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治整合对华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中，“治世”理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古代圣贤在追求治世、建构治道的过程中，借助政治整合贯彻价值整合，打造了一个“文以载道”“道洽政治”的结构功能系统：宗教为治世树立终极价值，哲学为治世阐发学理体系，政治为治世构筑综合框架，法律为治世建立秩序保障，历史为治世提供资治通鉴，伦理为治世塑造君子人格，教育为治世培育合格国民，风俗为治世改良社会土壤。这套战略设计既体现了古代国家理性自我保存与自我完善的紧张性，也促进了政治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一体化，有利于华夏文明的长期延续；但它未能在实践中把国家打造成人民与政权的利益共同体则是留给历史的一个遗憾。     

公心、公道与公制：传统中国以“公”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伦理模式探析

中国古代建构了以“公”为核心价值的理想类型的政治伦理模式。由“天之公”到“人之公”，“公”价值系统在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中得以确立核心地位，并在具体的政治统治中形成以“公心”为执政的伦理动机，“公道”为执政行为的伦理准则，“公制”为政治统治的制度伦理。这个“公”本位的政治伦理模式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建设颇有借鉴之处。     

孔子首创政治伦理学论略

孔子首创中国古典政治伦理学，其主要思想是与中国古代伦理国家结构形态相适应，提出了对为政者的政治道德期望。其内容主要有：为国以礼；为政以德；治民“道之以德”；举贤能、不嫉贤；反对专制人格；爱人、爱民、为仁，等。孔子首创中国古典政治伦理学，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文化价值。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先秦两汉的圣人观与孔子身份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试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揉百家学说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我国的政治文化有重大的影响。本文从“均平的伦理原则是中国古代经济改革与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爱民富民、重本抑末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封建帝王的经济决策原则”，“经济伦理转化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秩序原则”三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

英美两个国家（ｃｏｕｎｔｒｙ）的政治理论，都以“政府”（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这个术语指国家（ｓｔａｔｅ）的正式机构及其对合法的强制性权力的垄断；而政府的特色则在于有能力作出决定并且付诸实施。“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一词同时也指“统治”，即在民族国家层次上运作以维系公共秩序、便利集体行动的正式而制度化的过程。以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治理”）为题材的理论著作的涌现，反映着社会科学界对统治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的模式感到的兴趣。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为“统治”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封建“官当”制度与官僚特权政治

中国古代的“官当”制度，是封建特权思想和心理的典型体现，是“刑不上大夫”的制度表现；“官当”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王权高于一切的官僚政治的供养，愚民政策的约束，伦理政治的箝制，为“官当”的存在提供了条件；破除封建特权思想、“官当”思想，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清除“官当”存在的社会条件。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正>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 “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所以,古代经济伦理的价值核心是依靠国家力量和借助意识形态控制社     

论现代和古代政治伦理的分野

现代政治伦理与古代政治伦理,既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又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关系。对现代政治伦理的理解和建构,离不开对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区分。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分野,主要表现在"政治统领一切"与"政治就是政治"、"权力"与"权利"、政治与各领域的融合与分离。现代政治伦理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把政治当作政治"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中西权力学说及其政治影响之比较

中西方古代“天主地仆”与“地主天仆”的不同宇宙观，造就了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来源学说——“君权神授”与“天赋人权”。在这两种不同的权力来源学说对中西方的国家政治体制、国家主体意识、政府职能界定以及税收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转型期权力监督乏力的原因及对策

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大量进入市场，是当今我国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政治根源。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腐败，是一种“寻租现象”，用公式来表达：腐败即寻租活动=垄断经济的权力＋由垄断而产：生的租金(差价)。权力……     

以世界政治实现人类主义价值共识——从联合国宪章看主权与超国家权力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政治多边化的潮流中，国际机制已成为学术探讨和外交实践的主流，绝对国家主权话语丧失根据。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国家力量差距仍然严重分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规避发达国家的欺压，中国应该主动建构以“权利政治”和“超国家权力”为核心概念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批评“权力政治”和“强权”、“霸权”现实。作为世界政治的超国家权力主体，联合国可以为克服霸权主义政治形态而实现人类主义价值提供可能性，超国家权力与主权、人权的辩证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深入体会的外交哲学。     

论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对阿伦特“政治责任”概念的解读

现代政治社会通常强调国家应该保护公民个体，那么个体是否还要为共同体承担一定的责任？在以“权利—义务”为主体的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难以找到个体为共同体担责的理论依据。汉娜·阿伦特跳出了政治义务与个体责任的局限，提出“政治责任”的概念，她认为公民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应建立在自身持有微弱的社会权力的基础之上，这点微弱的权力使得公民能够再次联合、并承诺未来。阿伦特的政治责任观提醒人们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共同体的主人及权力的来源，对思考现代政治社会中个体的集体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国家何以同样需要礼治:历史政治学视角的研究

礼治常被视为一种前现代治理机制，但现代各国仍普遍存在礼治因素，中国尤为明显，表明礼治是健全的国家治理所不可或缺之机制。以历史政治学方法分析礼治形成、重建的三个历史关键节点可以发现，礼先于国家而存在，组织了早期人伦与宗教生活。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较高自主性、能动性的政治权力为自己建立了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即“政刑”,但其覆盖和穿透能力毕竟有限；为进行有效治理，政治权力又吸纳了礼及其所塑造、维系的社会，作为国家治理之基础设施，这就形成了礼治。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是国家的本质所在，但唯有通过礼治，政治权力才能对社会进行全面治理、深度归化，此即礼治之必然性所在。因此礼治尽管在历史上多次崩溃，却总是得以重建；今天中国正处于重建礼治之过程中，亦当建立兼容礼治之国家理论。     

数字经济时代垄断的权力本质与监管科技

认清垄断本质是科学监管的前提。当前学界对垄断本质的理解侧重经济属性，忽视了其权力属性，从而影响了对垄断本质的正确理解。从权力的视角来看，垄断本质是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与财富结合所形成的新型社会性权力，其鲜明特征是对国家权力的天然对抗性、片面追求私人经济财富的单一效率性和对人主体地位的褫夺性，生成逻辑在于由平台组织、数据要素和算法技术共同构成的“三维”空间。新型社会性权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产物和客观存在，国家权力无力翦除，但可在共存中通过创新监管范式进行积极而有效的规训。文章秉持以科技驯服科技的理念，监管科技超越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为政府监管注入科技因素，利用技术优势深入平台内部，提高监管效能，推动监管与科技深度融合，以期为规训新型社会性权力提供一种可能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在借鉴全球经验的基础上，应根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选择最优发展战略，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平台主体、第三方机构参与的“三位一体”实施路径，有效规制垄断权力，使数字经济造福于人民。     

论政治国家的限度

政治国家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政治国家淹没公民社会，社会被高度政治化，无法形成良性结构；背离公共利益，导致“制度僵化症”，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之实；权力寻租，导致两极分化、官民对立，乃至社会动荡。政治合法性危机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次。     

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共存共强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文化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宗旨的社会自主领域。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有其局限性，公民社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危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国家理性与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理性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传统的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是抽象的、理性主义的、机械性的。在国家理性内可以发现诸如存在与应然、权力与伦理等等的对立，它以把国家设想为一个“思想物”为前提。国家理性作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概念，有时是指优化与平衡的思想取代规训自由市场的国家治理，有时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指国家政治行为中的“和”“合”性。现代化发展必定会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理性，在这其中，通过对国家理性的思考，人们既可能看见真正明智的国家理性，或者说好的国家理性，也可能看见权力无序、混乱、腐败和反复无常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