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分立——历史视域中的制度与伦理

制度与伦理融合、分离的关系是历史地展开的,在古代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中,制度与伦理杂糅不分、合二而一共同发挥作用;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社会共同体的瓦解和个人的觉醒,制度与伦理开始相互分离为两个独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制度伦理即制度的伦理化与伦理的制度化,其实质是古代制度与伦理一体不分关系模式的现代表现,人类社会的演进告诉我们:它曾经是,而现在不应再是一种合理的关系模式。     

中国传统伦理特点与现代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伦理作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其生存、发展的根基在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建构,它是以"家族本位主义"为基本价值原则,服务于封建社会稳定人际关系、维系宗法关系、巩固社会等级秩序需要的重要思想工具。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其鲜明特色。中国现时代伦理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从制度伦理、公德建设和强化道德赏罚机制入手。     

儒教与中国政治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按照现代学术的划分标准,其中既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宗法性伦理宗教",也包括哲学性的"儒学"。在官方文化系统中,宗法性伦理宗教发挥了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两方面的功能,成为历代政府政治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而儒家的哲学思想,则成为历代政府制定宗教管理政策的指导原则。正确解读儒教的超验性,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教关系的关键。     

从“人情”到“国家”——晋法家政治伦理内在逻辑脉络

法家的伦理思想几乎全部针对于政治,而晋法家作为法家的核心代表,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建构有着奠基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晋法家强调政治的起点是人的自然属性与基本欲求构成的"人情",而最终目标则是要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秩序,由此也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具有理性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的政治伦理理念。这一理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也是人们将中国古代政治称为"阳儒阴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发展伦理∶人类发展对伦理学的挑战

滥觞于现代世界的增长发展主要是一种以物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其对伦理学的一味拒斥不可避免地肇始了"人态"和"生态"两重危机。面对增长发展将人类引入伦理困境,发展对伦理学提出挑战,要求对人类发展投注伦理关怀,发展伦理应运而生。与传统伦理和生态伦理相比,发展伦理从一种广义的价值维度看待发展,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力图透过人与人的关系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的人类生存。在发展实践中,可持续发展无疑是发展伦理的现实形态。     

发展伦理:人类发展对伦理学的挑战

滥觞于现代世界的增长发展主要是一种以物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其对伦理学的一味拒斥不可避免地肇始了"人态"和"生态"两重危机.面对增长发展将人类引入伦理困境,发展对伦理学提出挑战,要求对人类发展投注伦理关怀,发展伦理应运而生.与传统伦理和生态伦理相比,发展伦理从一种广义的价值维度看待发展,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力图透过人与人的关系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的人类生存.在发展实践中,可持续发展无疑是发展伦理的现实形态.     

中国古代权力伦理的系统建构及其与天道信仰的关系

“权力伦理”虽然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圣贤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论述中已“脉络性”地包含着丰富的权力伦理思想，它蕴含于古人的政治理想中并展开为如下环节：一个以天道信仰为终极依据的权力来源；一套以政治、法律、伦理为系统结构的权力依托；一种以上天-人民-国家为同心圈层次的权力本位；一条以天意-君德-民心为伦理纽带的权力关系；一组以公正、廉洁、忠诚、效能为核心价值的用权原则。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的权力理性始终无法摆脱政权垄断、继承权垄断和神权垄断的制度困境。只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才真正回答了“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权力伦理问题。     

论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伦理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道德现象具有共同的现代性特征,探索现代道德难题是解析当代中国伦理问题的重要视角。在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当代中国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道德正义问题。跳出现代道德哲学的二元论视域,以伦理总体性破解现代道德的"德福悖论"难题,寻求重建道德正义的可能路径。其二,伦理认同问题。破解现代伦理实体的认同难题,反思"家庭"和"职业"作为伦理实体的自然形态和公共形态面临的认同危机。其三,政治伦理问题。调节中国传统政治"家国一体"与现代西方政治"公私界分"之间的矛盾,建构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合理形态。     

儒家忠孝伦理在古代官场政治实践中的矛盾与冲突

忠与孝是儒家伦理纲常的核心,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形成封建社会"忠孝一体"的伦理同构意识.同时,在古代官场政治实践中,忠与孝经常抵牾对立,难以兼顾两全,屡屡引发古代官场社会所谓"忠孝不两立"的矛盾与冲突.面对忠与孝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忠在孝先,保忠弃孝,不仅是古代官场中人躬身践行的主流趋势,而且也是封建国家对朝廷仕宦群体一以贯之的强制性政治要求.     

古代“孝道”的社会化、政治化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迪

孝道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在古代,孝道被视为"德之本""仁之方",它植根于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可从中培育出爱、敬、仁、义等美德,并通过推己及人,行之天下,使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发展为政治伦理,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石,"孝治天下"的重要工具。"孝"文化虽然存在若干历史局限,但它所包含的合理性仍可以抽象继承。孝道最符合人的天性,以它作为道德教化的突破口容易被人们接受;孝道是善良的种子,它的生根开花必定会结出道德的果实;孝道是一种永恒的价值,它的升华可成就无私的博爱。社会化与政治化巧妙结合是古代由"孝治"到"德治"的战略设计,"倡"与"导"同时并举是古代推广"孝道"的战术举措。借鉴古人对孝道的社会化与政治化作无缝对接的战略思维,可以为当前推动道德建设、净化社会风气找到一个突破口。     

以友辅仁:论儒家的友伦与政治传统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传统中,朋友伦理始终与政治实践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表现出"家国同构"的特征,它的思想基础是以宗族血亲关系为核心的自然伦理。友伦与自然伦理不同,其完全依赖于主体间的平等交往,在政治参与中展开为明道、辅仁和责善三个向度。阳明心学的肇兴为友伦的深化提供了三项思想基础,其分别为"圣凡平等""万物一体"与"立志成德"。中晚明时期的士人尤为重视友伦,他们通过交游讲学发挥出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晚清至民国时期,一些学者认识到友伦与民主制度的内在联系,他们认为友伦相对于家庭伦理更为重要,因为前者蕴含的个人本位主义与平等主义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基础。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政治伦理与和谐社会

政治伦理与和谐社会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都曾从政治伦理的视角思考过建立和谐社会的问题。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建立和谐社会需要经济和财富基础,而经济和财富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效率问题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重要的,公平问题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更为重要。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取决于民主建设、法治建设,而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说到底则是社会规则和社会规则意识的建设。规则因时事而变,但其所遵循的政治伦理理念却当一以贯之。公、正、平、和的政治伦理理念在现代政治中贯彻得好,和谐社会当下即是。     

对当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伦理道德状况的实证分析

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在当前全面参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时代呈现出新的特征,社会变迁也有了新的特点.以当代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社会变迁的敏感集团作为观察视角,以这一群体的伦理关系、道德生活和伦理道德素质作为分析框架,浅析当代中国伦理方式的变化,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当代中国的伦理方式是古代、近代、现代的混合体,既有农业社会静态下的"人伦观",也有工业文明变化状态下的"人际观",还有信息社会交织状态下的"场际观",呈现出"三代同堂"即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状况.     

中国传统诚信观的涵义渊源与伦理特质

中国传统"诚信"伦理,是由"诚"、"信"两个基本概念构成的伦理范畴.两者均肇源于先秦时期古代政治传统,内涵各有侧重但又彼此互通,后逐渐融合为一体,共同组成中国传统社会信用观的伦理基石.对传统"诚信"观的涵义渊源及其互动关系的系统梳理,是我们透视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信用观伦理特质的一把关键钥匙.     

亚里士多德论“好人”与“好公民”

亚里士多德关于“好人”与“好公民”的论述体现了古典政治学的基本立场，即伦理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伦理的目的，二者密不可分。但是，这一基本立场在现代政治学开创者们那里因其“不切实际”而遭到批评和拒斥。他们以一种“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主张伦理与政治绝对分离。此观点发展至今，即为现代政治学中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基本划分。这种划分有其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导致了现代政治失去根基，日益沦为一种单纯的治理技术。     

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伦理权威丧失困境——基于道德践行的历史考察与马克思主义伦理视野的审视

基于古代传统道德文化践行的历史考察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的视角,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伦理权威丧失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古代主宰之天的现代伦理权威丧失,历史震荡冲击了儒家核心伦理的道德权威,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尚未完全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此三种原因造成了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伦理权威丧失,使中国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陷入了困境。     

伦理—政治与解放区小说的内在结构及文化属性

由政治而伦理与由伦理而政治构成了解放区小说主旨实现的主要途径,但这种方式的采用则表明解放区小说依然属于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值阈.解放区小说的言说者旨在构建一种与叙说对象同一的关系时,自然在遮蔽对象的同时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自我遮蔽.     

评循吏的亦“官”亦“师”

由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特定传统,循吏既肩负了一种特定的"官"之职责,又扮演了一种独特的"师"之角色。在地方行政活动中,循吏通过其"官"与"师"的角色互动,积极推进了地方风化。由此,它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一个特定渠道,也构成了中国古代行政伦理发展的一个特定向度。     

“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精英主义"原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下的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倾向,贝淡宁却将它强加于古代儒家与当代中国,谓之"贤能政治"。贝淡宁所倡言的"贤能政治"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理论,且充满着逻辑矛盾:它时而是民主制的对立物,时而又是民主制的补充物;时而坚决拒斥民主,时而又需要民主机制来保证其合法性。贝淡宁对民主政治的批评在理论上难以立足,对"贤能政治"的辩护也多似是而非。"贤能政治"的要害不仅在其关于民主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从而否定人民主权,更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条回归前现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