也能看到它的身影,并得到实际应用。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伦理道德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对犯罪的理解,甚至对刑法的认识。在伦理道德变迁过程中,那些曾经被视为法定犯的犯罪,诸如环境犯罪,正悄然发生着变化,甚至有些法定犯的犯罪已逐渐融入自然犯当中。这对我们重新理解法定犯与自然犯以及相关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是否是世界的主体?——生态文明意识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谁是世界的主体问题上针锋相对,非人类中心主义把环境污染的责任引咎到人的主体地位上来,而不是主体的行为上来,以致人类中心主义理不直,气不壮.人类主体地位是自然历史形成的,它还在进一步加强.它不应背负骂名,反而应该鼓励主体的开拓性,彰显人的本质力量.但主体(人)行为对环境问题负有绝对责任,解决环境问题应从主体行为上而不是从主体地位上来寻找办法.环境问题是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体制是纵容还是制约这个副产品的关键."生态泛腐败"问题是我国生态体制需要解决的问题.环境问题可以通过环境保护的制度和科技的发展得到解决,而不是靠否认人的主体地位、压抑人的本质力量去解决.     

生态本位视域下的社会危害性理论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科学发展观要求人本位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外延进一步扩展,将环境的生态价值纳入视野.作为我国刑法体系的基石,社会危害性理论尚不能适应当前社会背景下有效惩治环境犯罪的实践要求.只有实现社会危害性理论由人本位向生态本位的延伸,并以此为指导完善环境刑事立法,才能有效惩治环境犯罪,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