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合谋”了吗:基于高管非自愿变更与继任选择事件的分析

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究竟扮演的是有效监督者,还是旁观者,抑或合谋者的角色理论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选择高管更替这一研究视角,以2004-2008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非自愿变更以及继任选择决策的影响,以此考察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结果显示,机构持股比例越高,公司高管因绩差被撤职的可能性越小,而且即使高管被更换后,公司也更倾向于从内部聘任继任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管被撤换后公司业绩显著提高。其中,从外部聘任继任者的公司业绩有明显改善,而从内部选聘继任者的公司经营业绩没有转机。以上结果说明在高管更替事件上,机构投资者扮演的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合谋者的角色。分组样本的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的合谋者角色仅限于在总经理更替决策上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对董事长的更替作用有限。而且,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越不显著。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信息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从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上市公司盈余信息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以2000～2003年沪市A股为样本,经过研究发现:盈余信息及时性与机构持股比例正相关。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盈余信息及时性强,是吸引机构投资的动因。机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有效抑制操纵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增强盈余信息真实性,说明机构持股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使上市公司的经营更加规范、有效。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关联方占用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一系列财务危机和舞弊事件的出现,使公司治理成为全球范围内倍受关注的研究课题。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机构投资者持股等更为广义的公司治理机制开始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否有效降低我国上市公司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程度。结果表明,前十大股东中存在机构投资者的上市公司被关联方占用的资金显著少于其它公司,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与上市公司被关联方占用资金的程度呈显著负相关。以上发现意味着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已经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对公司的经营运作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投资期限与公司盈余管理

从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期限与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信息关系视角,分析不同投资期限的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使用Gaspar等指标,把机构投资者分为长期机构投资者和短期机构投资者,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3-2011年数据,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期限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与预期一致,长期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越高,越能体现其公司治理效应,即与盈余管理及正向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短期机构投资者比例越高,越能体现其投资的短视行为,即与盈余管理及正向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长期机构投资占优和短期机构投资占优分别体现其公司治理效应和信息交易效应,说明只有长期机构投资者才能参与公司治理、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提高长线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和建立长线机构投资者的激励机制才是当务之急。     

机构投资者对其持股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机构投资者自我保护的视角

从机构投资者自我保护的视角出发, 通过构建公司内部人和机构投资者的博弈模型, 揭示了机构投资者对其持股公司绩效影响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 实证研究我国沪深A股市场2004年-2012年公司样本.结果表明:机构对其持股公司绩效的改善作用在2004年-2007年和2008年-2012年两个阶段存在结构性变动;从整体来看, 在上述两个阶段, 机构投资者对其持股公司绩效有显著改善作用, 但第二阶段的改善作用明显减弱;基金有助于改善其持股公司绩效, 而其它机构投资者缺乏这种改善作用.机构在第二阶段改善作用减弱的主要原因是,在样本期间, 基金持股规模占比迅速衰减, 其它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占比大幅提高抑制了整个机构对其持股公司绩效的改善作用.     

机构投资者交叉持股与企业违约风险

基于公司治理外部性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交叉持股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交叉持股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违约风险。中介机制检验表明,交叉持股主要通过完善的公司治理和额外的信息优势两条渠道对企业违约风险产生影响。在进一步研究中,本文证实分析师监督、审计师监督、企业所在地开通高铁均能够与机构投资者交叉持股发挥协同治理效应,更大程度上降低企业违约风险。本研究打破了传统关注单个企业公司治理的讨论框架,不仅有利于拓展公司治理外部性在资本市场中的应用,也能够为上市公司构建合理的风险管控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中小企业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解释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年深市中小企业板10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托宾Q与股权结构没有很明显的相关关系;EPS和托宾Q则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正相关,即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将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同时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对分析结果进行了评价.     

机构投资者介入公司治理效果的实证研究——基于CCGINK的经验研究

随着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市值比例越来越高,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也越来越大.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和截面数据(Cross Section Data)计量方法研究了与个人投资者相比具有专业、信息和资金优势的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效果.基于CCGINK2004-2006沪深两市3470家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在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降低了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和市场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部分可观测的Bivariate Probit估计方法,对2001年至2009年中国1729家上市公司进行回归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降低了公司违规行为倾向,同时增加了公司违规行为被稽查的可能性。该结论在控制了机构投资者变量内生性的因素后仍旧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公司经营违规,机构投资者对信息披露违规倾向的影响更强。另外,相比证券机构投资者,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持股的公司中违规公司比例更低。除此以外,机构投资者对公司违规的抑制与检举作用并不受其它公司治理变量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机构投资者在预防与打击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也为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提供了治理和防范企业违规的线索。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企业产权与公司绩效——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9年有机构持股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不同的企业产权,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股改前、股改中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首先讨论了以基金为代表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基金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基金持股有助于提高公司绩效,而QFII对我国上市公司绩效没有影响。然后,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对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产权性质对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国有产权性质和股改过程这两个因素对以基金为首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在提高公司绩效方面有不利影响,而对还未介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QFII的投资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最终控制人性质、两权分离度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兼论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差异

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严重分离会影响其公司价值,进而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本文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状况对机构投资者总体和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所有权比例越高,两权分离度越小时,机构投资者(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而且两权分离度指标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总体上能够做到自我利益保护,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在各个类型机构投资者中存在显著差异.     

机构投资者、代理成本与公司价值——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及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模型,从代理成本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正面影响,但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倒L”型特征。基于这一发现,进一步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测算了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生显著结构性变化时的门槛水平,结果表明,当机构持股比例超过大约12%时,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会大幅减弱。同时,本文还发现,开放式基金相较于封闭式基金对公司价值的提升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积极性的分析

在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发展的研究中,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基于机构投资者与公司治理间的相关性和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数理模型的一般分析阐释了影响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积极性的四个因素:持有单个公司的股权比率、资本市场中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概率、所投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以及监督成本,并得出了有关的研究结论.最后本文,对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论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角色的定位及政策建议

在研究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发展时,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机构投资者所持有公司股份的不断上升,他们开始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但是,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所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监督成本以及风险偏好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他们在公司治理活动中的表现也将截然不同.正是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进行数理模型的一般分析,分析了机构投资者是否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条件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监督成本、风险偏好.结论表明,上述三个因素的变动影响着机构投资者是否进行监督及其监督的临界值.本文对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进行了适用性分析,并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机构投资者优化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研究

公司治理与资本结构相互作用,机构投资者作为股东与管理者存在利益冲突,在资本结构方面也有所表现。本文主要分析机构投资者与管理者利益冲突的原因及其在资本结构中的表现,并提出了解决策略,最后本文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选择得出相关启示。     

股指期货交易加剧了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吗？——基于投资者结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股指期货交易的推出将改变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和投资者交易行为,进而对股票市场波动性产生影响。本文首先在假设股票市场存在股指期货交易的条件下,构建理论模型揭示投资者结构和股指期货交易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机理,并据此对中国股票市场在沪深300股指期货推出后的波动性变化进行理论预测;然后以2007-2016年期间的沪深300指数和投资者结构数据为样本,运用GARCH类模型对理论模型预测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股票市场存在股指期货交易的条件下,机构投资者比例和一般机构投资者比例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随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关系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套利交易者比例增加、投机交易者比例减少都将降低股票市场波动性;沪深300股指期货推出显著降低了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机构投资者比例增加将强化沪深300股指期货交易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减弱效应;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可以通过鼓励股指期货产品开发和完善股指期货交易制度强化中国股票市场稳定性。     

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与公司治理——来自A股公司投资者关系调查的证据

论文考察了公司治理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影响作用.论文以南京大学投资者关系管理指数(CIRINJU)作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度量指标.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外部股权的提高能有效促进公司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管理层持股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呈U型关系,董事长与CEO分离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呈弱正相关关系,外部董事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可能存在替代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海外上市或发行B股能促进公司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公司规模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财务杠杆与投资者关系弱显著负相关,公司业绩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存在内生性.     

个体与机构投资者,谁左右A股股价变化?——基于投资者异质信念的视角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一直都被视作资产定价的主体。但在个体投资者众多的中国证券市场，个体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谁左右A股股价的变化?则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从投资者异质信念的视角，构建个体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未预期交易量两个异质信念测度指标，对比分析二者与股票收益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个体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的异质信念与股票当期收益显著正相关、与未来一期收益显著负相关，但个体投资者异质信念的作用更强；进一步，异质信念对小公司、价值型公司收益的影响更明显；当控制了规模、价值等风险因子，以及不同时间区间和是否可以卖空等市场影响因素后，结论依然成立。表明在现阶段的中国A股市场，个体投资者的异质信念仍是左右股票定价的主要因素。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in Australia: A New Institutional Approach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ustralia has been one of the leading jurisdictions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Its first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 predates the Cadbury Report, and Australia is also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internationally to have been only marginally affected by the recession that ensued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onsiderable governance reform has occurred since 2007–8 in Australia, however; much of it occasioned by pressure brought to bear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s a reaction to both traditional governance failings and also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such as a growing awareness of climate change. Institutional influence is primari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mpulsory retirement income system that emerged in the 1980s in light of an economy‐wide union campaign. While governance structures are becoming more homogenous, institutional logics reflecting trustees’ concerns are driving and shaping this ongoing process. A new approach to corporate engagement has emerg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vestor representative bodies such as the Australian Council of Superannuation Investors that is dri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