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到十世纪唐廷财政体制的演变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8到10世纪唐代朝廷财政体制的演变。以长时段的社会政治格局为背景,文章分析了财政权力从“公领域”向“私领域”转移和从皇权异化为宫廷势力权力两个内在的发展脉络,说明了这两种趋势如何将体制置于越来越危险的边缘,最终导致体制的崩溃。     

浅谈唐代翰林学士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

翰林学士在唐代政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皇权与相权斗争的必然产物。从玄宗朝设立到晚唐,它对当时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它是在不断取代中书舍人权力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论稳定社会中阶层间的封闭性趋势

根据布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对资本三种形态的划分 ,社会学经典大师们对社会成员进行阶层划分的标准都可以分别归入三种资本中的某一种或是受其中的某一种或多种资本形式内在影响的因素。社会分层的实质是根据社会成员资本拥有量的多少而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等量资本集团。本文将在这一资本理论的基础上 ,对稳定社会中阶层间的封闭性趋势作些探讨。一、社会分层的实质 :划分等量资本集团在西方社会学中 ,谈社会分层不能不提到社会学大师韦伯 ,他提出了划分社会阶层的三重标准 :经济标准———收入和财富 ;政治标准———权力 ;…     

拜占庭皇室女性的政治角色刍议——基于铸币的历史考察

铸币是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向社会各个阶层呈现皇权的重要载体,在拜占庭帝国的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拜占庭帝国时期,皇室女性分别以皇帝配偶、幼帝摄政、女皇、或过渡皇权的中间媒介等身份出现在各类铸币上,这些铸币见证了拜占庭皇室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所能实际掌握的政治权力的演进过程。向受众清晰地传达着皇权的传递指向,抑或解释着皇权的合法来源,成为观察拜占庭帝国皇权运作、皇权交接等问题不可或缺的实物证据。     

唐宋时期村民社会身份的变化——兼论此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及其影响

<正>众所周知,主要社会矛盾是影响社会变迁最主要的因素。以往学界对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常局限于阶级或阶层矛盾的范畴。黎虎先生从权力和人力掌控的视角倡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中国古代史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的新的分期法⁽(1)),是近年来史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分期问题的一个新概念,值得重视。秦至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以皇权专制为政治特征的帝制社会时期。维系帝制政权稳定的的基础是建立在“均田”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但帝制社会下皇帝用利益让渡换取对官僚的权力专制,     

家天下背景下的君臣关系变迁研究--以唐太宗、明太祖时期为分析中心

家天下政治体系内含着一体两面的政治行为，即立君与驭臣。不同的皇帝权力结构中如何立君与驭臣，既存在相同的政治理念，也包含不同的政治技艺。从唐太宗、明太祖时期来看，两者是中国古代皇权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两个拐点，随着皇权从相对独裁向绝对独裁的转变，君臣关系也从普通的尊卑关系蜕变为主奴关系。     

政治、权力与法

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是同质、同构的。政治是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法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达到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衡平,衍生出来的第三种权力,是对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做出裁判。法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是静止状态下的政治。政治有三个层次——高于法、法本身、在法的范围内。     

论皇帝行使权力的类型与皇权、相权问题(上)

学术界一般把封建时代皇权、相权理解为彼此消长的关系,故有皇权加强、相权削弱说与相权加强、皇权削弱说。本文挖掘了一个既为人熟知,但又未受到应有注意的古代关于皇权与相权的理论问题,并从它的产生、发展的根源、过程和特征的新角度,对专制时代的皇权与相权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文章认为,皇权在本质上无大小,而相权却有盈缩。作者力躅建立一种新的权力观念:将权力的大小与权力的行使方式分开,将权力之争与意见之争分开,将个人权力与帮办机构分开。     

史学

一、网络与屡次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社会科学》(上海)1985年第3期发表的李桂海《试谈网络与层次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一文指出,采用网络与层次的分析方法,可以更深刻和清晰地揭示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联系。所谓网络,是一种纵的分析法,可以按事物的不同性质来区分,也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按地区、阶级或民族等加以划分,目前我们通常把历史现象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几个大的网络,然后再加细分:层次的划分,则是一种横的分析法,它将某一个纵的问题,从横的方向分割成一定的层次,然后逐层分析它的特点和联系,从时间的发展方向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目前,我们通常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层次,划分为生产力、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美国的两党制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通过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政党制度亦称政党政治,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制度。它是统治阶级实现其政治统治的一种方式。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美国实行共和党与民主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下面试对这两种不同制度     

政治多元刍议

<正> 政治多元源于利益多元 现实的社会主义自产生的时候起就由于它未能,也不可能立即达到理论的社会主义所设计的理想境界而完全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别。即使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体社员成员也依然划分为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阶级、阶层和集团,这一点同传统的阶级社会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由于以产品经济为基础,以行政权力直接控制为特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党权超常发展、政权与民权相对衰弱为特征的集权型政治体     

略论我国地方制度的特点

每一个国家在政权的结构方面,都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组织之外,还有必要将领土划分成若干部分,并按此区域的划分建立各级地方政权,以便形成系统的权力组织,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但有了地方政权,必然会有局部利益同全国性的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所以地方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往往表现了中央同地方之间对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当某个国家的地方制度所     

中国古代权力伦理的系统建构及其与天道信仰的关系

“权力伦理”虽然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圣贤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论述中已“脉络性”地包含着丰富的权力伦理思想，它蕴含于古人的政治理想中并展开为如下环节：一个以天道信仰为终极依据的权力来源；一套以政治、法律、伦理为系统结构的权力依托；一种以上天-人民-国家为同心圈层次的权力本位；一条以天意-君德-民心为伦理纽带的权力关系；一组以公正、廉洁、忠诚、效能为核心价值的用权原则。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的权力理性始终无法摆脱政权垄断、继承权垄断和神权垄断的制度困境。只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才真正回答了“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权力伦理问题。     

末世之下的司法失衡——以明末厂卫干预司法为例简析司法系统权力分割的博弈

本文以明末厂卫制度为示例,通过对厂卫制度的产生渊源和制度设计的简述,进而剖析其对司法系统权力的分割情况。以派出机构的产生和宦官干预司法两个维度观察厂卫制度产生的渊源,从制衡体系的破坏、皇权专制的加强、司法系统的问题和厂卫组织的司法地位四个角度透视明末厂卫制度建立的必然原因和相应制度内涵,结合其最终的影响,在皇权和官僚集团的矛盾激化、民众在压迫下的反抗爆发、人治至上的负作用和法治正常状态的破坏层面上解读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末世之下的司法失衡问题的影响。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当代价值重估

应当从阶级划分的目的和阶级划分的标准两个维度来重估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标准依然是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冲突本质的一把理论钥匙,其阶级斗争理论也是无产阶级彻底摆脱被剥削和统治处境的有效理论指引;在当下中国,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于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而其阶级划分的标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民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并予以缓解提供了理论指导。     

汉晋间宣诏呈奏机枢制度的嬗变──游移发展、设无定制时期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中，国家政权以君主为最高首脑，中枢机构以君主旨令为运作依据。因此。在中央政府的全部政务活动中，宣诏呈奏是其最机要的和最核心的活动。汉唐间，宣诏呈奏机枢权力经历了由外朝宰相府向内朝尚书或中书，再向朝署中书、门下省衍变的这样三个环节。这一变化的过程。是封建时期政府中枢机构上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时期。宣诏呈奏机枢之权作为封建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核质，自丞相手中移至中朝侍中尚书，再从尚书转归中书、侍中。权力的交替、转换，正是皇权与相权争斗的结果。反映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为加…     

帝王梦境与北宋“天命”观的缔造及重塑

北宋政权建立后,在天人感应思想背景下,统治者希望通过对“天命”的阐释来宣示正统和天意。北宋太祖、太宗、真宗、英宗、神宗诸帝,皆选择借梦境来强化自己与上天的联系,帝王梦境遂成为王朝缔造和重塑“天命”观的重要部分。梦境作为私密性很强的一种个人经历,具备巨大的解释空间,执政者正是利用梦境这一属性对政治生态施加有利于己的影响。在宋代的政治架构中,随着国家运行机制不断成熟和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壮大,皇权从实质性权力渐变为象征性权威,在这一皇权场域中,天人感应、信仰崇拜是梦境与“天命”滋生的土壤,梦境世界与现实世界逐渐被调整到同一维度,借助梦境塑造出天命所向从而给予现实权力更多的社会包容与接纳,这种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更加温和与含蓄,实际上透露出宋代执政者对以儒家“天道”理念为核心的社会舆论的一种妥协。     

论北魏宗室阶层对政局的影响

北魏宗室阶层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天潢贵胄,他们是北魏政权的坚强柱石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宗室是皇权主义的附庸,其对政局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北魏前期,宗室残存"直勤"对等的君位继承资格,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皇帝对宗室,特别是皇子皇孙,保持既任用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孝文帝改革宗室家族制度,根据服纪远近配署统治权益,势力膨胀的有服宗亲成为皇权的牢固支撑。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出服疏宗制衡近属。孝明帝兼用近属与疏族,却无法调解双方的纠葛,激烈纷争导致帝国的崩溃。宗室徘徊于亲族与权力之间,是王朝政治生态的特殊产物。     

唐代百姓通婚取向探析

唐代百姓通婚中存在着两种明显倾向,即等级观念和择婿、选妇各有标准。唐代社会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阶层——贱民阶层、百姓阶层和官员阶层基本都以阶层内婚为主;唐代百姓择婿重才和重未来发展,娶妇则重德、重财。唐代百姓的通婚对唐代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唐代后期的贫女难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山东旧族高门的身份特征,加速了旧士族的消亡;贫女难嫁的观念还对宋代社会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