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祀入礼:权势转移中的国家形成

礼制是中华文明模式和统治秩序的核心制度。礼制与王权相适应,起源于祭祀神权并逐步发展。礼制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与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消长转移过程相一致。红山、良渚时期神权为主,龙山、二里头时期王权占优。以夏禹时期大型青铜礼器的出现为标志,王权国家最终形成。礼制完善与国家形成之间的互应关系,宜视为古代文明的动态标准。     

论西汉刺史制度的产生及对郡国的监察

汉武帝时期建立的刺史制度是西汉监察制度的一大变化，它是在郡国并行背景下的新的选择。王国傅、相与诸侯王的矛盾是建立刺史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刺史监察郡国．不仅扩大了监察范围．也使西汉的监察制度化。刺史监察制对西汉基本结束郡国并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试谈辽礼及其与唐礼宋礼的关系

我国古代中原各王朝都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无一不以“礼制为本,法制为用”做为其统治的指导思想和统治的基本手段.古代的“礼”,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等一系列典章制度以及贯穿其间的思想观念;就狭义说,则专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经常举行的祭祀、朝觐、冠昏、丧葬、军旅诸方面的礼节仪式.礼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及其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历代王朝,为了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地位和维护统治秩序,又把“礼”制度化,成为礼制.     

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

西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因不循古礼而为后世所讥讽。随着儒家礼治思想渐趋浓厚,汉元帝永光、建昭年间,依据礼典规范皇帝宗庙典制。其主要内容就是罢弃西汉初、中期建立的西汉"祖"、"宗"郡国庙,定皇帝宗庙迭毁之制。     

中国农业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探微

在中国农业社会儒教礼制的文化架构中,政府信任关系表现为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关系,它以血缘共同体为原生点,与作为“情感一伦常”社会关系模式同构的,在学术表述中,是以“礼”来加以概括的。因而,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被作为“礼”和受到礼俗规范的。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反过来作用于中国农业社会统治体系,发挥着维护统治秩序的功能。     

廖平的《王制》研究

廖平认为,经学之核心在于礼制,经学之分今古即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今文学所主礼制同出《王制》,古文学所主礼制同出《周礼》。廖平治经专重《王制》,是其以礼制治《春秋》的学术宗旨使然,也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晚清经学发展脉络的总体把握。     

论中国古代"垂衣而治"的政治文化内涵

中华衣冠文明从一开始就与道德、法权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必须在礼制与法权的严格规定下选择服饰.从某种意义上说,服从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就是服从了专制统治秩序和法权.尽管冠服制度历朝都有所更新,但其维护专制统治,稳固宗法礼制的宗旨却是一贯的.因此,"垂衣而治"作为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大特色.     

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礼制的重建: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再认识

西汉后期的元、成时期 ,僭越与践踏礼制的现象日益严重 ,刘歆争立古文经 ,是与哀帝欲加强皇权、振作有为的政治举措相呼应的。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的思想指向可见 ,重建礼制正是他争立古文经的用意之所在 ;实际上 ,《左传》等古文经确有助于加强礼制建设。刘歆争立古文经的举动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在礼制建设上的缺失 ,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

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政治上,找到了北魏王朝正统地位的经学与历史依据;二、社会变革上,实现了拓跋部由游牧文化向中原农耕文化在礼制方面的转变;三、学术上,解决了汉魏晋诸儒没有解决的一些经学难题。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关于汉武帝初年儒道之争若干史料史实的辨正

汉武帝即位之初 ,儒家学者同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学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双方由学术之争发展为对政权的争夺。建元元年冬十月 ,汉武帝下诏举贤良文学之士 ,结果所举之士被丞相卫绾全部黜退。这是窦太后对儒学改革人士的第一次打击。六月 ,汉武帝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虫分为太尉 ,开始实行一系列改革政策 ,打击朝中保守势力 ,加强中央集权。建元二年冬十月 ,窦太后突然发动政变 ,将改革派人物全部黜退 ,政权重归保守派之手。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死 ,汉武帝又罢免了全部保守派人士 ,正式开始了内改制度、外兴功业的有为政治。董仲舒上天人三策 ,为汉武帝所采纳 ,儒学登上了汉代统治思想的宝座     

论孝悌观念在北魏的确立

鲜卑民族原来是没有孝悌观念的,孝悌观念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来是从孝文帝时期才开始的。为普及孝悌观念,孝文帝采取了五大方面的措施。孝文帝的举措使鲜卑民族最终接受了儒家重礼重孝的文化传统,也挽救了自汉末魏晋以来汉民族的家族伦理危机,为民族融合、社会整合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论黄老思想与刘邦的治国实践

无为而治是黄老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它在西汉初年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刘邦作为汉代的第一任皇帝,也是汉代黄老之学的首推者。黄老思想在其治国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地运用,并对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略论秦汉变革之际的叔孙通

秦汉变革之际，叔孙通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审时度势，应变自如；持守儒家学说，又不囿于门户之见。他几经周折，终于取得汉初统治者信任。汉初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儒学至汉武帝时得以成为显学，叔孙通功不可没。     

社会转型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周革殷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汉王朝使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并确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到"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的完成;二是权力体制上的封建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官僚体制的建立;三是在思想传统上,汉代在先秦以来"礼乐"思想的孕育中,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奠定了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思想。从而确立了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吕氏春秋》的君王论思想

《吕氏春秋》在关于君王的产生、君王的作用以及君王的为君之道等问题上融合了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言论,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系统的思考。《吕氏春秋》的这种君王统治思想在秦朝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却深刻地影响了汉初统治者,并且在《淮南子》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战国至西汉游侠与国家互动及游侠身份转变简

游侠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从新兴的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随着它于西汉后期转化为豪族而从历史上消失了。纵观游侠作为一个实体性阶层存在的历史,它与国家互动关系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战国时期卿相贵族招养游侠,游侠为国所用却又以武犯禁;秦代对游侠限制、打击,游侠却成为反秦力量的中坚;西汉初至景帝时期对两类游侠采取不同的策略,两类游侠一兴一衰;汉武昭宣时期对游侠采取打击与引导相结合的手段及游侠出现分化;元成至西汉末期国家对游侠进行拉拢及游侠转化为豪族。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王权支配社会的原理起着主导作用。游侠阶层最终被逐渐强大的王权所整合。