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宗统”与“君统”的斗争——兼论我国古代忠孝关系的三个阶段

我国古代的忠孝观念.经历了从忠于宗族到忠于国家政治,再发展到忠于君主个人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宗族依附为基础的忠孝观念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末期,至少可以追溯到考古所见的齐家文化中,经夏商二代至西周时期臻于完备.在此阶段的忠孝观念中.尊尊与亲亲合为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忠与孝合为一体.童书业先生概括为:“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后世之所谓‘忠’(忠君之忠)实包括于‘孝’之内……臣对君亦称‘孝’,君对臣亦称‘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时代.一国以至所谓‘天下’可合为一家,所谓‘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也.故‘忠’可包于‘孝’之内.无需专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时,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同族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遂不得不与‘孝’分离”.笔者以为.‘忠’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演化成为绝对效忠于君主个人的观念,主要还是指忠于新出现的国家官僚政治.包括忠于公事、忠于民、忠于职守等内涵.为行文方便计,仍称之为“君统”.从宗族依附之忠发展到国家政治之忠,是忠与孝的分离过程.也是君统与宗统之间斗争冲突进而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从春秋时代算起.经过战国、秦代.直至汉代前期方告完成.换言之.三代以来忠统于孝的忠孝一体.经过春秋     

先秦儒家与法家“忠孝”伦理思想述评

“忠”与“孝”是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念。春秋战国之际,“忠”由处理人事关系的一般准则,演变为臣对君的伦理道德;“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伦理道德,形成时间早于“忠。”周予同先生曾提出“孝”源于原始的“生殖器崇拜”之说。“孝”与血缘关系、宗法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春秋以降,随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的渐趋瓦解,官僚政治的逐步形成,“孝”的伦理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忠”的伦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先秦诸子曾就“孝”与“忠”的关系问题,展开争论,特别是儒家和法家的“忠孝”伦理思想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问题上:     

《韩诗外传》中的孝忠矛盾

《韩诗外传》是西汉初年儒家学者韩婴的著作,作者在书中特别注重忠道与孝道伦理,并对其进行反复的论证和阐明,努力挖掘能为统治者服务的伦理道德。但是,处于忠孝观念发生着迁移变化的历史时期,对于“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和冲突,他既没有和传统的忠孝观完全一致,也没有一意推广统治者所需要的“忠重于孝”。在韩婴的身上,集中体现出在西汉初年这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统一尺度蕴涵着的内在矛盾。     

试论传统“孝道”文化——传统孝道的历史嬗变以及孝与忠、刑的关系

传统孝道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概念,在中国最具特色。从历史上说,它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相关;从内容上说,它能够成功地把政治、法律与之进行有机地整合。这集中体现在孝与忠、刑的关系。孝与忠是密切相关的,“忠孝一体”、“移孝作忠”。但孝与忠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孝与忠的分歧,集中地反映了私与公两种道德、父权与君权两种关系的矛盾。在实际操作中,孝已经上升到由法律来担保其落实。如此以来,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孝道的极端化、片面化与绝对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之以辩证地、具体地态度来对待,从而实现传统“孝道”的创造性现代转换。     

论以孝治国与家国同构的文化模式

以孝治国和家国同构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种文化模式体现在血缘关系成为家国同构的历史起点,血缘关系自然地成为政治的前提,家族的血缘凝聚力成为政治制度的基础,继而构成官僚结构的政治框架。孝道诉求成为宗法制权力体系的逻辑基点,孝的本质特征阐释以及孝的历史渊源,孝蕴涵的社会政治诉求,孝伦理价值是与忠的政治价值贯通的。     

试论新官场小说中的伦理问题

20世纪90年代新官场小说的主题已越来越多地涉及官场伦理问题.官场伦理本质上属于政治伦理,涉及从政者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新官场小说反映了政治领域中官员政治公共道德的蜕变、个人道德的沉沦、权力伦理的缺失和伦理关系的失范.新官场小说家对官场政治伦理的广泛关注和深入剖析,凸显了时下官场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暴露官场政风蜕变的同时,流露出对官场政治道德衰变的忧虑.     

论经学与汉代忠孝观的整合

汉代忠孝观的整合是中国古代忠孝观念演变的一 个重要阶段。为了强调和倡导忠君 ，汉代经学提出了“家国同构”理论，也就是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这种忠孝观念的 整合实际是一种由孝劝忠的方法，即把孝亲作为忠君的手段，而把忠君作为孝亲的目的，所 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因之，汉王朝极力推广孝道，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尽管如此 ，汉代忠孝观念的整合仍存在着一些自身的缺陷。     

"君臣五位"刍议--中国古代禅宗政治伦理学说的文化透视

文章以"君臣五位"为观照点,详细剖析了古代禅宗在佛教中土化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曹洞宗的政治伦理学说已经融入了"忠"、"孝"之类的儒家理论,显示出了较为强烈的"入世"情怀,由此形成了中国佛教"亦出世亦入世"的奇特景观.     

官场小说的政治文化阐释——以王晓方官场小说为例

政治文化始终是根植于官场小说中的恒定因素,政治传统、政治伦理与政治文明成为官场小说讲述的核心内容,但官场小说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阐释仍然存在无法规避的局限和窠臼,使官场小说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陷入到模式化状态。王晓方的官场小说在对传统政治中的"官本位"思想、官场小说中的"现代性"焦虑和小说对政治表述的可能性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论现代和古代政治伦理的分野

现代政治伦理与古代政治伦理,既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又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关系。对现代政治伦理的理解和建构,离不开对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区分。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分野,主要表现在"政治统领一切"与"政治就是政治"、"权力"与"权利"、政治与各领域的融合与分离。现代政治伦理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把政治当作政治"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     

忠德论

“忠”是中国古代伦理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及儒家最为推崇的道德范畴之一,既具有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意义,又具有个人品德与美德伦理的意义.其基本内容与要求是做人做事真心诚意,尽心尽力,没有虚假和患得患失.“忠”在中国古代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对君上或主人的忠,另一种是对于国家、社稷和人民的忠,可以分别称之为私忠和公忠.在明清之际及近现代时期,思想家们对私忠作了较多的批判,而对公忠则作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与弘扬.     

近世中日文学里的忠和孝——从《怪谈牡丹灯笼》说开去

日本近世文学,受到中国儒家忠孝思想的影响很深。创作于日本江户末期的作品《怪谈牡丹灯笼》,最能体现这一影响的程度。作品分为“怪谈”和“教训谈”两部分,而以后者为主。主要揭示忠和孝的矛盾,最终以忠战胜了孝。这和儒家以邦为本的思想不尽相同,而与日本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形态有关。武士的道德,即忠为孝先。“孝”之所以没有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与日本的家庭制度有关。日本的“家”,是使各种人人尽其才的永久性结构,并不重视血缘关系。加之养子制度的盛行,更加冲淡了血缘关系。虽然德川幕府时期采取了一些抑忠扬孝的措施,但是以忠为中心的近世社会结构和意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儒家的忠孝思想,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反映在近世日本文学里,产生了新的内容和悲剧冲突,这正是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所在。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净明道的"忠孝"思想及形成原因初探

本文主要对宋元时期净明道的"忠孝"思想及形成原因进行初步的探讨.南宋净明道"忠孝"思想的特色,主要表现为重"忠孝"伦理行为规范的实际践履;并将之作为修道的重要门径,认为践履"忠孝"等伦理规范的目的在于通过此而"凝神"、"聚气"最后"成仙".而元代净明道在倡导教徒真践实履"忠孝"的同时,更进一步地看重其心中的忠孝观念的培养,并提出了"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的观点.这较之南宋时期,其"忠孝"思想的内涵又有了丰富和发展.本文认为,宋元净明道"忠孝"思想的形成,是宋元那个特定时代以及道教教义思想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     

“孝”的历史命运及其原始意蕴

"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基德。自"孝"文化产生时代起,它就受到了特别的推崇。在中国古代,孝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神本到人本、由家庭道德到政治道德的历史变迁。"善事父母"不是"孝"字的原始涵义,而追祀事鬼、"继志述事"更接近"孝"的原始义。甲骨文的"孝"字与金文之后的"孝"字结构及其涵义的差别,反映的是殷周之际伦理文化的变革,即由"神本"伦理到"人本"伦理的变革。     

略论汉唐核心政治道德的转变

忠与孝均为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在不同时期二者的次序并不相同。两汉至唐前期,孝居于核心政治道德的地位;中唐以后,忠的地位上升并超越孝。本文即对此差异及其影响略予分析。     

儒学和基督教"孝"伦理观之比较

"孝"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伦理实践中具有基础地位与核心意义,而对西方社会及其伦理生活同样具有深刻影响的基督教对"孝"观念问题也存在着种种教导与论述.从发生逻辑、内在结构、价值取向诸方面考察,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自然之孝、身份之孝、人本之孝,后者则基本上属于一种启示之孝、契约之孝、神本之孝.立足于全球化视野,如何能够在努力卸载两种"孝"观念政治性、宗教性等意识形态方面之历史负担的基础上,充分而自觉地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补充和修正,从而为建构全球普遍伦理提供某种契机与资源,应当是一更有意义的重要课题.     

"家国一体"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分析

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价值取向。随着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统治者把家庭伦理移植到政治生活范畴,建立起一整套诸如“忠孝一体”、“宗法礼制”等“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伦理规范,从而通过树立“君父权威”实践并强化其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最终导致公权私化、家国一体。     

忠孝之道:传统政治伦理的价值结构与传统义务观

政治与伦理道德相互涵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忠孝之道作为传统政治伦理的主干,既是人们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又是统治阶级藉以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政治准则。在认识上,理论形态的忠孝之道具有价值同一性;在实践中,操作化的忠孝之道又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普遍存在,兼具统一与冲突的忠孝之道制约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与选择,在社会政治意识方面     

论中国传统行政伦理

在中国传统行政的道德话语体系里,外灌式行政伦理与内引式行政伦理并存.外灌式行政伦理作为信念伦理,是儒家伦理在行政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并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发挥其功能,然而,由于儒家外灌式行政伦理是一种脱离中国古代官场现实的信念伦理,它无法提供有效地指导古代行政官僚行为的伦理准则,由此导致内引式行政伦理作为非正式制度取代外灌式行政伦理,并成为实际指导古代官僚行为的通行伦理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