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化精神

作为镜像的“五四”新文化对沈从文的理想生命形态与人格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的新文化观是一种动态发展观,其依据则是从“五四”时期科学理性精神与现代病理意识所衍生出来的“健康”意识。“健康的文学”观念是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挥。从“健康”出发,他提出了“工具重造”与“国家重造”的观念。他始终把改造国民性、重造民族国家的重任系于文学一端,这既彰显了其纯粹不凡之处,又体现了其思想的局限性。沈从文及其创作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它们本身又构成了新文化“历史建构”的重要一环。     

抽象的抒情——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较多注重观念形态上的艺术自律,它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在文字德性、生命重造上的展开便是文学经典的塑造以及经典塑造背后的文化进步使命,其内容则表现为抽象的抒情和从抽象的抒情出发的自为色彩浓厚的文学实践。由于这样的文学自律原则无法与新文学的载道传统分离,沈从文的文学理想相应地表现出多重的矛盾性,包括他对现行文学政策的理解,对情感诉求方式的独立性的肯定也决定了他的文学理想的不合时宜之处。所有这一切都可看作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寂寞。     

民族品德的重造──沈从文人格探求的最终旨趣

沈从文对国民人格的探索直接相承“五四”作家，他提出“新道家精神”，希望用它来“重造民族品德”。不论是对理想人格的模铸，还是对不健全人格的批判，沈从文探索国民人格的最终目的是：让国民获得健全人格，并进而达到中华民族重造和文化重建的目的。这是沈从文人格观念的独特性和积极意义之所在，它启示我们：健全的人格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之一。     

论《边城》的生命形式及其消解

《边城》最为集中地表现出沈从文的生命理想,寄托着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热切期望。小说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时间处理得非常模糊,另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空间即环境却处理得异常分明,通过这种特殊的时空处理方式构筑起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生命形式。这使边城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同时,在《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中,还存在着一个理想生命形式的消解模式,这表明沈从文游移于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言说的矛盾心态。     

论沈从文的“地方重造”思想——沈从文重造思想研究之四

沈从文所说的"地方重造"指的是大湘西的重新改造.从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地方重造"思想逐渐生成.湘西地方实际存在的问题是沈从文"地方重造"思想生成的外在客观依据,而他热爱湘西地方的浓烈情感则是内在成因.就湘西地方如何重造,沈从文提出了个人的方案设计.沈从文"地方重造"思想的特点在于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统一,且与其湘西少数民族立场密切关联.     

助益青年入文坛 ——兼考现代作家沈从文编辑之路

沈从文既是知名的现代作家,亦是出色的报刊编辑,其一生参与编辑的正式刊物计20种,且多为主编。考察沈从文的编辑活动史,尤其是他任主编期间所刊发文章的核心作家群体,可以发现,他对初涉文坛的青年作家（尤其是来自大学校园的文学新秀）情有独钟、青眼相加。沈从文如此大力培养提携青年作家,与他的文学理想与美学追求密不可分,背后饱含着他深刻的“五四情结”和文学革命思想,寄托了他重造文学经典与民族品格,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美好愿望。     

沈从文小说的接受史论

沈从文的小说与读者的期待视野都在不断地变化着,它们之间有融合有分裂,期待视野的分合与沈从文的整个创作命运紧密相连。沈从文以小说闻名于世,拥有众多读者和广泛影响,然而他常感到无人能够理解的孤独。他理想中和现实中的读者都渐渐从“多数”变为“少数”,这是一个相互疏远的过程。     

论沈从文的情爱文学

<正> 沈从文走上文坛,并不是一心要做个描写爱情圣子,他一心所想是建构一座神殿,这神殿供奉着“人性”.“人性”.自此成了沈从文心目中评判事物美丑、道德善恶的一把标尺.而男女两性之爱,这“人性”中最原始最深沉的质核,自然也成为沈从文的审美领域,成为他观照社会,反思历史,找寻生命的真谛.为此,他建构起两座颇具特色的情爱艺术大厦,融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既有“生命重造的快乐”,也有深味人性沦丧的悲哀,既有对“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燃烧”的深沉感概.也有希冀用雄强犷悍的蛮野气质当作火炬来引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的不舍追求,涉足沈从文的情爱艺术世界.我们可以体味作家的良苦用心,理解其对于人类智慧美丽永远的倾心和对于虚伪、堕落的上流社会极端赠恶的感情.体味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沈从文是怎样将爱作为他观照历史化的聚光点,从生命的审美高度给予爱以艺术描绘.     

"希腊神庙"的建构与沈从文创作的现代性想像

"希腊神庙"是沈从文理想的栖息之所,在"边缘身份"意识的导向下,沈从文完成了对"湘西生命"的展现和对"希腊神庙"建构的思考.在现代文明的渗透和自身缺陷的"共谋"下,诗化的湘西生命由"常"到"变",沈从文开启了现代之思:重造经典,对理想的民族人格进行冥想.他把目光投向了湘西自然的生命形态.这种寻找生命之根的意识是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想像方式.     

病情史料发掘与沈从文再认识

沈从文的家族存在着强大的“疯狂”遗传基因,这使得沈从文的感知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异常性”,并对其文学活动、精神流变与生命创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中期,沈从文文学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出现了诸如《看虹录》《绿魇》《莲花》之类的“悦乐疯狂”之作,并产生了“神”、“生命”等超逻辑的思想命题,与这一时期他病情的加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1940年代: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

1940年代,是沈从文思想与创作极为复杂的时期。当以《边城》为代表的创作高峰过后,苦于对生命、人性及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为寻求自身创作的突破,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陷入了空前的焦虑和心绪的惶惑之中。尽管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一方面将笔触伸向变革中的湘西,《长河》即作家观察认识湘西的结果,但这部未尽的长篇,却难以遮掩沈从文创作的式微。另一方面,创作的不理想,并没有使沈从文停顿对文学的思考,反而促使他陷入了对宇宙、自然及生命世界的"抽象的抒情"的遐想之中,探询人生与生命的永恒意义。但是历史并没有给沈从文一个继续展示自己文化理想的舞台,随着中国形势的巨变,沈从文又一次面临着空前的困境和选择。     

生活的卑贱与生命的庄严--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土娼形象

沈从文在以湘西为背景的文学创作中,塑造了一批在卑贱的生活里追寻生命的庄严的湘西土娼形象.她们既多情而又专一,既放荡而又单纯,尽管从事着人类最古老而原始的职业,却在屈辱的生涯中守望着生命的庄严和人性的圣洁,与城市妓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沈从文在塑造湘西土娼形象时,不侧重于描写命运而是着力刻画生命,不侧重于再现生活而着力挖掘人性,对现代文学中同类题材的创作模式进行了有意识的超越,实践着他探求生命形式和人性内涵,进而重造民族品德的文学理想.     

论沈从文小说的思想倾向性

在一般读者与研究者心目中,沈从文似乎是远离政治、追求纯文学的的作家,他作品中供奉的只是理想“人性”,而没有明确的社会功利目的和思想倾向性。实际上没有功利目的和思想倾向性的作家是不存在的。只是有些作家倾向性表现得鲜明外露,有些作家倾向性则表现得隐蔽深沉。沈从文属于后者。沈从文是主张以文学改造社会的启蒙主义者。他是怀着以文学作工具通过思想启蒙达到社会改造目的的信念从事文学创作的。社会、国家、民族的重造,是他创作的功利主义目的。这不但直白地表现在他散文创作中,而且成为他小说创作严正深沉的主旨。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改造社会的功利性目的首先表现为对于旨在破坏与改造旧社会     

论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特征——沈从文"重造"思想研究之二

"重造"思想是沈从文的核心思想之一,它由多个思想成员集合而成,在思想策略、思想性质与内部关系结构上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策略特征在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从强调个体独立自由思想的立场出发,沈从文的"重造"思想实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话语.在沈从文的"重造"思想成员之间或某一成员内部存在着一种张力结构.     

非抽象的“抽象”:论沈从文思想的另度“神秘”空间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抽象”是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概念,它特指那种意识与潜意识交融的迷狂、沉迷体验.沈从文很多思想命题,如“神在生命中”、“生命最完整形式”,都是在“抽象”中形成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学术界并没有充分注意到“抽象”一词的特殊意蕴,更没有注意到“抽象”与其生命之思的联系.重新审视“抽象”的内涵对于揭开沈从文思想之谜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散文中思想情感的矛盾性

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散文中存在着思想的矛盾性。他在经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过程中,现实与心梦的矛盾冲击着他,迫使他寻求精神上和文学信仰上的突围。他感悟到与违背自然的"生活"相比,鲜活的"生命"更多地带有形而上的理想主义色彩。自然与人为的悖谬,使他看到了社会的丑陋,更强烈地追求抽象抒情的审美境界。     

论沈从文的现代生态思想

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文学家和思想家，沈从文始终立足于关爱全人类的思维高度，在关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关注和思考着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他以大胆而超前的意识突破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理念的烛照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神即自然”、“人与自然契合”、“爱有生一切”、“人与人关系的重造”等生态思想和生态观，表达出重建生态文明的理想与追求。     

“最后一个浪漫派”的理想之重申——沈从文佚文辑校札记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接连发表《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给一个出国的朋友》、《一个理想的美术馆》、《新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等文章书简,重申其通过文艺美育作用实现"人的重造"以至"国家重造"的浪漫人文理想,可惜曲高和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才初步实践了他的理想,亲自参与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创建并工作至终老,正可谓求仁得仁。     

论沈从文的生命沉思与抽象追求

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沈从文的作品中不断出现对生命的沉思与对抽象的追求.人的生命的脆弱与有限,引发他的沉思.他主张,人必须具有"幻想或理想"的精神形态,要求索人生哲学,要确立生命的神性,要在艺术创造中寻求抽象之美,使生命从有限趋于无限.沈从文试图以文字符号,来追述、描摹幻觉中不脱离感性具体的美的抽象形式,其实验性作品<看虹录>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这类抽象的追求,也会使沈从文原与卢梭同调的"自然状态"的浪漫审美取向被干扰与消解.     

《边城》:人性美的构筑

“人性”在沈从文心目中一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位置。在《边城》中,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作家一砖一瓦地堆砌他的理想家园,看到他对人生、社会的深沉思考和探索。《边城》深刻表现了作家对“美的人性”的赞美,对生命理想的倾心追求以及对于潜隐的人性悲哀的揭露,而这一切无不植根于其对理想家园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