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神仙思想与秦之速亡

本文就秦始皇的神仙思想作一点肤浅的考察和分析。无非是刍尧之见，清史学界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赐教。神仙思想和“灵魂不灭”是联系在一起的。古人以为人死后躯体消灭了，“灵魂”则上升于天，成为神或为鬼。神有超自然的力量，能祸福于人，所以人们对它又敬又爱。唯其如此，在社会上出现了阶级以后，统治阶级便利用人们这种迷信心理，为自己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合法性”找借口。商的奴隶主就谎称上帝——天上最高的神，是他们的祖先，“帝立于生商”①；商武王伐纣，也是打的“恭行天之罚”②的旗号，都自称自己是上帝派到下界来统治…     

圆教与圆善:康德与牟宗三--读牟宗三先生《圆善论》

康德提出了最高善即德福一致的圆善问题 ,但他将圆善可能的根据放在起于情识作用而有虚幻性的上帝上 ,这是依基督教传统的处理方式。中国儒释道三家传统提供了对圆善彻头彻尾的理性决定的说明模式 ,这就是圆教模式。牟宗三先生所著《圆善论》即就圆教而处理圆善问题。它判摄通贯儒释道三家圆教义理而归宗于儒 ,对康德的圆善论作了归虚于实的扭转、消融及提升 ,以人皆可呈现的创生性的无限智心 (仁心、道德本心 ) ,与儒释道三家的共法“诡谲的相即”方式 ,建立了他的新儒家德慧圆教的圆善论。在牟先生的圆善论中 ,康德的三个“设准” (自由意志、灵魂不灭、上帝存在 )皆被撤消。《圆善论》以圆教证成圆善 ,是牟宗三哲学的究极完成。其所启示的根本意义是 :天堂就在人间 ,人间自可创建天堂。     

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就人性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以及"灵"与"肉"的关系?如何看待基督教的"原罪"说和作为"善恶之原"的自由意志?道德之善是"率性"还是"克性"、是"复其初"还是在实践中生成?对话既使西方学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理解,也从多方面启迪了中国哲人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李贽、徐光启、杨廷筠、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焦循、赵翼等人的理论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人既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又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加以淋漓酣畅的创新,从而把中国哲学的人性论提高到了一个比基督教哲学更高的水平.     

十七世纪的士大夫基督教徒

<正> 明清之际耶稣会来华传教,基督教与儒教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实质性的、平等的接触.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么一批进士级的士大夫领洗入教,成为中西思想交流史上很有影响的士大夫基督教徒.应当说,出现这种情形的历史条件和机缘是不多见的.从中国方面来看,以儒教为核心,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为补充的宗教意识形态,有着“包容”、“调合”外来宗教的禀性和传统.除此之外,明清之际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宋明新儒学经过几百年的演进,已经走入末途,流于空玄,满足不了维系一个官僚大帝国的意识形态需要,这使得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而基督教的传入似乎恰恰契合了这一思潮.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开始了百年禁教时期,这一时期的结束又是以帝国主     

孔子之道是什么——康有为视界中的孔子何以成为教主

在康有为那里,孔子之所以成为教主与孔子的思想密不可分.正是在孔子之道具体内容的展示中,康有为完成了对孔子何以成为中国教主的论证:第一,孔子之道包括天道与人道两部分,天道表明孔子重鬼神,言灵魂.第二,孔子之道以仁为宗旨,这与孔子的救世初衷相印证,也是孔教与佛教、基督教的共同特征.在以仁为宗旨上,孔教与佛教、基督教完全相同.第三,孔子之道具有六艺与口说之分,六艺日以教人,口说择人而传,二者具有高低之别.第四,孔子之道注重变通,三世、三统兼备,后学中分出高级之大同之教与低级之小康之教.     

操作哲学——对赵汀阳先生《哲学操作》一文的质疑

一、“哲学操作”的含义这不是一个好题目,但对于赵汀阳先生的《哲学操作》一文(见《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而言,它还是十分贴切的.《哲学操作》一文想说些什么呢?它试图表明:哲学不是让人去“说”、去“想”、去“看”,而是让人去“做”;哲学不是教人去如何“说”、如何“想”、如何“看”.而是教人如何“做”;哲学不是使人去“说”什么、去“想”什么、去“看”什么,而是使人去“做”什么.简言之,哲学就是做事.哲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理     

“神不灭”论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重“神”思想

关于“形神”关系的不同辩难 ,与关于“神灭”论同”神不灭”论的论争 ,是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思想界的一个焦点。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看 ,“神灭”论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 ,而“神不灭”论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这是不容置疑的 ;而从美学的意义上看 ,这场论争则大大提高了当时的思辨水准 ,深化了人们对精神现象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广延性的认识 ,并直接强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美学中的重“神”倾向。深入分析慧远、宗炳等人的“神不灭”论思想 ,可揭示出其与顾恺之、宗炳和刘勰等人在文艺领域里对“神”的重视与“神不灭”思想的内在关系。     

试论明清之际章回小说中的民族心态

汉民族与女真人之间的民族斗争 ,是明清之际时代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章回小说作家 ,以小说创作的形式 ,记载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汉民族民族心态的变迁 ,以及明清之际章回小说中的民族心态 ,即对辽东战事必胜的自信和对“四夷”文化落后的鄙视 ;对入侵者和卖“国”者的痛恨和对本民族英雄人物的歌颂 ;对周边“附属”小国的统帅心理。同时 ,明清之际章回小说中对民族心态的描写 ,还给后人研究与了解当时历史剧变与民族冲突对人们生活与心理的影响 ,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史料。     

由“载籍之厄”说起

从来有关于书的书 ,只不过这一时这类书多了起来。在书店见到了大部头的《中国藏书通史》 ,更风靡的 ,则是由域外引进的《阅读史》。两种都应当是有关“人与书”的书。关于书本身的书 ,古来有“书话”一体 ,其实所讲的也往往是“人与书”的故事。近十年来读“明清之际” ,也不免对这类故事偶尔留意。情况似乎是 ,每到古人所谓“易代之际” ,人与书的故事顿时有点惨烈悲壮的样子 ,书的命运也较平世更牵动了读书人的心 ,无论那书是否归他们本人所有。明清之际的士人就好讲这类故事。有一种说法 ,曰古今书籍大厄有十 ,厄于水者八 ,厄于火者二 ,…     

先秦三家人生哲学模式的比较研究

我国先秦时代儒,墨、道三大学派的人生哲学有什么异同?它们各自的模式结构怎样?又各有什么功用,价值和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分析,乃是本文的目的。一、异同比较在儒、墨、道三家人生哲学中,儒家以仁学为实质,墨家以兼爱为核心,道家以“道”本体的追求人性复归为旨趣,在这里,既没有神启也没有超渡。正象先秦是一个革命时代一样,哲学也步入解放的时期。把人与神对立起来,把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恢复起来,承认人的地位,进而重视人的价值,这不但是儒、墨、道三家的共同之点,也确是他们各自人生哲学借以建立的前提和条件。但是,他们对人的地位的承认,对人的价值的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